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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5年12月5日，中国共和党二届一中全会提前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在1920年前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
国内外局势初定，但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主要是因为朝鲜战争，几十万大军跨海作战，对于财力有限的共和国来说，这笔军费开支实在浩大，直接导致了东北地区的物价上涨，然后迅速波及到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粮、棉、油、化工原料等价格一路飙升。大批投机商人乘机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在黑市上炒买炒卖黄金、美元和银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结果引起了金银价格暴涨，金价暴涨又反过来带动了一般物价的上涨，进一步加剧了中元贬值。
其次是在“七二一反革命政变”前后，政局动荡，人心不稳。一些银元贩子到处造谣，结果在10天左右时间内，黑市上的银元价格就被哄抬了2倍多。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上海从7月21日起到7月29日的8天内，物价就上涨了2.1倍，黄金上涨了2.7倍。
1915年是中国共和党在国内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却也是建国以来财政状况最困难的一年。
身为党政最高领袖的陆少阳深明，必须设法把物价稳定下来，物价不稳定，其他经济恢复工作根本无从谈起。 而稳定物价，实质上就是从工商业资本家特别是投机资本家手中夺取市场的领导权。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陆少阳指出，必须以行政措施和经济力量相配合，坚决打击投机势力，一定要实行强有力的金融管制。
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金银外币是市场物价波动的先驱。必须迅速建立起中国中央银行和中元在全国金融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规定私营金融机构由央行实行监督和管理，大幅度调高私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实行短期通货紧缩，抽紧银根，严格控制贷款投放；严禁买卖金银、收兑外汇以及对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此外，还要加大吸收存款的力度，吸引社会游资，缓和社会多余购买力和游资对物价的冲击。
在建立和健全金融管理体系的同时，各地党组织发动民众反对银元金钞投机的斗争，一方面禁止金银外币的自由流通，一方面推行有奖举报制度，各地方专门成立了金融管制联合办案组，拥有直接搜查任何可疑场所的行政特权，对于私人持有的金银外汇，一旦被查抄出来，当场没收，并且根据查抄所得奖励举报人。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还适当调高了收兑金银外币的牌价，鼓励民众上缴金银外汇。
上海市警察厅组织了大量警力，在各大金融机构附近等黄牛（投机分子）经常聚集的场所严密布控，先后组织了十余次专门针对黄牛的大规模抓捕行动，并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恶分子100余人当众枪决，有力地震慑了投机分子的气焰。另外，国家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对一般私营银行、钱庄，加大管理和监督，对专门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等非法信用机构则严格取缔。广州就取缔了地下钱庄87家，金银兑换店377家。 经过一系列重点打击，基本上制止了金钞投机活动。私营银行钱庄业务也基本上纳入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
金融管制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控制主要商品，通过集中抛售商品来打击投机活动，平稳物价。首先，根据重要物资短缺容易引起投机的特点，由峰青集团牵头，中央银行提供专项贷款，直接到主产区（如粮食、花纱布、煤炭、土产、油脂）集中采购物资，以专列直接运送到各主要城市，在各大火车站就地平价销售给市民。先在各大中心城市中平抑住物价，以此辐射带动全国市场的物价稳定。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场面，各地的火车站旁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大多却不是行色匆匆的旅客，而是排队等候平价米面的家庭主妇。只要听见火车的汽笛声，不论来的是什么车，人群中立刻就会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在中国人心中，峰青集团这块金字招牌的内涵，远非一个商业集团可以比拟，用全国人民的衣食父母来形容绝不过分。
