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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碧辉煌的中南海涵元殿中，巨大的长条形檀木桌前，秦长风正在主持一场格外严肃的国务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讨论1926财政年度的国家预算。与会的各部委员都埋着头，专心阅读着一份财政部提交的备忘录。这份长达二十三页的报告内容十分翔实，以大量数据忠实还原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运行情况。
对于在座的各部委负责人们来说，这个每年一度的“分钱”会议，直接关系到来年本部门所能享受的财政预算。俗话说：有钱好办事。不论哪一个部门，经费短缺做什么都是白搭。所以每逢这种时候，人人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仿若进入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唇枪舌剑，大打“预算争夺战”。
“同志们！”财政部长张思齐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首先打破了会场上的沉默，不紧不慢地道：“今年的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财政部的日子很不好过。现在离年终还有一个多月，国库就差不多空了。不管怎样保守估计，今年的财政赤字都在八千万以上。要是按白银计算，那就是将近四千万两。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咱们这亏空都快赶上当年清政府半年的税收了。”
众人面面相觑，谁都知道今年财政部的日子不大好过，可谁都想不到形势竟然如此严峻。不过仔细想来也不奇怪，如今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大工地，无处不在大兴土木。而对于铁路、公路、桥梁、水利、电站等大型基础设施和城市配套设施的建设，民间财团很难独立承建，且又都是些前期投入巨大、回收期漫长的项目，多半还是需要国家财政直接投资。这还不算，近年来连续收回了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原本是个大好事，但这些地区大多属于经济民生十分落后、治安十分混乱的地区，接受这些土地时国家非但不能立刻增加财政收入，反而要在短期内投入巨资扶贫帮困、整顿治安。泱泱大国，千头万绪，没一处不需使钱。再有，频繁的对外用兵，以致军需浩繁，再强大的国力也难免不堪重负。
真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别国看来，中国这些年来占尽了便宜，出尽了风头，又岂知这其中所付出的代价，实难尽表。
秦长风肃容道：“今天的这个会，与其说是商讨下一年的财政预算，不如说是找大家来研究一下，如何解决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我用‘危机’这个词并不言过其实，如此巨大的亏空怎么填补？直接影响的将是中元的信用，稍有处理不当便会动摇国家的根本。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就算帮我这个管家过了这个年关吧。”
话音刚落，工业部长孙浩民就接上了。他显然准备已久，一开口就大念苦经：“截至今年10月31日，在我部备案的国家重点在建项目一共是452个，其中有我部或国投直接投资的项目是381个。但是，由于建设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目前有55个项目处于停工待料状态，111个项目预计不能在计划工期内完成建设任务——”
秦长风皱起眉头，他原意是要把人聚起来商量“生财之道”的，不料这个孙浩民张口就哭穷，言下之意实际上是在要钱。不过换个角度想想，也不能怪他。任何一项重大工程，一旦拖延工期，国家都会蒙受天文数字的损失。若学着旧官场报喜不报忧，只能是误国误民。心头刚平复了些，岂料却只是个开头，接下来农业部、商业部、铁道部等的发言无一不是在哭穷诉苦，所陈情状件件刻不容缓。
秦长风无奈，挥手停止了自由发言。转而询问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范汉成：“我就要你一句话，税收方面还有多少潜力可挖？”范汉成摊开双掌，笑道：“总理您是知道的，这些年的税收每年增长幅度都在二十个百分点左右。现在国家有困难，我责无旁贷，只要总理您一声令下，我范汉成就立军令状，明年再增加五个百分点，完不成任务提着头来见您。”
范汉成早在秦长风任湖北工业大学校长时就是他的左右手，从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秦长风内心清楚，在不提高税率的情况下，额外增加的这五个百分点将会对这位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得意门生造成多么巨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了。但即便真如范汉成所言，相对于流水价的财政支出来说，区区五个百分点依然不敷所用。当然，调高税率也是一个办法，可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这种杀鸡取蛋的方法断然不能动用。
