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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藩和张国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东州市老百姓还在议论他们，这让市委书记魏正隆想了很多。东州出了这么大的腐败案，自己这个当班长的，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都是因为自己怕伤了党政两家的和气，而没有及时提出批评指正，甚至容忍迁就造成的。
李国藩到东州就职不久，就开始与市委闹独立，从改造市政府大楼不向市委打招呼，逐步发展到重大项目、重要资金问题个人说了算，重要人事任免独断专行。虽然客观上做了一些群众叫好的工作，但是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领导，一个自律意识很差的官员，难免我行我素，发生腐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魏正隆因“李张大案”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本应调离市委书记岗位，但考虑到东州市的稳定，组织上还是给了魏正隆一个改过的机会。
现在薛元清也要抛开市委闹独立，市政府的许多决策不仅不向市委打招呼，连人大也绕着走，长此以往怕是要走李国藩的老路。
想到这儿，魏书记的额头沁出了汗，他觉得应该找薛元清好好谈谈了。想当初，自己若能常找李国藩、张国昌好好谈谈，两员干将不至于走向绝路。
薛元清对魏正隆的掣肘非常不满，他觉得魏正隆虽然口碑好，但是自己年龄上占优势，取而代之是早晚的事，眼下最重要的是组建经营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
东州权力的核心决不能由魏正隆打着党的旗号一个人把持，这一点薛元清极为清醒和警觉，但是魏正隆是一个极难对付的对手，这个人政治经验太丰富，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党棍，又臭又硬，强横得不给对手留下任何余地，和这样的对手打交道必须伺机等待，一旦时机成熟必须痛下重手，否则只能在这种人手下永远委曲求全，这是薛元清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对于政治家来说，东州是一个出政绩的绝佳的政治舞台，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政治机会。
此时的薛元清正在招商引资大会上面对众多记者，展示着自己的远大理想。
“薛市长，您希望通过政府规划，把东州建设得像华盛顿，还是像纽约？像上海，还是像北京？”一位记者问。
“我希望东州既不像华盛顿，也不像纽约；既不像上海，也不像北京。东州的文化是独特的。没有卢浮宫，巴黎是什么？没有音乐，维也纳是什么？所以东州就是东州，东州是独一无二的。”薛元清神采飞扬地说。
“那么东州的优势是什么？”记者又问。
“‘经营城市’的理念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经营城市’的新理念是我就任东州市长后提出来并积极倡导的，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企业可以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来管，而城市只能由市长来管，如果市长的兴趣不在城市而只在企业，这个城市就会因疏于管理而荒废。脏乱差的城市，以经济眼光来看，就意味着悄悄地贬值，也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市长不管企业，还有董事长和总经理；市长如果不管城市，城市就无人去管。”
薛元清的讲话很具煽动性，他作秀的本领一点都不比李国藩差。
我记得在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李国藩和张国昌邀请了二十几名东州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在会上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大谈东州经济gdp的增长，当时李国藩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次作秀让这些经济顾问们对自己在东州的政绩在理论上拔拔高，没想到却遭到了批评。
一位姓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严肃指出了东州经济与生态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增长也要讲道德；另一位姓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说，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内涵完全重叠的概念。东州市决策层对这一点的认识有误区，总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认为增长了就是发展了。其实，根据发展的类型，有的是“高增长、高发展”有的是“高增长、低发展”也有的是“高增长、无发展”东州市一定要警惕走入“高增长、低发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
两位院士对东州的发展提出了批评，这使李国藩的心里很不舒服。最后，张国昌说，各位对市政府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各位都是专家院士，是东州市最大的财富，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
郑院士和王院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很为难。他们说，能不能给东州市的院士“市长级待遇”
我没想到两位院士还有这种官本位思想，科学的最大悲哀就是给有成就的科学家戴上一顶乌纱帽。不过，我看得出，如果选这两位院士当市长，他们会义无反顾地抛弃得之不易的院士头衔。这是不是科学制度的悲哀。
这件事让我认真地思考了市长都有什么待遇，答案是：一个不腐败的市长只是人民公仆，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一个腐败的市长自认为是人民的父母官，那他要什么待遇就有什么待遇。
如果官员把权力看成是公众的，就会运用权力造福社会；如果官员把权力看做是实现自我价值用于自我享受的工具，就会危害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现实生活很难证明，想当官的人都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目的。理性的社会学者更愿意把职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当作人生方式来考察。既然是投资，每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考虑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