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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倾诉从怀念开始
1978年，我的同学沈阳从辽宁随军到了草原，他带来了许多上海糖果。做为见面礼，他把糖果带到了学校。我的老师敖登查干别出心裁，让全班学生分成男女两组——男生和男生摔跤，女生和女生比唱长调。得分多者分两块糖，得分少者分一块糖，不得分者不吃糖。我因为瘦弱，最终没有吃到糖。那时候物资匮乏，上海糖果对草原上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天外之物，望着吮着手指兴味盎然的男生女生，我的眼睛湿润了。草原上的人们不同情弱者。尽管他们对弱者充满了理解，却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敌意。没有力气就练吧。我的老师敖登查干说了一句蒙古谚语，口气很强硬，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我倔强地开始训练。
我的训练方法很原始，就是每天晨跑十五里。我有一个很方便的训练环境：学校在十五里开外。我每天跑着去，回来的时候和沈阳同骑一匹马。我们都是孩子，两个人的体重还不及一个蒙古汉子的二分之一。在草原人看来，两人同骑一匹马和两人同骑一辆自行车没什么分别。我并不看重骑马的感觉，我觉得马和我们有着很大的差别，就像山区和草原有很大的差别一样。我更看重高山和大河。这是我老家的特点。我老家在吉林通化，那里山高林密，水阔且深。那里的树和草原上的草一样多，鱼与草原上的牛羊一样多。在草原上，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猪肉，无论怎样都难以长到马身上去。不过，我既然已经到了草原，我就不能老和它过不去，我必须适应它，必须和它息息相通。
我每天在草原上奔跑，艰难地度过了疲劳期、耐力期和兴奋期。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按很多人的预测，我最多能跑半个月。但我让他们失望了，我跑了三年。我后来的身体变得很清瘦，像一只冬天的公狼。我的头发根根直立，枯黄且脆弱，稍一用力，就能揪下一把，我的头发似乎很轻，扔在风中，能随着轻风飘到外蒙古去。不过，我的身影却成了额尔古纳河边的风景，成了我老师敖登查干的骄傲。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坚持是万事之本，是草原上最珍贵的素质。小子，你行。
我不懂什么素质不素质，但我知道草原上的孩子不能不会奔跑。狂风来了，暴风雨来了，山洪来了，冒烟儿雪来了，狼群来了逃生的办法就是奔跑。跑慢了，我就会变成尸体！草原很现实，草原只承认强者，草原对死亡以及对弱者的淘汰从来都不会手软。我很小就有一个鲜明的个性，我不服输。我永远都不想服输。对无知和无能，我一直都持死缠烂打的态度。我不相信我会无知，我更不相信我会无能。草原既然能优胜劣汰，我就迎接一次考验吧。长跑的持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有时候天太冷，零下三十五度的严寒像刀一样切割着我的皮肤，我一边跑一边偷偷地哭，可我还是不让自己停下来，宁愿让泪水冻成一颗颗白色的冰粒。累极了，中午和晚上不想吃饭，我不服气，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冻得成坨的羊腿。吃完一条羊腿我会冷得发抖，可我还要到水缸前舀一瓢凉水咕嘟咕嘟地喝下去。草原让我快速成长，让我学会奔跑，让我有一种冲动——我越来越想跳上马背，在碧绿或者褐黄的草原上纵马飞奔。我更想歪骑在马背上，一边夹住马肚，一边仰着头向蓝天吼着多情而高亢的蒙古长调——哟嗬嗬噢嗬嗬哟嗬嗬——秋风黄啊/马儿壮啊/喝酒的汉子想姑娘啊草原的孩子是诗人，是艺术家，更是一个情种。草原让人早熟。我知道，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不是坏事。羊肉吃多了，长调听多了，在羊和狼群中间穿行多了，谁能不早熟呢？早熟是什么？早熟是一种放弃，放弃了童年的坛坛罐罐，放弃了与生俱来的条条框框，人变得像风那么洒脱，变得像水那么随性，变得像草原上的季节那么大方自然！这有什么不好？我站在草原上，像蒙古汉子那样端着一碗六十五度的高粱烧酒，人模狗样地大吼一声，然后一饮而尽！你敢说我不豪气？你敢说我不英雄？豪气和英雄是草原人的追求，也是草原人的骄傲。