自古以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不外乎开源、节流两个方面。既然开源无望，就只能在节流上作文章了。众人的目光渐渐集中到了一直保持着沉默的国防部长杨霆身上，众所周知，在建国以来历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比例都占五分之一以上，1925年的军费支出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百分之三十八。可以说，当前的财政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益加重的军费负担所引起的。
中国毕竟是一个新近崛起的国家，纵然拥有超越时代的科技实力，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储备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对于西方列强，中国可说是资历尚浅。当然了，若假以时日，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从陆少阳等人的角度看，夺取全球领导权不过是方舟计划的第一个步骤，他们无论如何也等不起按部就班地从容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和军队同等重要，任何一方都必须超常规发展。
在此精神下，中国军方为迅速提升海空军实力，军费年年激增。加上连续对外用兵，国防支出如同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虽然中日战后向日本索要了巨额赔款，但战后的日本国力毕竟有限，只能分期赔付，自然是远水不解近渴。所以，中国虽然在军事上一战收服了日本，但也直接导致了财政上的严重赤字。
国际通行的办法是，发行政府公债平衡财政收支。比如英国，从17世纪开始，英国政府年年债台高筑，为的就是给海军融资造军舰。在英国政府内债最重的时期，每年向国民支付的国债利息竟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这虽然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但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凶险。所以并不能完全照搬英国经验，只可有选择、有限度地借鉴。会前秦长风就已调阅过中央银行呈报的有关数据，国债总额已大大超过以现代数学模型计算出的偿付警戒线，继续增发无异饮鸩止渴，实在挤不出什么水分了。
秦长风不觉也将目光落到了杨霆身上，事实摆在面前，财政危机的“罪魁祸首”就在于过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如能大幅削减军费，至少可以在短期内极大缓解当前的危机。何况现下日本已经战败，国家去除了心腹大患，也从此拥有了完全开放的海洋。唯一的隐患不过是吕宋岛上的数万美军，却处在中国南海舰队和棉兰红军的战略合围之下，根本动弹不得，已构不成现实的威胁。
根据石铮亲拟的太平洋战略，驻菲美军无疑是中国海军的下一个攻略目标。但从整体国际战略出发，中国尚未积蓄起决战太平洋的国力和军力，至少在短期内不宜与英美列强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在当前非常时期，军方在财政上作一些让步似乎并不为过。政府内外也有许多人士认为，收服日本后，全中国都可以松一口气了，中央大可以把主要视线收回国内，全神贯注地发展经济民生。
可惜这些不过都是表面现象。秦长风随即想到：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走向全球的一个门户，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列强们之所以没有直接干预中日战争，不过是存了种种顾忌。事实上，西方各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亲密盟友”德国。据安全部门的可靠情报，英、美、德三巨头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自中日开战以来就展开了空前频繁的接触。包括政府高层间的秘密互访、外交上的彼此呼应、一些民间商团耐人寻味的合作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中日之战刺激了西方政治家们敏感的神经，正在促使他们相互靠拢，联手遏制中国的崛起势头。
尤其严重的是，在中亚及中东问题上，西方大国间取得了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默契。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英、美、德、法等国商人在该地区开设的各大石油公司相继爆出合并、重组以及联营的消息。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列强们表面上没有签订任何官方协议，却在无形中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其用意不言而喻。然而该地区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基地，拥有几乎取之不尽的优质石油。甚至可以说，谁掌握了该地区的主导权，谁就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而南下印度洋、把扼亚欧海路之要冲，则更是巩固中国亚洲领导地位、西进战略的核心所在。然中亚诸国距离中国内地路途遥远，非强大的铁路干网不足以为依托，兰新铁路尚未建成，空有百万雄师而无用武之地。
对于这个问题，政治局五位常委早已统一了思想：中日之战后，国家面临的第二场大仗就是中亚之战，并且此战必须赶在西方各国实现完全和解之前猝然发动，将西方大国的战略同盟瓦解于襁褓之内。形势迫人，即便国内有再大困难这一仗也非打不可。在这个关键时刻，削减军费无异于自断臂膀。
