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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细雨中呼唤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再到最近的新作兄弟（上），作家余华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情的时代和一些被生活吞噬的人群。80年代，余华的创作令人毛骨悚然，90年代，他的他作让人看到了人性的温暖，同时，也让人看到生活的痛苦和生存的绝望。人体的生命，只给默默地忍受着生活无情的摧残，虽然也有反抗，但是，反抗的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余华把小说放在一个几乎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用作品中的人物，刻画了5070年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生命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
在活着中，我们看到了一味地忍耐和福贵，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看到了许三观麻木地生活，而在兄弟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懂得抗争的形象，一个在压迫中坚守着信念的形象——宋凡平。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宋凡平是一个反抗者，一个与生活反抗的革命者，但同时他也是这个时代的牺牲者，这个时代的祭品。他可以主动帮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打捞因偷看女人屁股而掉进粪坑里淹死的丈夫；不顾别人的眼光地去安慰这个蒙受耻辱的女人，并坦然地与这个女人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还可以收养“继承父业”继续偷看女人屁股的女人的儿子李光头。这些情节，在那个禁欲的时代，那个个性泯灭的时代，根本就是不可理喻的。余华将这样一个人物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却构想出这些不可理喻的“闹剧”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但是，从这些“想像”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这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缺失，作者通过表达这些缺失，寻找到当时社会中人所缺失的尊严。这是余华作品的一种超越。宋凡平无论在任何困苦甚至是绝望中都没有失去自我，他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尊严，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是找不到这样的形象的。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没有抗争，没有挣扎，被动地接受生活，一味地任由命运去摆布，他们不能控制生活，却反而被生活慢慢地吞噬，最终在平静中归于尘土。
在作品中，作者不仅刻画了一个有人性的男人，更刻画了一个伟大的父亲。父亲在孩子的眼中就是他们的天，他们的榜样。俗话说，虎父无犬子。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所以，宋凡平一直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够撑起家里的一片天，他知道，如果连他自己也倒下了，这个家庭可能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之下，他总可以在痛苦中找到生活的乐趣：他把自己“地主”的身份巧妙地说成是“地上的毛主席”不让孩子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抬不起头来；没有筷子，就拿树枝代替，还能将树枝说成是“古人的筷子”；在被抄家的间歇，为了完成孩子的心愿，还能带孩子们出去看海在孩子的心中，他永远只有笑，无话是鼻青脸肿，还是眼中闪着泪光，在孩子面前，他总能哈哈大笑，他以自己的乐观和微笑，以自己的爱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慈爱的父亲，在孩子的心中树立了高大的形象。在他的生命中，他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在活着之外，还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尊严，就是爱。
在兄弟中，作者在宋凡平和李兰的爱情中，加入了很多浪漫的细节。从开始相识，到相爱，再到结婚，最后到阴阳两隔，整个过程都洋溢着浪漫的色彩。宋凡平因为帮助打捞因为偷看女人屁股掉进粪坑淹死的李兰的丈夫而认识李兰，首先就在李兰的心中树起了一个英雄式的形象，而他们在球场中旁若无人地相拥更是将那股爱情之火点燃，在结婚的第二天，又宋凡平又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为李兰洗头，而李兰也因为跟宋凡平的爱情身上的病痛全都好了，宋凡平为了一个承诺不顾一切地去接自己的妻子，最后被打死在车站，而李兰为了死去的丈夫七年不洗头，一洗白了发这些情节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在现实生活，特别是在那个年代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作者为了突出人与人之间感情的重要性和爱情力量的伟大，将这些情节放在一个试图摆脱现实，反抗现实的人物身上，一切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
同时，作者在作品中也加入了一些英雄主义的手法，将主人公英雄化，目的就是将人物更加鲜明地突现在读者的面前。他在运动场上那个绝无仅有的灌篮，他挥动着大旗威风凜凜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在这个作品中，他已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反抗现实，反抗压迫的领袖，在当时的社会中，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另类。
宋凡平本可以像福贵一样苟且地活着，也可以像许三观一样麻木地活着，但是他没有这样活着，他用另一种方式活着，一种超越简单的生命的延续的活着，用一种精神的永存代替生命的延续。这是一种生命的超越，作者对作品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