人就是要活在一股豪放的气概里，有了这种气概就有了精气神儿，就有了云雀一样的灵魂。没了这种气概，人就小了，就像一丛秋草一样萎靡不振——呵呵，你一定会骂我在扯淡，是吧？你一定不相信草原上一个黄嘴丫子还没褪掉的小屁孩儿怎么可能懂这些！信不信由你，我还真就懂了。当然，这些道理都是敖登老师对我讲的。他敢对我讲这些话，是因为他家访时见到过我爸爸，我爸爸不但没把他当成黑五类，还和他喝了一瓶通化白酒，为了这份信任和理解，敖登老师对我几乎无话不谈。
敖登查干老师是个瘦弱的中年人，来自呼和浩特，此前是一所大学的生物老师。因为祖上做过国民党军官，被有关部门下放到赤峰地区一个旗里放羊。当地人不愿意让他放羊，他很笨拙，笨到连一头母羊也追不上。他就到了学校，给我们讲语文课。敖登老师能背诵五百页的蒙古史诗成吉思汗，在我们心里，他一直是个英雄。
敖登老师预言：你一定会爱上草原，他说，也许不是现在。当时我只想着到哪儿去找一条煮熟的羊腿，对老师的话根本没在意。我曾经想过，我怎么会爱上草原呢？草原是一个大陷阱，到了草原，我首先要收敛山野造就的随意性。沙丘不能去，那里会有流沙，稍不留神，我就要被吞噬。滩涂不能去，那里没有鳄鱼，可是，遇到翻浆地，我会越陷越深，直到没顶。离家太远不能去，即使前十分钟风和日丽，一眨眼的工夫，沙尘暴会卷地而来，原本翠绿温情的草原，将变成一片死亡之海！美丽的事物经常带毒。诱惑和陷阱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初来乍到，自然不敢放肆，只能站在自家门前的高岗上，望着远方那片醉人的绿色，放纵想像。想像的方式很多，可以相互转变。敖登老师告诉我，在草原上，一定要学会倾诉，你可以用歌声倾诉，可以用文字倾诉，可以用奔跑倾诉，可以用肩膀和腰倾诉（指摔跤），当然，也可以用沉默和诅咒倾诉。人不能不倾诉，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声音。老师还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从现在开始，从草原开始，你就尽情地倾诉吧。
我被老师那专注的眼神吓住了。我发现，老师的眼睛像狼眼一样明亮！
此后，敖登老师不断地向我提及一个艰涩的词汇：生存哲学。我固执地告诉敖登老师，我不想把生存哲学化。我认为草原上的生存是自然的，是纯净的，是不带任何功利的。可是敖登老师却向我摇了摇头。敖登老师说：不。
为了让我进一步明确生存哲学的涵义，敖登老师说，明天，你跟我走一趟。
第二天，敖登老师带着我沿额尔古纳河北上，经过一天的骑行，我们在一个河湾旁的红柳林子里安歇。那是1979年初秋，天气刚刚转凉。我们把营地设置在两棵粗大的柳树上，敖登老师很有办法，他把一些粗大的树枝折断，巧妙地编织成两个笸箩，再把毛毡子铺下去，一张床就成了。然后我们就趴在柳树笸箩里，静静地向河湾拐角处张望。
我们不是来旅游的，我们此行的任务是观察狼群。我们趴在柳条笸箩里，可以把四周的景致看得清清楚楚。额尔古纳河边的柳树都很高，我们所在的笸箩离地面少说也有十米，要知道，十米的高度，在草原上可以算得上奇高，不到笸箩里趴一趴，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站得高望得远呢。敖登老师一边抽烟一边让我记住：你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你长大了一定要做创造性的工作。我睁大眼睛，紧紧盯着敖登老师。敖登老师解释说，你是一个敢于打破常规的人，你的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打破常规，一定不要被传统束缚。就像今天，你本该在学校上课，你却在这里看狼。
那天有很大的风，我感到柳树在大幅度地摇晃，可我的内心却异常稳定。我仿佛一刹那间就体会到了什么是属于我的哲学。我要打破常规，我要挣脱传统的束缚。别人在学校上课，我偏偏要到河湾里看狼群！狼群对我是一个诱惑，我不用请假，敖登老师是班主任，他说我不用上课，我就不用担心被老师罚站。当学生的谁愿意天天坐在教室里照本宣科？到大自然中看看少见的狼群，谁不来谁就是孙子！这好啊，这多么自由，这就是让我自己为自己作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三十年后，中国的大地上流行一句话：我的地盘我作主。但自我作主的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
