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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一
我一直是个体格健壮的人，像阳光下的牛蒡，姿情地享用蓬勃的生命本身带来的一切欢娱。然而，正如同白昼与黑夜有着必然的交叠，生老病死也必然是我人生舞台中定要上演的情节。可是，既然病痛很少能侵扰到我优秀的体魄，我也并不畏惧疾病的痛苦，那么，我就必然面对另一种难以忍受的境遇：孤寂。所以，我对于病痛的理解与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单调的环境中独自忍受寂寞与枯燥的煎熬。
除非真到了病的起不来身，我是不甘于忍受被迫躺在床上的那种滋味的。这种时候，我会把每一秒中都吃进肚子，仿佛已经涨满了时间，自己老的像墙上色彩斑驳的油画，却在画布下搏动着一颗不安分的活的心，这样孤清与寂寥，并不会因身旁有个温柔的女朋友陪伴或长久的酣眠而减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痛苦，如同小兽用利齿啃啮着我的神经，叫我没有一刻安生。
病中的我是很暴躁的，也是很无奈的。
我甚至希望和人去决斗，这一切对我都比叫我无所事事地在床上干巴巴躺上一天要强的多。
虽然病魔因眷顾我的这种天性很少光临，可去年的夏天，我还是害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肺炎。我接受了三个星期的精心治疗，可由于我的好强，在病将痊愈时做了过多的剧烈运动，使病情又反复了一次。医生建议我去乡下疗养，我也就这样做了。
我有一位远房的姨母，住在蜀中一个不为外人知的小乡村中，还在我八岁的时候曾去过那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终年绿油油的田野，那些苍黛色的远山和屋前院后的几竿竹子。姨父是个逐花而走的养蜂人，又养了许多信鸽，他的生活本身就充满新奇与冒险的色彩。再加上他们家里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天性纯朴活泼，男孩子生就农人的体魄，又有着聪敏的头脑，读过书；女孩子温婉而秀丽，有着优雅的气质又带有苹果花般的清新，我愿意与他他们相处。所以未多思考，我便决定去那里度过我疗养的时光。
然而及我到了姨母家，好容易从长途汽车上下来，又搭车到了他们的小村，在一位好心的村民的引领下找到她家时，我所有美好的与生动的愿望都已变成了泡影。
姨父已经带着蜂箱出发了，远去时久，要下一季才能还家，两为表姊妹早已出嫁，乡家女子嫁的早这是我未及料想的，二位表兄弟也去城市读书工作了。姨母早在镇上住了，这次专门为我的到来才重回乡村，整理了这间屋舍，权作我的居室。
我当然不好在热情的姨母面前流露我由衷的失望，也不便就离开，只能安宁与清闲地享受姨母为我精心准备的一切了。看来我注定要忍受病中的孤清之寂，那便剩下了一颗日渐安稳的心。姨母像母亲一样的爱与照料使我开朗了许多，至少并不很焦躁。
我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早餐前我会去远处的田野散步，清晨凉爽的风中，美丽的妇人们或强健的农家少女已经每人背后背个竹背篓去各自地青菜田中采摘了，那是他们一天的菜。而她们的父亲，兄弟，丈夫们也躬身在田间劳作了。和谐的劳动与熟捻的日常起居使他们从事起这些在我眼中颇有诗意的工作时带上了一分另外人或观者永远无法启及的自信和常熟。我记起歌德曾说过：“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我想，在这片天地中，是否可以说成，在纯朴的人性中，一切都是艺术和诗。
当我满心疏闲与清爽地结束早晨的散步时，太阳已经使地面上升温许多，而在那片竹林掩映的屋舍里，炊烟下，我那亲爱的姨母也便为我准备好了早餐。乡野的空气和两小时的散步使我变的很有胃口，而亲采摘的蔬菜与当地传统的米饭作法也很配合我的口味。乡间早餐其实是一种享受。
