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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李辉不幸病逝，着实伤感。许多往事油然而来。
初识李辉是在1970年的秋天。她由外地转入我们学校——德惠七中，就读我们同年级的一年四班。我在一班。
后来，我们共同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排练节目，熟识了很多。她在同学中是个高个子，那时就有一米六十上下，猛我半头。她常穿一件男式草绿色的军上衣，黑色的“朝鲜布”裤子，流淌着朴素的美。
李辉自从入学后，发式就没有变，始终是梳着两个不长的小辫。上宽下窄的脸庞，在嘴角处凹出两个酒盅般的满月。爱笑是她的专利，但她很少大笑，笑起来常露出杏仁似的两颗虎牙，她那对虎牙和不深的酒窝为她那特有的笑增添烂漫的童真。我想同窗中没谁不记得李辉的笑。
高中时我们年级只有两个教学班。我和她不在一个班，她在一班，我在二班。到后来分成三个教学班的时候，我们就读于一个班，是二年三班。到三年级，变回两个教学班时，她又回到一班，我又回到二班。
高中毕业后读专业班的时候，我们被学校分到一个班。学校管我们叫文艺班，可农电班、农机班的同学们则管我们叫“得瑟”班。我们学的课程主要是应用文写作，间或唱歌、跳舞。我们文艺班男女生比例失调，29名同学中，只有8名男同学。这八名同学学习都很棒，除一名视力有残疾的同学外，其他七名同学都是学校硬从其他班级调来的。人少势单，男同学在文艺班成了弱势群体，经常受女同学欺负。这种善意的欺负，让我们男同学很狼狈。让男同学经常处在狼狈中的骨干分子里，李辉算一个。
我之所以对李辉关注，是她那特殊的身份。李辉在我们学校——一个偏远的农村中学可以说是高干子弟。她爸爸是公社（现在叫镇政府）革委会主任。然而，李辉没一点架子，平和得没谁知道他是公社领导的千金。他几乎跟所有的同学都能处得来，没有对立面。现在想来这与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不无关系。
李辉脑子很灵，但不是很用功，她的学习成绩在班级能占中上等。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李辉算是好学生。因为即使全年级学习最好的同学也一样回家种地。学习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和过程，只是人们的爱好。
那时，学校要搞很多劳动，全年有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是在田里。李辉对于劳动跟我一样不在行，常常看到她一脸的倦容，最明显的是没了笑声。李辉到毕业时只是个团员，没有入党，这于她不能劳动有关，更主要是他爸爸没有给她说一句好话。
1975年7月10日，我们结束了在德惠七中的学习生涯走向社会。我与李辉居住在一个大队（现在叫村）。她在3队任团支部副书记，参加一线劳动；我在大队任团总支副书记兼理论辅导员，属于半脱产。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那无私的年代，倘若在当今，我们俩的位置恐怕颠个个也不对称，因为我的父亲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且是被专半拉政的农民——脱党分子。
虽然在同一个大队，我们见面的机会却很少，大半年的时间里只见过三次。一次是在学习元旦社论的座谈会上，一次是在全大队学“小靳庄”的汇演上，最后一次是送她（他）们戍边走。劳动的疲乏，生活的无望，使我们这些回乡的孩子心灵像冰一样沉重，人人都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在消极地运动着。她的笑声被沉甸甸的扁担压扁，我的话语让隆隆的磙子碾碎。这期间我没跟她说过话，爷没见过她的笑。
1976年4月她应征入伍。我们大队和她一批参军的我们同学有许自安、杨洪、姜喜田。此时我任大队团总支书记，便以团总支的名义为她（他）们送行，在街里唯一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像。分别时大家都掉了眼泪。从此，我没了她的音信，也忘了她的笑，只有丝丝的泪痕在。
1986年夏，我在长春读书，跟同学在长春繁华地段长江路上闲逛，与李辉邂逅，四目惊惧，两分钟之内，都未曾言语。这是自1974年4月始，二十年间我见她的唯一一面。是她先冷静下来，告诉我她在长春市某公路管理部门工作，已为人妻，为人母。老公是一位高干子弟我着忙回学校听课，与她匆忙分手。不曾见到她那标志性的笑，也没见到眼泪。这让我有些彷徨，不知为什么，总感到这彷徨是来自她的熏染。按理，她生活的质量要比我们这些农村人好得多，她该开怀大笑才是，可她的眼角上仿佛有一丝的愁云。这让我不解。
满以为与李辉还能相见，但上天不再给这相见的机会。她在上个世纪末的最后时刻去了另一个世界，走得很匆忙。待我晓得的时候，已是一九九九年的隆冬时节。是下届同学李林先生告诉我的。等我转过神来的时候便萌生了写这挽念的话。
人到中年，减少的是生离，增加的是死别。小学同学至今联系者无多，谁走了不可知，然而，高中时的同学先于李辉走的就有两三位，中专时的同学也有两三位，大学的同学天南地北虽无从知晓，但也难让人乐观。人生苦短，该珍惜这生存的权力和相见的义务吧，这很重要。
愿李辉同学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