在几次物价狂涨风中，峰青集团均抓住时机，集中大量抛售物资，使物价迅速下跌，给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以沉重打击。例如在1916年7月，由于东南各省普遍遭受强台风袭击，造成大面积水灾，导致粮价猛涨，此次风波从上海开始，每天涨20—30％，各大城市生活用品也跟着往上涨，投机活动甚为猖獗。峰青集团即利用专列紧急调运物资。从7月10日—8月10日一个月中，在上海抛售棉纱2万件，棉布30万匹，粮食就更多了，仅8月6日一天就抛售粮食911万斤，相当于平时交易量的10倍以上。但涨风依然未能制止。于是，中央经过缜密研究，全面布置各大城市调集主要物资一起行动，陆少阳亲自签发命令，直接从国家粮库中拨粮赈灾。8月15日进行大量抛售，16日物价即大幅回落，打了囤积居奇者一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事实证明，既有经济力量再加上行政管理力量（政治力量），不但打击了投机活动，稳定了物价，而且还巩固和发展了政府威信，引导工商业者走上正当经营的道路。
除了采取以上积极措施打击投机势力外，政府还做了多方面工作。如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调整对外贸易，国家直接收购物资作为战略储备及帮助私营业主发展生产等。
1916年3月，广州召开首届全国性的物资交流大会，其间宾客云集，首次会议的与会人数就高达2000多人，各地商贩纷纷来此寻求商机。此后各大城市纷纷效仿，但都不及首倡义举的广州为盛。多年后中国广州交易会更成为了全世界客商云集的盛典。而因此一举成名的广州市长张思齐也受到了中央通报嘉奖，不久后便被调入北京担任商业部长。
二
经过“七二一反革命政变”的清洗，各级政府机构中都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共和党干部，一扫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相互推诿的旧官场习气。举步维艰的土地改革终于得到了顺利推行。各省都向县、乡两级派出了土改工作组，和当地农会紧密配合，严厉打击以各种手段抗拒土改的地主，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土改的积极性。到1916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共和国建立初期，由于军阀势力的阻挠，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能够贯彻执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政策。共和党掌权后，严令各级政府消灭一切外国在华特权，直接导致其在华经济中的垄断地位相继失去，各国企业纷纷歇业或撤走，剩下的也大多是生产下降，经营不利。精明的美国商人们大多选择了撤走，还有一些外商选择了将企业出售给中国商人或委托他人代管。到1917年，各国在华企业已减少到了113家，职工减少到0.9万人，资产减少到1.3亿美元。基本上退出了中国市场。
在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同时，还进行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满清皇朝在经营华夏的近三百年时间里，从皇族到王公大臣，依靠所掌握的政权集中了难以计数的资产。清朝政府虽然被推翻了，但是记在各大家族名下的房屋、田产、店铺、珠宝、古董依然庞大得惊人，据不完全估计，仅各大家族拥有的不动产价值就在1亿中元以上，以白银计算相当于约6000余万两。前北洋政府和国民党高官们也毫不逊色，他们利用职权*，掠夺了大量工厂、矿山、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电灯、电话、农场等经营实体。
财政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300多人组成的清算组。专项核查清室、北洋和国民党要员的个人资产。首先开列出排查人员名单，然后逐一调查其各项财产。
处理原则是，古董文物一律充公，个人总资产在10万元以下的不予追缴，超过10万元的部分，现金和存款一律上缴国库，珠宝、房产、经营实体等变卖后充公。北京、沈阳两地的皇宫分别改建为故宫博物院，在各大王府、皇家园林、行宫等重要历史遗迹中居住的人员一律迁出，移交国家文物局妥善保护。
为彻底根绝官僚资本，保护中国脆弱的民族工商业，陆少阳专门签发总统令，规定所有在政府机构中工作的人员每年申报一次个人资产，本人及配偶子女一律不得经商，否则一经发现就地免职。石铮也以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签发命令，所有军事单位、在役军人不得经商，违者开除军籍。
三
朝阳升起，北京皇城南侧，大明门和承天门之间，有一座“T”形广场。它的名字叫做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一组刚刚落成的现代建筑群拔地而起。
“它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建筑群！”项目总设计师胡耀东如是说。
在广场的最北端，雄踞着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前，巍峨的革命英雄纪念碑，耸立于广场中央。碑南是高大典雅的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俗称大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