上午的时光我的好心的姨母是不会允许我再次走到田野中去的，她那么地关心我还很孱弱的病体，使我很难违扭她的慈母般的眼神的阻止，只好在房中读书权作消遣。
我有时会殷勤地帮忙她作些家事，她也会像对待儿子一样和我絮絮地讲着话。这些话语本身都是上了年头的，正如同讲话的这个温和低沉的声音也有了年岁一样。谈话的内容是琐琐的小事，而这种谈话本身却能像有奇效的妙药一样，让我对病中孤寂无聊的惧怕与无奈飞到九霄云外。
当她离开家的时候——人啊，这么快就把这一处美好的地方当作家了，是的，又能对家有什么再高要求呢——我便走到屋后的小溪边，躺在一棵橘树下，或在竹林中为自己安置一个舒服的卧榻。蜂儿在我耳边不断的歌唱，芙蓉花和菊花相继开放，树干上美丽的毛毛虫懒洋洋地爬来爬去，蚂蚁们却一刻不停地在奔跑。小溪的流水声和着细弱游丝的风，把太阳的光芒向我耀眼地反射着。空气中有着青草的味道，有着田野的味道，也有着夏末秋初自然带来的那种莫可描述的绿色特有的味道。我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地这样静静地躺着，眼睛望着天上的流云，或追随一只飞蛾在草丛中的身影，头脑中并不刻意思索什么，却充满诗的感情。我一直恍然以为自己是来到了一个乌托邦，桃花源与阿娜克瑞翁亲教的小岛合起来的境地了。虽然我还没有恢复体力的一半，但心里已经很愉快了。
姨母体察到我适应了这里娴雅安静的生活，自然也十分地惬意。她经常向我说起她的儿子，我的表兄弟们在这里生活时的情景。我感觉到她希望这两位年轻人回归这一处家园，又不忍约束他们“好男儿志在千里”的鸿图（她的大儿已经官致局长），就把我这次的造访更加珍视了。毕竟她已拿侄儿当儿子了。
我们在这里几乎没有社交活动，除非哪家有俚俗中可值得大庆的事情：如婚嫁，得子，高寿的老人去世等等。姨母人缘级好，常带我去吃“酒碗”这里人把请宴宾朋称吃“酒碗”每逢这样的时候，会摆上几十桌的丰美的农家菜肴，还有蜀中风味独具的豆花，当然还少不了辣子，加上不同的由头，如果是喜得子女，便是一小盆的红鸡蛋，乡村碎未开化，但早已男女平等，我疑心这里世世代代也没有什么不平等的观念生在心中，男孩子出生时和女孩子出生时，都是一样的红鸡蛋，就是在几十年前困难岁月中与几百年前还纳皇粮的时代，即使是最贫困的人家，也会同样地预备红鸡蛋的。火红的颜色一般无二，先人的风仪百年不变。
就是在一次“酒碗”中，我结识了一位鬓发斑白年逾古昔的老人。实在的，这里乡人的普遍长寿使他这样的老人并不算最长的一辈“祖祖”们——称呼曾祖和高祖的方言——很多年逾百岁。但这位老人引我注意和让我感兴趣却是因为他的乡音。
在这样的欢会中，我学会了能听懂他们的方言。这是一种像歌唱一样，调子起伏不平的语种。我曾系统地研习过中国的八大方言，但是没有一种能准确地符合这个小村中人们的语言习俗。他们的调值平稳，但常在句中作上四度或下四度的大副划进，使句子跌荡生姿，任你有怎样曲折回环的感情，都尽可以表现的淋漓尽致。然而这种上古以来形成的语言却是那样的难以学习，所以我只能听懂而无法模仿，即使有时说出几句也不能保有那么纯正的味道，就干脆还是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了。
这位老人和姨母很亲热地打招呼，听口吻，他们似乎是未曾谋面几十年的临人，亲情与乡情都浓缩在他们你来我往一句句乡言之中了。两人似乎都忘记了我还在旁边，我也不忍心因自己的介绍而打断他们这样饶有兴致的对话，直等到众人起身，这二位才发现忽略了我。可姨母并不为这件小事而记挂，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是会在同龄的男女朋友的欢笑中打发这段时光的，况且这里的少年们又是那么地热诚与多情。出忽我的意料，这位老先生却表现出了纯朴的乡人所不具备的优雅的礼仪，他上前与我寒暄时竟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是这里我所见到的第一位普通话讲的同我自己一样流畅的老乡呦！甚至连我的姨母，也有略带方言的口音，而他的话标准的仿佛一位北方大学里的讲师。是的，还有他那儒雅的风度，谦和的眼神。