黎明时分，我们真的看到了狼群。狼群是转着圈来的。渐渐的我看清了，其实那是两个圈子，里层纯白，外层草黄。敖登老师告诉我，里圈是一群羊，外圈则是狼。这就是草原上有名的狼圈羊。狼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动物，它们有组织地把牧人视线以外的羊群赶到无人的角落里，再有组织地屠杀、吞噬。整个过程计划周密，绝不会有半分失误。狼们十分冷静，没有急躁，也没有得意，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冷漠地把羊圈到一个洼地里。羊们则万分惊恐，一个挤一个，一个推一个地咩咩叫着，像风吹水面那样颤动。我开始憎恨狼，同时也在同情羊。一方面是快乐地进食，一方面却悲哀地丢命。生存和死亡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我希望敖登老师能想想办法救救这群羊。敖登老师却轻轻地摇头，他告诉我，其实，这群狼远比这群羊要珍贵许多。我觉得敖登老师有些莫明其妙。狼怎么会比羊更珍贵？狼是吃人的野兽，而羊却是人的朋友！敖登老师笑了，说这就是哲学。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反驳敖登老师，但我却从此对哲学有了本能的抵触。我认为哲学不讲道理，凶恶的狼群怎么会比羊群更珍贵呢？
想不通嘛。
那天我们就在柳树笸箩里过夜。敖登老师一边抽烟一边向我灌输他的生物哲学。他说，在生物界，特别是动物界，弱肉强食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规律。比方说狼，它们的生存任务就是猎食羊，只有捕获到足够数量的羊，它们才能活下去。而羊，天生就是为狼准备的食物，它们努力地啃食青草，把自己养肥了，就开始宿命地等待狼的到来。其实吃羊的何止狼，还有我们人类。而且人类吃的更多，如果不加节制，人类完全可以把羊吃得精光。说穿了，人类才是羊最大的敌人。
死亡让我终于弄明白了什么叫精神层面。万物的生存，不仅仅是在食物链上行走，生存法则上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主宰，那就是命运。在草原上近乎横行的狼群，在饱餐了一顿肥羊肉之后，极有可能遇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届时，它们的命运就会在瞬间改变。羊的命运即是狼的命运。一场大火过后，灰烬中狼尸遍布，其状可悯。我曾经数次看到这种景象。我一直在想，再强大的种群，都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再弱小的种群也可能绵延不绝。羊就是一个例证。实在不行，它可以改变一下生存方式，由野生变成圈养，羊尽管失去了一部分本色，但它们血脉却得以保存。这是一种充满屈辱的变通，可是在残酷的自然法则面前，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保存自己的最佳方法呢？羊的哲学就是活下来再说，吃饱了再说，一切都到死亡来临时再说。只要活着，羊就是健康的，就是快乐的，也许狼群已经逼近了，它们还在悠闲地吃草。夏天的草汁液充足甜美，多吃一口都是享受。羊对死亡已不再思虑过多，也许死在狼嘴里比死在人手上更安逸些。狼只是把羊直接扑倒，可是人还要把羊肢解，把骨肉扔进锅中煮沸。还要硝熟羊皮，拿来日用。甚至还要把羊头拿来做招牌，挂羊头却要卖狗肉。人类就是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残酷的死亡制度化，戏剧化，生活化！人类永远比狼和羊复杂。这对狼和羊来说，都是一种悲哀。也许狼和羊都曾经发表过天问，它们仰头向天，涕泪连连地哀告：天哪，人类什么时候也能简单一些，别玩那么多花样，别玩那么多计谋，大家真正地和谐相处该有多好？
真正的阳光不在人类中间，而在动物界。这也许是个谬论。但事实证明，人类永远都没有动物活得轻松。人类人类，活着很累。没有什么比人类的生存压力更大了。也许我们可以借鉴动物的生存哲学，简单，再简单。惟有简单，才是生存哲学的最高境界。在此，敖登老师使我获益匪浅。敖登老师让我学会快乐，学会把悲伤扔在脑后。苦不再是苦，再苦也可以变成快乐。后来我把这种信念带到了部队，带到了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变得从容不迫，变得像狼一群机警，却像羊一般温顺和忍耐。我开始降低生存标准，走到天边，粗茶淡饭即能体验到幸福。
