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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老家的小院子里，有一棵比我小九岁的梨树。梨树每年春上都安静地绽放满树的白花，而后落英遍地，青油油的果子悄无声息地生长。十几年了，经历了亲人亡故，小院荒芜，那棵梨树没有丝毫的颓然和衰老，它像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年一年，把繁花和果实举上枝头。那是母亲的树。
母亲的一生很短暂，只活到三十一岁。然而生命并没有因为其自身的短暂而忽略了往其中添加苦难。在短暂生命的前二十九年，母亲几乎经历了平常人由生到死整整六七十年的磨难，所以她才会在三十一岁的年纪故去，带着对幸福的向往和满腔的遗憾。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浪子。他在四十岁的时候用两间破草屋收留了一个从外乡来讨饭的瞎眼女子，一年后便有了母亲。听母亲说，外祖母虽然眼瞎，但她看上去是慈祥的，温和的，她的身段也是纤细的，跟村里那些女人不一样。但外祖母只为外祖父生了母亲一个孩子。母亲是女孩，这不符合农村人的养育观念。
在外祖父的责骂和殴打中，母亲长到十一岁。外祖母在那一年亡故了。母亲说，外祖母很早以前就有肝病，最后终于发展成了肝癌。有无数个夜晚，外祖母肝病发作，在床上蜷成一团，母亲就抱着外祖母的身体落泪。一阵病痛过去，外祖母把母亲搂在怀里，叫着她的小名说，赶明儿我死了看你咋办哦。母亲就忍不住放声恸哭。
外祖母死在乡卫生所里。那是四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外祖母已经病入膏肓，每当病痛发作都忍不住两脚往床头的墙壁上踢蹬，发出沉闷的钝响。仿佛踢开了这四壁的束缚就可以进入一个无痛的世界。多年来，母亲站在外祖母的刺骨病痛面前无能为力，泪水和恐惧占满了她的整个童年。
外祖母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在乡卫生所里度过。母亲每天上完课得飞奔回家，做缺油少盐的饭菜给外祖母送去。她穿着外祖母缝制的粗糙笨拙的棉衣棉裤，忍着孩子们的嘲笑和寒风的呼啸，走五里的山路去乡卫生所。母亲说，有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她受到了巨大的惊吓，那一次她胆子极大，咒骂了乡卫生所里所在的大人。那是最后一次给外祖母送饭，母亲双手抱着用旧棉袄包裹着的饭碗要走过卫生所的院子，走向母亲的病房。她很着急，没有留意脚下。她说，当时只是担心饭凉了，否则她肯定会绕开那处埋了"炸弹"的松土。那种土制的"炸弹"是用来炸野猫、狗獾之类的野物的，在那时很常见。母亲说她被炸倒后只是惊得呆在了那儿，并没有生气。但卫生所里的那帮人赶过来看见她并没有受伤后，都为自己刚才的慌张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过于刺耳，于是母亲委屈得放声大哭，而后又咒骂了在场的所有人。母亲一直骂一直骂，骂得那些人都纷纷回屋，关上了房门。是外祖母的叫喊声平息了这场孩子与大人之间的纷争。母亲最先听见被病痛撕扯得四分五裂的声音从外祖母的牙缝里迸出来，随之而来的还有病房墙壁上一声声沉闷的钝响。她哭着跑进去，又哭着跑出来喊医生。那里的医生只会用一种"止病药"，现在想来，应该是"杜冷丁"一类的镇定剂。那次打过"止病药"后，外祖母再也没醒过来，她已真的步入一个无痛的世界了。
母亲没有再上学，她从小学三年级的课堂上回家务农挣工分，一直到二十岁。二十岁，母亲嫁给了地主成分的父亲。母亲的想法是自己家里这么穷，还要带上一个年迈的老爹，嫁到条件好点的家庭恐怕要时常受气，只能嫁给不敢"乱说乱动"的"小地主"。但母亲错了。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而又不太讲理的人，他从未顾及母亲苦难的童年。在困顿的日子里，他也从未构想过一家人相濡以沫的美好情形。摔东西、打人，是他对付困苦的惯用方式。母亲常搂着我和妹妹说，她的命不好。
父亲的死是一个意外。村里的人跟邻村抢水，发生了械斗，独独死了他一个人。母亲哭着说，这是命啊，这是命。父亲的死让我和妹妹惊奇地发现，这个家原来是靠父亲养活着的。