国家大政往往便是如此，一切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都不会坐等着你按部就班地从容料理他们，当政者唯有于千难万险中奋发图强。在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上，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气魄和胆略。
秦长风和杨霆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无奈。秦长风不禁摇了摇头，他原想征询一下杨霆的意见，但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去，再次将视线移开，环视全场，向在座的各部委负责人一一扫过：副总理兼内政部长万季青、外交部长周子才、工业部长孙浩民、商业部长郑思哲——。其中没有一个年龄超过四十周岁的。这些青年干部虽出身、经历各异，且现下表情中都带着些凝重，可眼神中几乎全都透射出倔强的自信，和一种专属于青年人的火热冲劲。秦长风暗自感叹，若是在他的那个年代，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内阁班底竟会是一群“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当真是祸福难料。
不过青年人也自有青年人的好处，思维活跃，敢打敢拼。在他们身上，至少看不到旧官场上那种酸腐的习气。沉闷的空气中，年仅三十七岁的国务副总理万季青开始了发言。万季青多年来一直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政坛的明日之星”，其原因绝不仅指他是陆少阳身边的红人，而在于他本人的才干和在政府内外日益高涨的威望。万季青早年从事党务工作，颇有建树。1915年爆发“七二一反革命政变”时，他被陆少阳亲自指定为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内清洗反革命分子的主要负责人，历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其后调入国务院任国家计委主任，主要负责整顿经济秩序，曾在多次席卷全国的“粮荒”、“煤荒”、“抢购风潮”等事件中力挽狂澜，展示出超人的政治智慧和勇气。由此可见，其平步青云绝非幸致。
万季青的发言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针见血地说道：“说来说去，无非是个军费问题。可是当前的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削减军费，不但不能减，而且要大幅增加，这就必然拖滞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个问题一天得不到圆满解决，咱们这些人就一天没有安生觉睡。”
接着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从宏观上看，国防事业其实也是一种风险投资。投资主体是国家，投资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而军队建设、战争等军事行为可以看成日常的经营活动。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国防部和解放军总司令部就是我国最大的商业企业，或者说是一个保安公司。”
这番话一出，包括秦长风在内，人人面面相觑。若在别的任何场合，乍一听到这种理论，人人都会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个疯子之口，竟然把无比庄严的国家重器比作一个只追求利润的商业机构。可这话出自万季青之口，其分量就不言而喻了。
秦长风心中一动，隐约把握到万季青大胆的设想，微笑着鼓励道：“季青同志有什么新思路？不妨直接讲出来，大家议一议。”
万季青点点头，提出了他的全新计划：“简单地说，本人的意见是，向全社会公开发行国防事业股票。首先以货币形式测算出全国武装力量的价值，作为设定国有股权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向社会各界公开募股，所筹股金全额用作国防经费。其后的每个财政年度，央行均可视需要向民间增发股票，而每年从国家预算中直接划拨的军费，可同期折合为增持的国有股，使政府与民间所持股权的比例基本稳定。”
“当然，国防事业不可能简单等同于股份公司，民间持股无权干涉国防大政，唯一的权利是参与年终分红。我的初步设想是，从每年的国税收入中提取固定比例的分红资金。也就是说，影响股价的主要因素是我国的整体国运，与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联系。另外，对持有巨额国防股票的民间企业和个人，我们可以给予政策上的倾斜，比方说从别国取得的诸如筑路权、开矿权、专卖权等各种利权，向国内企业分包项目时就可视持股数为主要审核指标。”
“好！”听到此处，秦长风不禁拍案喝彩。这的确是个妙到巅峰的金点子，中心思想是以“国防股票”的形式来鼓励民间“投资国防”。此法若能成功实施，可谓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军费问题。
第一，发行股票不需偿还本金，因此国家在迅速集聚巨额资金的同时不必承担内债；第二，每年从国税收入中提取固定比例向广大股民支付股息，无形中将财政风险转移、分摊到了每个投资者身上，而且其中的国有股比例无疑是绝对重头，所以事实上不需全额支付，财政负担相当轻；第三，将持股数与对外利权挂钩，可鼓励具有远见的大财团、大企业集中投资国防事业，活跃市场；尤其关键的是，通过发行国防股票，使国家和个人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可大大提升民族凝聚力。