当月上中天，我们三人结伴回家时，走在田间小路上，我甚至禁不住几次放慢脚步，走在他们身后以便可以偷眼看他的背影。那是一个挺拔的背影，他的步子走的很稳甚至是稳健。我为自己这样的偷偷观察他而报赧，却又抑制不住好奇的心理。
他的风度，修为，他的一举手一投足的神情，他的饱经阅历而深澈的眼睛，不是这一方纯净而单一的水土所能赋予的；然而听他的乡音，看他对日常起居琐事的熟透，每走一步都流露出的自然与和谐，却也实在是这种生活下滋养起的人呢。
在这样的生活下，在我接受这天然平和空气的休养月余的心灵中，似乎被刺激起一个异常清晰的想象。我的想象力——我自己明确地感受到了——在城市中曾被现实打磨殆尽的想象力，又回到了我的头脑中，仿若我还在孩提时代一样。
在第二天午后长长的光阴中，我本想向姨母询问有关那位老惹起我好奇的老人的情况，但她已兴冲冲地辞我去了邻家，那位老人原来就住在我们的近旁。我只好按压下自己的念头，又把心款款地寄情田园山水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姨母和我的生活又回复了往日的平静与规律。我曾问起这位老先生，她的回答是一句平淡的话，我只是了解到他家和她家曾是几辈的邻人，而这位老人曾是我姨母幼年时如兄长一样的朋友，在而后漫长的岁月中，老人离乡远去，直到近年才时而还乡小住，颇有些叶落归根之思。
后来我曾在一次去镇上时候遇见这位老先生。当时我的姨母正在挑选一帏手绣的布饰，而我却看见了他在两位虽然上了年纪却仍十分美丽的夫人的挽扶下款款走过。这两位女士都早已失去了青春的娇艳，但从她们的面容上，依稀能想象当年的娟秀，而她们优雅的仪态和岁月中不减的风韵，让街上许多妙龄少女也不时侧目。他显然还没有看见我的姨母，可当他的眼光落到我们这里时，我却发现他仿佛很惊异，又很无措。我向他点头，并有手势打了个招呼，他以旁人不易察觉的点头和一丝匆忙中略过嘴角的微笑回答我的问候，并用眼神示意我不用搅扰我的姨母，便急匆匆的从我们身旁走过。在他们经过的一刹，我听见其中一位女士正在用日语与他交流，虽然传到我耳中的只是几句简短的话语。我如果再年长几岁，真会位这位老先生有那么多或质朴，或雍容的朋友，伴侣而嫉妒他了呢，虽然他是位有点怪癖的老人，至少我这样认为。
除了那日下午姨母对他的拜访，他们似乎也没有过另一次正式的拜会，我不想冒昧，于是也失去了和这位老先生相识的机会。姨母只是把他当作邻人，友人，在平静的生活中细细品味多年的友好感情，确也无须过多的言辞，和我提起的也少。渐渐地，我自然而然也打消了去探知他的热望。
可是没有想到我们注定要相识。在一天午后我照例躺在竹林里的时候，这位老人也散步到我身边，他并没发现我躺在他的近旁——我被深深浅浅的绿色恰倒好处地掩藏着，正在专心地研究一只漂亮瓢虫背上的斑点，毫无声息——他站住了，立在那看那几竿竹子，看远处无边的田地。我不清楚当我发现了他的时候，他已经站了多久，但却感觉到他由于陷入深深的思索，早已忘记了身边的环境。
我心想还是不出声为妙，这样即不会打断老人那明朗的额头中的思索，也不会使他因我的忽然出现而感觉尴尬——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愿意在自己出神的时候被别人窥视的。
于是我又安静地继续观察我可爱的瓢虫，它已经在我伸出的手臂上悠闲地爬了好一会儿了。
老人一直站到太阳有些偏西，落到远处雾气缭绕起伏连绵的远山山脊的时候，他低头四下审视，似乎有意找到一处可以小坐的位置。最终，他选中了我身边两码远的草地。