母亲没有再嫁，她已经认命了。她说，她这辈子只将我和妹妹养大成人，便足够了，她甘愿在那一刻去死。我那时候并未完全体味到母亲这句话的含义，我一直把它单单理解成母亲对我和妹妹的深爱。而今想来，话语里浸得满满的竟都是绝望。
那段日子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忍受很多，忍受这个家里没有一个男人，忍受粗重的活计、外人的眼光是母亲用她瘦弱的肩膀扛着这个家。在我的想像中，我和妹妹是各坐在一个箩筐里，由母亲挑着在生活的路上走着。我一直在担心，母亲究竟还能走多远呢，她是那样的劳累啊。
袁叔是在几年后出现的。我竟然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礼物，由上天安排着出现在母亲面前，陪她度过生命里的最后两年。也不知道母亲经历了怎样的说服，她接纳了袁叔。没有摆酒，没有仪式，但从此我们家里多了一个男人。
我和妹妹常常把袁叔和父亲相比较，结论是她比父亲老，比父亲和蔼。对于前一点，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们是把当时的袁叔跟几年前的父亲比较，倒是后一点毋庸置疑。袁叔对母亲，对我和妹妹都相当疼爱。母亲当时已经结过扎，有一次袁叔主动对母亲说不用解扎，有这两个孩子就够了。我看见母亲的眼圈红了。后来我想，母亲当时肯定很想扑到袁叔的肩膀上大哭一场。但在最初的一年里，母亲和袁叔的相处是十分平淡的。
第二年母亲的贫血症突然变得很严重。去了几趟县城的医院，拿了些药吃，也总是时好时坏，常常晕得下不了床。那年正月，袁叔在院子正中栽下了一棵梨树。他说，那是为母亲种下的，等梨树开花了，结梨了，母亲的病也就好了。我和妹妹便隔三岔五地给梨树浇水，盼着它开花，结果。但那一年梨树没有开花，只蓬蓬勃勃地发出了许多枝桠。我和妹妹很失望。袁叔说，等明年吧，明年它就能开出满树的花儿来。
袁叔信基督教。当时好像还不太有信教的自由，所以这是秘密，我最初并不知道。后来母亲也信起来了，是袁叔让她坚信万能的主能带走她身上的病魔。他们祈祷时的神情无比虔诚，让我相信在真的会有一个万能的主，在屋顶上微笑着看着这一切。我们都盼着主能像电视里的观音菩萨那样显灵一回。
尽管主最终未能显灵，母亲还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经历了许多从前不曾奢望过的幸福和浪漫。我曾替母亲和袁叔主持过一次西式的婚礼。那是在母亲一次很严重的犯病之后，袁叔扶着她下床四下走动，门外恰有一队迎新队伍热热闹闹地经过。袁叔突然说，我们倒是还未成亲呢。母亲很惊讶，说不是拿了结婚证了吗？袁叔说，那不算，没有仪式呢。现在再结一次，给你冲冲病。于是袁叔叫我过去，给他和母亲主持婚礼。这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我照着袁叔给的纸片念下去，依次向袁叔和母亲发问。我问，袁叔，你愿意娶我妈为妻吗？不论贫穷、疾病我问，妈，你愿意嫁给袁叔吗？不论
现在想起那时候袁叔的郑重表情和母亲脸庞的红晕，我意识到，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两年，她曾渴望过而又几乎绝望的幸福终于不可扼止地涌来了。尽管她病着，她一天到晚地犯晕，她的幸福还是那样真实而可以触摸。
母亲挨到了第二年春天。梨花真的开了，谈不上繁茂，但小小的一棵树，枝枝桠桠地都开满了，纤尘不染的洁白。那天夜里月光朗朗地照着，我起床撒尿，看见袁叔搀着母亲在梨树旁看梨花。刷刷的尿声很清脆，我边尿边说，晚上看不清，明天白天太阳刚出的时候才好看呢。母亲的声音细若游丝，她说，小孩子不懂，进去睡。
第二天我抢在太阳出来之前起床，我看见红艳艳的太阳照在洁白的花瓣上。但不知为什么，感觉真的没有昨晚在月光下匆匆一瞥的好看。我跑去问袁叔，袁叔竟然坐在床边落泪。母亲走了。梨花开了，可母亲还是走了。
那一年梨树结下了十几个梨，一直是青油油的，到秋后才慢慢变黄。我和妹妹都舍不得吃，我们知道，那是属于母亲的。我们把它摘下来放到母亲坟前。袁叔静静地看着我们所做的一切，而后他静静地，把我和妹妹带大了。
我一直都觉得袁叔是从天而降的，时间将他带来，给了母亲两年的幸福，帮母亲把我们带大，然后时间又匆匆将他带走。我们没来得及报答他。惟有那棵梨树一直留存下来，活得枝叶繁茂、青春不息。那是母亲的树。那是生命、爱、浪漫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