这些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会场气氛顿时热烈了起来，纷纷交头接耳，赞叹不已。财政部长张思齐会心笑道：“我完全赞同万总理的意见，举双手赞成。我认为这个方案的关键处在于政府的信用度，这在我国当然不算问题。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快速稳定、社会安定、外交军事节节胜利，我相信此法一经公布，广大人民一定会踊跃认购。我建议，宣传部门应全力配合，结合爱国主义教育推广下去。”
会议开到这个程度，气氛已相当轻松，万季青的方案等若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新财源，几乎所有麻烦都在同一时间迎刃而解，国税局长范汉成也不失时机地向会议提出了他有关活跃融资市场的新提案。
范汉成长年来一直从事经济工作，在财政部、海关总署、中央银行都曾任过要职，理财经验十分丰富。在他看来，融资市场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起着核心作用，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股票交易市场。结合多年来积累的理论和实践，范汉成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充满“投机”色彩的中国股市。
其原因是：只有拥有一个充满“投机”的股票市场，才能使股价不断上涨，股市交易兴旺。当然，这必然会产生连续不断的股票泡沫，但也恰恰只能是这些“投机热”，才能为每次重大科技革新提供大量低成本资金，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总认为“投机”是一种破坏社会经济稳定的行为。范汉成为此举出美国崛起的例子。最初的美国股市发展缓慢，到1800年时美国才有三百多个股份有限公司，而且绝大部分是有关桥梁、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以及银行、保险业的公司，股票投资者也很少。第一个现代纺织业公司“波士顿制造公司”，到1850年时也不过只有123名股东。
相对于依靠海洋贸易发展起来的英国金融业来说，美国是以科技革新为中心的股市经济。当全世界第一条实用铁路于1825年在英国建成时，美国人发现，只要有了火车，把铁路修遍全美各地，经济发展就不再只局限于建立在海运基础上的沿海地区了，而是可以向内地全面扩张。火车显然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铁路概念的刺激下，大批美国铁路公司在新英格兰、芝加哥等地相继成立，人们一致认为，应该把美国各地都用铁路贯连起来，因此几乎每个人都觉得铁路公司的投资价值十分深厚。于是，当时在纽约和波士顿掀起了购买铁路股票的狂潮。正因为这场看似非理性的狂潮，才能为当时冒险创业的实业家们提供巨额而又廉价的资本。直接后果是，催生了美国的融资机器。
接下来，美国人贝尔在1875年发明电话， 随后贝尔创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在全美推广电话服务，其股票很快被炒翻了天。同一时期，爱迪生于1878年创立“爱迪生电气照明公司”，紧接着发明了电灯泡、发电机和供电厂。该公司其后又与另一家电力公司合并，成立了美国最大的“通用电气公司”，公司股票也成了市场上的炒作热点。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成功范例，美国的一切新技术革命都离不开股市上的“投机”热潮，同时也打造出一部部“个人致富神话”，促使更多的财团将资金冒险投入股市，为更多的有志之士提供创业资本。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老牌海洋霸主英国的资本家们，往往需要许多年才能积累起财富。英国股市发展了数百年，依然步履缓慢。美英两国金融的根本区别在于，美国拥有股市这个折现机器，极大加快了财富积累速度，股票的高流通性使美国的创业文化、创新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会场上再次陷入沉静，人人都在低头思索。范汉成对英美金融的比较，蕴含着深邃的意义，其中很多方面都发人深省。美国精神的核心是以投机激发海量的投资动力，从而引发更多的创新。只有认可“投机”，才能使股价迅速窜升，使更多人心甘情愿地去股市投机，增加交易量和流动性。同时，在股市上炒股并不是唯一的投机方式，毕竟仅靠炒股很难暴发，更能赚大钱的是作个创业者，开公司上市。去创造下一个奇迹，这才是最大的投机。
身为现代学者的秦长风自然深谙其中的玄妙，范汉成的论点对他来说也不新鲜。秦长风满意地望着慷慨陈词的范汉成，暗自估量，觉得中国经济经过十几年的飞速发展，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基础条件，此时大力发展融资市场，应当是适逢其时之举了。心意顿决，也不与众人过多商议，当场指示范汉成，迅速草拟一个系统性规划出来，直接报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
1926年2月10日上午9点整，座落于上海外滩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鸣锣开市。同日，“中国国防事业股票”公开募股，股票代码000001号，每股发行价1中元，首次发行量1亿股。由于社会各界对中国国运普遍看好，加上各大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所以认购十分踊跃。该股上市后第10天，股价已窜升至4.8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