只可惜我永远地错过了教会我这种生存方式的人。1983年夏天，敖登老师在接到平反通知书的当天晚上，令人意外地上吊自杀。他是踩着一堆书籍把头伸进绳圈的，书后来倒了满地。当时我不在现场，据我的同学沈阳介绍，敖登老师死后手里还攥着一封信，那是他写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折磨死的妻子的，通篇都是思念和愤怒。十年后，我在沈阳那里看到了敖登老师的信，看到一半我就哭了。我被老师的倾诉所打动。老师似乎留了一手，他没告诉我人还可以用死亡来倾诉，这是最伟大也是最痛快淋漓的倾诉，可以让世界震惊。这需要勇气，需要信仰的力量。敖登老师导演了一场悲剧，我不知不觉地成了观众。可是我没有看到剧终，我因为命运使然，中途退了场。所幸我记住了一种新的倾诉方式，这让我觉得我有了一种新的武器和新的力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里的色腺在慢慢变淡！没错，死亡就像一只残忍的手，它可以把这个世界剥成一张黑白照片。
死亡让世界失掉颜色。
这很像草原遇到秋天。
2008年春节期间，我再一次踏上草原，在内蒙古奈曼旗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山坡上找到敖登老师墓，我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哭成了泪人。我想敖登老师会原谅我的脆弱。我现在是用泪水倾诉，倾诉一种想念，倾诉一种遗憾，倾诉一种时空倒错的苦痛！谁让我弄懂了一种方法呢？方法论现在十分流行，人们也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但让人担忧的是，有些方法太过于急功近利，走不了太远。只有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方法十分好用，可以支持我走遍天下。让我无可奈何的是，我连声谢谢都无处可说。我想起了老师信中的一句话：生活，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2、用爱保护自己
草原充满了危机。每种危机来临，都可以要人性命。我的好多个同学和老师都先我而去。每次看到他们的亲人抚尸恸哭，我都会想到一个问题：怎样来保护自己。
躲避死神和伤害，是人类的大命题。生活在草原上，这个命题就更为沉重。草原上的死亡方式和内地大有不同，稍不留神，你就被身边的灾难拉进地狱。我的体育老师杨进祥身高一米八五，体重至少有一百公斤，平时力量大得惊人。可是，有一年冬天他在校长家里喝多了酒，半道上睡在雪地里，第二天被发现时，已经冻成了僵尸。我的许多同学不懂得在冬天的时候把袜子放在热炕上烘干，第二天照常穿着湿袜子上学，结果一个冬天下来，脚生了冻疮不说，还坐下了胃病，甚至患上不育症，痛苦终生。
我家有个蒙古邻居，就是会拉马头琴的铁木耳大叔，他一见到我就脱下我的鞋子，认真地检查我的袜子。他经常剪下一块羊皮，塞进我的鞋里，然后才满意地说：滚吧。脚下踩着一块干燥的温暖，那是冬天里的福气。我就是在铁木耳大叔的骂声里学会了生物性的自我保护。
我们上学的条件很差，学校离家太远，我们不能回家吃午饭，所以天天都要带饭。学校不给热午饭，饭只能凉吃，吃久了凉饭，胃会抽筋地疼。铁木耳大叔告诉我，干牛粪可以生火，中午的时候，把冷羊腿放在牛粪火上烤一下，吃了就不会胃疼。用牛粪火烤食物对于一个汉族孩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我照做了。我知道，铁木耳大叔不会骗我。我也亲眼看到他用牛粪火烤羊肉吃。这以后的几年，我一直烤下去，羊肉没变味道，胃也不再疼了。我的同学沈阳却因为胃病，不得不回沈阳去住院治疗。沈阳的胃病一直都没有痊愈，1996年还动过胃切除手术。我到沈阳去看他的时候，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瘦得皮包骨，一米八二的个子，体重仅有一百斤，看了让人心碎。