乡下的孩子们由于整天和大自然毫无间隙地亲密接触，所以对花草鸟虫有一种生来便培养起的爱与关怀，仿佛那不仅是他们年幼的朋友，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位重要角色，一位不可缺少的成员。他们很自然地会为他们的这些朋友在门前屋后他们能常涉足的地方安排写便利，建造一些小小的别墅，满足他们玩耍的天性。眼下这块地方便是他们苦心经营的一个小小的窝，为给一只很幼小的猫住的。而且他们还兴益盎然地掘了一条暗沟，把近旁小溪的水引来，形成一个小蓄水池。这个地方他们掩藏的极巧妙，从表面上只是和别处一样的青草和蒿草。如果我没和他们成为这样的好朋友——我已经赢得了这几个孩子的信任与友谊——是不会知道这个小秘密的。我甚至送了其中一个孩子一把小铲子以便他们开掘水渠。
现在我眼看着老人朝这片显然他也选种的草地走过来时，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了，否则他不仅会由于无心而毁坏孩子们的建设，而且也会因为这小水池而弄的湿淋淋的，尽管这可能会使他因为发现了我而有点不自在。
不过我还是准备让他先接触我的声音，在打断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用一个温和善良的声音总比一下子从草丛中站在他面前要好些。于是我尽量轻柔地向他说：
“先生，您也许不会拒绝向偶遇见您的我介绍一下这里的这些竹子的名称吧，我还对这一种还真感兴趣呢。”
我慢慢从草丛中站起来，指着一株方竹，这种竹子呈四棱形，我国华中华南地区均有栽培，不过天然生长的以很稀少，竹叶薄如纸片，竹身上有许多紫色的斑点，总让我联想起刘梦得的小令斑竹枝。
他显然吃了一惊，随即便友好地向我伸出手来。
“我真不知道您也在这儿呢！那么您为什么才和我打招呼呢？”
“不瞒您说，我即不愿意打断您的悠静，我觉得那是很难得的，又不愿错过和您攀谈的机会。”
他和蔼地笑了起来，帮助我走出草丛。他看出我小心地绕开孩子们布置过的那片草地事，显然明白了我的用意，便更加友好地说：
“看来您已经和这儿的孩子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了，我差点毁坏了他们的工程吧是的，在这儿。”他已经看见了那个小窝和水池“看来孩子们应该为这件事而感谢您呢。”
“也许。我相信您会替他们保密吧。”
“哦。”他为我这孩子气的请求笑了起来。“当然。我想这是我小孙子一手建造的。顺便问一下，他的新铲子是您送他的礼物吧，您这样帮助他保守秘密，我真为您是他的朋友而为他高兴呢。”
倒是我略有惊异他竟对孩子们的玩意这样熟知与认可，也许他儿时，也曾在这片草地上，这条小溪旁，编构他的小秘密吧。
我们相跟着走回屋中，姨母对他的来访并没有现出客气的神情，仿佛自己的兄长回家来了一样。倒是他对我像对客人一样的客气与礼仪周到。
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我得知他是某局的一位退休顾问，退归故里，权当作消夏。他也对我这名法科刚毕业的大学生现出了明显的好感和友谊。
于是从那以后的许多个黄昏中，我和老人都会相约去田间或林中散步，姨母也放心地把我交托给他，同时也把他交托给我。
由于一个多月以来我以完全适应并喜爱上了这种悠然淡远与世无争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我以压下了那在病愈前的休养中惯有躁动，所以，在和这田野里，我也能自得其乐，并喜欢上这位超众的老人。
有的时候，人和人相处是要靠一种心灵的灵犀相通的，我和这位老人虽然一直没有许多的交流，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好意，他也能感觉到我对他的友谊。在淡然的日常起居中，我和这位邻人已经相熟仿若几十年的老友一般。纵然他不言不语，我也学会了从他的神情举止中感觉他的喜怒哀乐。这种感情的交流并不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有点古老了的，是那些能于阡陌晨昏中朝夕相处的人们地自然而然的融通。中华民族有一种至今于世界上都显其辉煌的伟大文字，但在这种乡党的身上，我感到文字经常会表现出它苍白贫乏的一面，一个和谐的动作，一个无声的眼神其实能表达出许多含义深远的内容，是连诗人们都难以体察透，描绘出的，必定要是这里的人才感觉的到。
