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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未嫁，外婆家从春到冬的燃料，全是母亲的，母亲在一个夏天把整年的煤炭都准备好了。那时每年夏天母亲同其他青年一样，挑着竹篓拿着一根铁钎一把竹筛一把铁铲，到河边淘河炭。特别是在暴雨之后，洪水从山上冲下来许多煤和一截截干枯的树枝，这些都是极好的燃料。母亲稚嫩的肩膀常常承受与壮年男子相同的担子。在一次暴雨之后，母亲被汹涌的山洪卷进了河里冲了很远，从这次呛水以后便患上了气管炎。母亲出嫁那天，打了一针才走到婆婆家。母亲到了婆婆家，长期卧病不起。我出世以后，常躺在摇篮里，母亲躺在床上喘着气，用一只脚摇着我。
母亲的一生就像劲风中摇曳的油灯，随时都有被风刮灭或灯枯油竭的可能。可是为了儿女却不顾牺牲自己，就像那风中的油灯在寒风中努力地发出光芒。
弟弟那时仅两岁，母亲带着他去挑水，弟弟站在崖上，母亲走到岩脚下的井边去了，见母亲很久没有上来，便哭着找妈妈，往崖下走去，便掉下了山崖，滚下一坡被一棵竹挡住了。母亲把弟弟抱回家，眼泪潸然而下。弟弟哭了一夜，哭声撕扯着母亲、爸以及我的心。爸妈为弟弟“招魂”(我们川东地区的一种迷信，小孩跌跤夜哭，便以为是吓落了魂，晚上夜深人静时，爸在屋外喊“回来了没有？”妈在屋内应“回来了”如此三遍，便是招回了魂魄。)仍旧无效。父母便开始为弟弟寻医，被诊为肾病综合症。那是七十年代末，川东未解决温饱问题，父母都是农民，只好到处抓借为弟弟治病。在医院里，父母总是忍饥挨饿，往往吃一个馒头喝杯自来水就算作一顿。弟弟虽说仅有两三岁，可也明白他生重病，有一次偷一种水药，把整瓶都喝完了，身上的肿果然消了，可把母亲急得死去活来。母亲也常常气喘，那“吼痨病”早使母亲极为衰弱，晕在了医院，父亲回乡下去了，好心的人才请来医生为母亲吊了一瓶盐水，才醒过来。
弟弟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为了他早日康复，他的生活开得很好。鸡呀、蛋呀、瘦肉、鳝鱼常不断。可是，弟弟的病一天比一病严重，后来“雀雀儿”便肿了起来，到了最严重时，弟弟已拉不出尿来。
我放午学回家，在院坝里站满了许多人，妈妈坐在门槛上恸哭，爸爸坐在凳子上满面愁容。一丝凄凉之意袭进我幼小的心田，背弟走的背篓放在墙角空空的。我默默无泪，从小我就像成熟的男子汉忍受苦难与不幸。弟弟去了，为家里欠下了许多债。母亲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她逢人便说：“我不该把五娃（我弟）独个儿留在崖上”很象我后来读到的鲁迅作品祝福中祥林嫂失去儿子那懊悔的样子。
后来，母亲为我超生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家里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妈数年精神仍恍惚，病起来很重，她常躺在床上呻吟，昏暗的灯光照着她蜡黄的脸，我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一阵阵地心酸，母亲的生命就像那微弱的煤油灯光。
由于不幸与贫穷，读初中我很踏实，成绩较好。我常常在学校看书做作业很晚才回家，冬天天时短，走到半路上天黑了，母亲常提着油灯在村口的寒风中等我，火焰忽闪忽闪。只要看见村口的那星亮光便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温暖。母亲用手罩住煤油灯，领着我回家。家离乡中远，爸是乡邮递员也常常在鸡鸣三遍时便送信去了，所以常是母亲拖着衰弱的病体为我做早饭，而母亲常被煤烟呛得坐在门槛好半天才喘过气来。
我是老大，弟妹年幼，有时母亲病得过重，爸送信或到地里去了，照顾母亲的责任便落在了我的肩上。到乡卫生院请医生，为母亲煎药，常是我。我的童年与鲁迅有点相似，他是为他的父亲，我是为我母亲，进出于药味浓郁的医院。
我考上了师范，母亲的精神好了很多。但是在物质上更窘迫了，家里所有的收入用来供我上学，仍然要欠很多债。因了我，弟妹都有停学的危险，但是母亲坚决让弟妹上学不辍。母亲十多年来没有缝一件新衣棠，每件衣服都是补丁叠补丁。中师毕业的那年夏天，母亲把那件穿了十八年的花棉袄晾晒在院坝里，这还是她的嫁衣，仍穿到那时，已满是巴，棉絮绽了出来。我便收下来准备卖给收破烂的，母亲夺了过去，仍晾晒在那里。我很内疚，在县城读书三年来，母亲的生活到了多么艰辛的地步啊！在我的内心深处母亲永远站在村口等待我回家，她像煤油灯微弱的火焰在风中摇曳。母亲是平凡的，但为子女她付出了所有的一切。我一直愧疚无法挣到更多的钱来报答母亲。于是，我有写几篇文章来感谢母亲的冲动，我想这种表达方式更接近珍贵与永恒。为此，我从十六岁便开始写作，我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成为作家，总之风中摇曳的油灯是我写作的动力。我读过楼肇明太阳和墓地，他说他创作的活力源于童年的情结——不幸。
我参加工作，结婚，母亲拿出了准备建房的钱，为我卖了台彩电。我看彩电了，而母亲仍卖不起一台黑白。然后有了孩子，我和妻都要上课，孩子没人照料便把母亲接了来，我想母亲可以照顾孩子，还可以歇一歇，母亲看到我们钱用起来紧巴巴的，还要支付她的药费，便执意回到了老家。
母亲仅四十多岁，却看起来满了五十岁。看着满头银丝的母亲，我心如焚。母亲的生命就像风中的油灯越来越暗。最近我常梦见葬礼和黑挽纱，醒来一片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