铁木耳大叔每到冬天就给我准备一块羊皮，上面系着一条细绳子，上学的时候，铁木耳大叔把羊皮拴在我的腰带上，这样，不论我什么时候玩累了，都可以随意坐在地上。羊皮成功地阻隔了地上的潮气，我可以免受痔疮之苦。草原上的孩子大多有痔疮，发作起来不敢坐，只能站着上课。几乎每个班里都有几个站着上课的学生，下课我们都在教室外面疯玩，他们却连上厕所都要夹着屁股，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1980年我参军的时候，铁木耳大叔特意为我熟了一块新羊皮，卷成一个漂亮的皮筒，我带着这块羊皮睡在部队的硬床板上却从来没感到寒冷。
从某种意义上说，铁木耳大叔用他男人的襟怀代替了母爱。这让我无意当中又多了一个亲人。很多人羡慕我身体好，几乎不惹毛病。他们却不知道，这是我的亲人成功地运用了来自草原上的生活智慧，让我得以远离病痛。我在草原上生活了六年。这相当于我上了六年大学，听了六年的生存课。还有什么比战胜灾难更快乐？我在人世间奔跑，在倾诉，在各种灾难中快乐地生存，即使是下雨的时候，我也会躲着雨点儿，悠闲自在地行走。
在这一点上，我的父母对我的照料远远不及铁木耳大叔那般无微不至。那时候我母亲在守备区医院工作，一两个月难得回来，爸爸不是开会就是训练，根本无暇顾及我。我每天早上到机关的饭堂吃完饭就骑马上学。那是一所以蒙古孩子为主的牧民学校，他们大多不会说普通话，见到我，像见到猴子那般稀奇。种群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相互排斥与讥讽到了极致，很难融解消退。我在这种环境下呆了足足一年，情势都没见好转。我开始沉默。幸好草原乐于接纳沉默，我在这种沉默中开始另一类活跃，那就是用眼睛和大脑说话。我是演讲者，我是听众。我是一个人，我是很多人。各种角色频繁不休地转换，一轮一轮地下来，我开始失语。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这就是草原。
母亲每次回来探亲，我总是变着法儿地缠着她，能多和母亲呆一天，都是我的胜利。
和母亲在一起，我也不喜欢说话。我每天早上早早起来，站在母亲身边，望着徐徐升起的太阳发愣。太阳的光芒，连同母亲的温暖同时向我照耀，我幸福万分，也痛苦万状。我很想告诉母亲，我有多么爱她，有多么想念她。可是，母亲和母爱都像门前的额尔古纳河，是流动的。我却不能流动，只能眼看着母亲和母爱越走越远。母亲脾气大，看不得我哭，我如果哭了，准会挨揍。老家有一句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话在我这里不灵，我要是哭了，我只能哭得越来越响，母亲不会因为我哭就对我偏爱有加。
这让我想起了刚进草原时的一件事。有一次，母亲带我到额尔古纳河边洗衣服，河水很清，能看到水中的鱼儿欢快地游动。我让母亲帮我捉鱼，母亲却让我自己捉。我没看到过如此湍急的河水，我有些怕。我的恐惧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二话不说，掐住我的腋窝就把我扔进了河里。河水很深，足以让我没顶。我惊恐地挣扎，连喝了几口水。后来母亲揪着我的头发，目光如炬地说：儿子，你记住，不会游泳就要淹死。
后来我学会了游泳，在很多次部队举行的比赛或演习中都夺得了游泳名次。我曾经负重八公斤游出三千米，破了集团军的游泳记录。
我由此学到的东西远不止这些。关于生存的本领，我几乎见样学样，每学必精。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照料自己的生活，学会了把保护自己放在生存的第一位。我甚至学会了吃草，使我的生存能力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其实草原上的孩子都有吃草的习惯。没有水果，食物总是极其单一，特别是秋季以后，除了牛羊肉，我们经常半年见不到蔬菜。那时我们还不懂得蔬菜对人体的重要性，但我们出于本能，见到绿色的植物就想塞进嘴里——大叶芹、芨芨菜、车前草、婆婆丁（苦菜）、野草莓、野韭菜、小根蒜、酸浆草我们几乎见什么吃什么。这些植物或甜或酸或苦，但有益于健康。觅食的快乐无可比拟，吃饱了就在草原上睡觉，自有一番情趣。我在无意识当中培养了一种野外生存的技能，这让我以后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时有了相当充分的自信。曾经有近十年的时间，我变成了打不垮拖不烂的铁人。