在我和老人每日的散步中，有时他可爱的小孙女也会同路而行。他摇晃得扭动着腰肢，呼前拥后地跳来跳去，像水边的跳蛙一般。
但近几天，我明显地感觉出老人越来越有意单独与我相处，在我们散步时，抑或静默时，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千言万语，又似乎不知如何开口。反而是他变的有些焦躁了。我却压下好奇心，平静而幽隐，一如往常。
终于有天傍晚，走到我们单独进行第一次对话的那几竿竹子的小溪旁时，他停驻了脚步。我站在他身后望这初剩的新月和远处几点幽微的火光，呼吸着略带炊烟气味的空气，心想姨妈大概在堂屋里等着我了罢。老人仿佛用了很大的勇气，才开口说话：
“您也许不会厌烦我向您讲述我一生的经历吧？！”
我吃了一惊，但还相当镇静，像他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然主动向我谈起他的生活。然而我只是用出声的微笑回答他的话。
“您同意了？”他显得很高兴，又像一位小学生站在老师办公室中那样紧张的手足无措“太好了，明天下午，我在家恭候您。您会来吗？”
“当然，如果这会使您感到高兴。”
“好的。”他努力地平静下来。
我掉过头，看见黄昏后南天夜空中，天蝎星座雄踞天宇，有五颗二等星，这些较亮的恒星排列成“s”形，很像一只大蝎子横卧在银河的南端，有一半已浸入银河，心宿二这可颗红色的超巨星是夏夜南天中最明亮的一颗，此时我正注视着他410万年前发射的光辉。
当我再把视线调向老人时，发现他也仰望星空，他的眼睛也闪闪发光。是的，这是一生中几十年经历磨练后的光辉。他对我略微点头，便从容地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以及那个明媚的上午，我都没在田野中发现他的身影。下午，我依约去拜访他。显然他为我的到来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在那很有年头的旧屋中早已摆上了两杯酽茶。他请我坐在一张竹塌上，自己却踱到门口。站了一会儿，又踱到窗边。我看的出，他在酝酿如何开口，我并不打搅他，只是静静地喝茶。最后，他终于坐在他为自己预备的椅子中，这张椅子放在桌后，午后的阳光能照到我身上，可他却在阴影中，开始了他的讲述。
二
也许您会奇怪我今天贸然的邀请，也许您对于您将要听到的生活状态也将无法理解。是啊，我比您年长五十岁。您看，从1928年我出生到今年，我这把老骨头已经陪我过了七十四年了，我所要说出的经历是您作梦都无法想象的但是，还是让我和您说下去吧。我是很喜欢您， 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您对我所表现 出的友谊让我很欣慰，所以请您今天坐在我的对面。
呃，可以吗，让我以你相称？哦，你笑了，那么好的，俄国的礼仪中，这是表示亲密的称谓我老了，最近更明显地感到衰老的侵袭：当一个人意识到他正在衰弱下去时，那无异于在和身体作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我以为乡村的生活和故土的气候会减缓这必然的规律，所以我回到这里，但是你是在慢慢复原，你有的是精力和热情，而我纵使回到我童年的家园，也还仍在一步步向那黑衣人（死神）走近，青春不会再回到我这老迈的血液中了，我的心脏已经很疲惫了，他曾忠实地为我工作了七十几个年头，如今这老伙计想休息一下了。可我仿佛还不能允许它恣情地忽然放假，我还没有认真地回顾完我的生活。那么，我宁愿在我的出生地，在这块我曾离别几十年，而今又在冥冥中被它召回的土地上，在这间我度过了懵懂的少年时光的小屋中追溯我的生命。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和你的生活全不相干的人。对的，我渴望你作为我忠实的听者，倾听我的追溯。毕竟，我要把过去的生活捋一下呵！
