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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浪漫的童年和初恋一样充满了甜蜜和温馨，看到大街上那些啃着“麦当劳”、“汉堡包”、“肯德鸡”的儿童不由得使我想起童年许多馋嘴的趣事。
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我在票证的风云中呱呱落地于一个偏僻的村庄，母亲用她那甜美的乳汁哺育了我五年之后，便引导我将充满食欲的目光移向四周。父亲用少许的糕点诱惑了我不再留恋母亲的乳汁。我乐意地接受了糕点，那些糕点是父母用有限的粮票换来的，几天之后也就在我充满童音的哭声中消失了。在经历了多次哭闹之后，我明白了哭也是白哭，糕点是哭不出来的。于是就不再哭了。那可是什么都凭票的年代啊，父母再也拿不出钱和粮票了，对我的馋嘴只能是万分的无奈。
不过那个年代哪个孩子不馋呢？一听到挑货郎担的秃顶老人敲拨浪鼓的声音，我和伙伴们下意识的一哄而上围者因歇脚而搁置的货郎担，我们看着担子里那红红绿绿的糖豆儿，撒满芝麻的麻饼儿，贼亮的眼睛睁到最大的限度，手不自觉得塞进嘴里吮吸着，口水一个劲的“咕咚”、“咕咚”往肚里咽。那馋劲儿就别提有多大了。担子里一分钱5个糖豆儿搁今天，孩子们想吃的话足可以整麻袋的买。可那时愣是没有一个孩子能买得起，更别说那诱人的麻过了。货郎担就在我们馋极的目光中迎来送往，直到“扑咚”、“扑咚”的拨浪鼓的声音远去，我和小伙伴直勾勾的目光才变得很失望。
春天，我和伙伴们极为惬意，因为我们可以不花钱找到“纯自然食品”不知是谁发明——捉野蜂挤蜜吃。做这活儿绝不费多少力气，因为到处都是，工具很简单，一截2寸长的小棍儿就行了。那时农村的房舍全都是土墙，墙上满是野蜂钻的洞儿。小伙伴们大大咧咧地走上前去，一只手提着小棒往洞里捅，另一只手在洞口张网以待，待野蜂一出洞便用手捉住挤出一丁点儿蜜直往嘴里送。野蜂往往在成为我们口中食之前也会搏斗一番，那锋利、有毒的针常常刺得小伙伴们鼻青脸肿，可顽强的小伙伴们任谁也舍不得停下手中的活计，直到掏空了所有的墙洞才恋恋不舍的去了。
炎热的夏天来了，背木箱卖冰棍的阿姨开始走村串户吆喝着：香蕉冰棍五分一支，豆沙冰棍六分了。阿姨的吆喝声无疑是我和小伙伴们集合号。常常是这样的景观：卖冰棍阿姨的身后紧随着一群光屁股或穿小裤衩的孩子。冰棒箱子一停我们立马停下，冰棒箱子一移动我们立马跟上。惟恐落下半布。偶尔从低矮的门洞里蹿出一个小伙伴，小手里紧紧握着一个温热的鸡蛋——那是他守在鸡屁股后好长时间的战果。多半是瞒着父母忍不住馋而冒着打屁股的疼痛来换冰棒的。那时候，有限的母鸡是家家户户的“小银行”可以拿鸡蛋去换供销社的酱油和盐这些生活必须品，值七分钱一个，大人是绝对舍不得吃的。馋极的孩子哪管得了这些，先吃了再说。看着小伙伴吃着用鸡蛋换来的香蕉冰棒，那神采飞扬的劲儿，我们多半是在羡慕中咂着嘴儿，接着口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再后来，我们也会犯那个小伙伴的错误，守在自家的鸡屁股后小声的念叨：快些下蛋吧，快些下吧！待下蛋后迫不及待换来一堆冰凉的糖水，又总是在解馋后屁股被父母打得红红的。即使被打，也绝不后悔。馋极了，错误还是照犯不误。
秋天正是生产队忙收获的季节，打谷场上堆满了黄灿灿的稻谷，我们的父母都在这里劳动。通常在这个季节的晒谷场上，队长都会大方地花二角钱买一小包糖精，放在一只刚提上来罐满井水的木桶里。那木桶里的凉水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这些“馋猫”一瞅到队长转身，我们便一拥而上抢那个用半个葫芦做的水瓢，常常是这个没喝够，那个就夺了过去，牛饮一般“咕咚”、“咕咚”一轮喝完桶里的井水便所剩无几了。而后我们挺着装满凉水的肚子拍打着比赛谁拍得最响。不耐烦的队长骂开了：狗日的们滚。赶猪般撵我们，我们赶紧溜了，肚子里发出“咣当”的水声和笑声融在了一起。
冬日里天空中布满了铅色的阴云，寂静的旷野显得更加苍凉。我们和成年人一样缩着脖子，两手笼在袖筒里四处转悠，努力寻觅着可以解馋的东西。一日，我们转悠到家境在那时堪称富裕的春子家门口，见门口放着三大麻袋东西，便一哄而上围住看稀奇。
原来是春子的父亲从外地的粮站买回喂猪的细糠，然而就在我们不屑一顾的时候，春子开口了：“这糠很甜，谁跟我好，我就抓—把给他吃。”春子一向没人缘，自然没人愿和他玩。可此时个个都伸出小手争先恐后地说：“我跟你好，我跟好。”春子高傲地俯视着他的臣民，却吝啬地只给每人一小撮细糠，我们哪顾计较多少，急忙塞进口中，只觉得粗糙之中有一丝淡淡的甜味。都说好吃，再问春子要呢，一丁点儿都不给了。正在我们绞尽脑汁想点子时，春子的父母出来抬糠，挥手把我们赶得远远的，惹得我们骂了多少次。
童年已成为过眼烟云，但仿佛就在昨天，再用清晰的记忆看今天的儿童，便觉得他们是无比的幸福，中国的零食不说，连外国的零食也由着吃。花一般娇嫩的脸上闪烁的天真与快乐，在孩子们中再也见不到那直勾勾馋馋的眼神了。历史在一页页的翻过，社会在一步步的发展。馋嘴的童年已成为记忆不再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