草原上的孩子们都能正常地面对饥饿。暴风雪来了，有时候几个月大雪封门，一切资源都消耗殆尽，我们只能吃生羊肉。渴了，我们便吃雪。雪看起来温顺，但塞到嘴里就是另一番滋味——出奇地凉，牙床都被它冻木，半边头会生生地疼。每到这种时候，很多人家都要挤到一起生活，以便腾出房架来烧火取暖。蒙古人有共同面对灾难的习惯，它也感染了生活在草原上的汉人。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不分彼此，都穿着蒙古袍子，都扣着蒙古皮帽，身上都散发着强烈的牛羊膻味，一切都司空见惯，一切都不以为然。我们在乎的只是如何战胜大雪和严寒，如何度过那一个又一个刮着白毛风的漫漫长夜。
在一起生活久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几十年后，我在广州遇到了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她是女生，名叫斯琴其木格，她见到我时，嘴里发出了令人难堪的惊叫，百米速度扑上来，抱住我就哭。那是分别多年的骨肉亲情才会有的哭叫，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通往亲情的有效途径。那一瞬间，我所有的冷漠都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草原上那种生死与共的责任。那天晚上，激动不已的斯琴其木格还和小时候一样，不避嫌疑地和我挤在一张床上，还像个怕冷的小女孩儿，紧紧地抱着我。我一直不能入睡，我望着斯琴其木格那张紫色的脸膛，默默地流泪。我发现我还是当年那个我，调皮、浪漫、坚韧、富有爱心。我还是那么真诚，还是那么热情洋溢，还像一只公云雀，眼睛和血管里流动着抒情的歌声。我想，世俗的力量根本不能改变我。对，它不可改变我。我是草原上基因固定的树苇草，品质已接近木本。我喜欢自己做一个笨拙地爬上马背的人。我热爱马背，就像热爱平坦一样。马背意味着一种速度，一种高度。马背是我和自然界的社会性组合，它说明我不是单一的个体，我是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就像我被斯琴其木格抱着，我们有共同的睡眠，有共同的呼吸，有共同的梦境。我们在共同保护自己，也在共同保护对方。我们的保护有着美丽的人性成分，那是一种爱，一种博爱，一种可以当饭吃当歌唱当成精神支柱的大爱。没有比生死与共更让人敬佩的品质了，我要为此放声歌唱。
说到歌唱，我要感谢铁木耳大叔，这位勇敢善良的蒙古汉子，用深情的歌声与琴声为我演绎了好多个蒙古传说。我相信每一个传说都是一种倾诉，都是一种对英雄的怀念与礼赞：成吉思汗、窝阔台传、术赤传、者别传、大将军木华犁我跟铁木耳大叔学会了用生命歌唱，用爱歌唱，用天地人三合为一歌唱。我还学会了把歌声融入血液，把马头琴的曲调编织在视线当中，把春去秋来时光荏苒当成绕梁不绝的天籁！
我从斯琴其木格那里知道，铁木耳大叔于2005年9月去世了。老人辞世之日，正是野花烂漫时节。老人那偏僻的蒙古包旁边，一直都有嘤嘤的蜜蜂飞舞盘旋。老人一生好酒，我为此燃起三柱新香，恭恭敬敬地献上三杯酒。酒是五粮液，性烈，火一样的酒性飞进天国，让老人豪放一醉。老人酒不避醉，醉酒当歌，一把马头琴如泣如诉，令人沉迷。老人还有一腔厚爱，比酒更醇，比歌声更有暖意。老人去了，但音容宛在，爱意犹存。我忽然很想倾诉，很想表达我内心的躁动。我像一个毫无遮拦的竹筒，里面装满了稀奇古怪的珍宝，现在，我刻意要把它推翻！我的嘴边挤满了黄羊、野马、狼群、灰鼠和草兔，我的眼前则是奔腾的蒙北骏马，是成片的绵羊，是河流一般飘逸的牛群！尽管我已年近不惑，可我一瞬间又有了大吼一嗓子的冲动。我知道命运是一股力量，稍不留神就会上演一出悲喜剧。这时，我是相信宿命的。
斯琴其木格回内蒙的时候，带走了几本有我作品的杂志。我嘱咐斯琴其木格一定要把杂志送到敖登老师和铁木耳大叔的坟前。我要让我的师长们知道，我的倾诉已经由思想变成了文字，这是另一种倾诉，比奔跑和诅咒又高了一个层次。师长辈九泉有知，一定会为我欣慰。在这里，我套用一句蒙古人的谚语：我掌握了文字，我一定是苍天的右手——现在，我把右手按在胸前，默默地对着天空说，我的亲人，愿你们安息。我会用爱保护自己，也会用爱保护别人。我不能忘记我来自草原，我曾学过狼和羊的哲学，我曾享受过倾诉，享受过爱。尤其是草原的宽广，让我胸襟飞扬，素无遮拦。感谢生活，感谢天地，更要感谢草原，是草原告诉我，人不要总想着自己，想着别人，会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