我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你疗养你的伤痛，让这里的土滋养你的筋力；而我来完成残生中最后的夙愿。你看到的是青枝绿叶，我则看到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可你知道，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时我眼里看到的，心里想着的，才和你今天相同呃。不，不完全相同，那时候还有贫困与劳累，蒙昧而天然的。
我出生在这里，29岁前一直以为自己和这里其他的农民一样是世世代代的四川人，母亲是的，父亲也是——虽然在我的头脑中并没有父亲具体的印象，这是我终生的遗憾。算起来，我也是在29岁时才了解到我父亲的人生的，用那样一种方式。呃，不过，还是让我从头讲起。
我生命中最初的记忆是从这间屋子开始的。你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什么都变了，而这间小屋还留在这儿，除了墙上多了几道裂痕，我找不出其他的变化。原来这里是个四合院，中间是个天井，天井里还种有一棵绿梅，畜水缸里有假山，金鱼，但现在都没有了，只剩下这一间。
我记得我的老主人家，张老爷和张太太就常常坐在这间屋里喝茶，抽烟，聊天，冬天也在这里吃汤圆。大少爷二少爷常到这间屋里给老爷太太问安，可三少爷和大小姐从来都是坐在门槛上哄那只小花猫。
现在这两位待下人和善的老人早已谢世，我甚至不知道他们遗骨何处，在那一场风波中，许多人的墓也被活人们当作斗争对象，大肆攻击
我对于自己生命第一次的觉醒是我十八岁的时候，当我从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大学生手中接过一本法文小说的译本，并翻开它的第一页，从第一句直读到最后一个字，我意识到我已经和从前的我有了那么大的不同。那本书是马洛写的苦儿流浪记。
你知道，你的人生有可能因为一件小事而发生很大的改变，这种变化甚至决定你今后的生活以及生命的轨迹。如果师兄那天没有走错路，如果我那天不曾对月长叹，如果林先生没有让马车夫在路口停下来问路，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而今，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偶遇，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时我已是一名道士了，其实并没有出家，只是当一个唱道情的小道士，和上世纪的私人学徒差不多。我可以跟随师兄们走乡串县地去作道场。乡下人有的是各种各样的俚俗和风习，每逢有人去世，必须要请道士做道场。这种场面很庄严，每次都是师傅父带着我和师兄们一齐去的。而因为我只拜师一年，所以是小角色。但我在老家读过书，呵，你很奇怪我这个下人的孩子怎么会读过书，别急，让我一点点讲，因为我读过书，所以对道情学的很快。这种渊源与唐代的说唱艺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唱词又多以七言为主，我背的来，唱的好，很得师父的喜欢。嗳，现在少喽，哪里听得到纯正的道情呦！我记得当年唱的最多的是“韩湘子九度文公”这一出。那天就是师父派我一位师兄带我去外州外县唱道情，也帮他给另一位老师父捎口信。可是由于师兄记错了路，我俩天黑了还没找到那位老师父，当然也没有住处，身边几个铜子的大钱早花光了，两个人饿着肚子还在赶路。
可那是怎样一个晚上哦。天很晴，晚霞如流火，在西边天空上变幻莫测。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地上早已消了白天的燥热，清凉的风从草丛中吹出来，树影在月光中把夜编织成梦一样的境界。大路隐没在暗夜中了，可远处的几点灯火和天穹中的几颗星仿若遥相呼应。耳边是蝉声，倦鸟低飞，在皎洁的月光中，我还能看的清近旁的路边草丛林里，花背松鼠跑的轻快
当然，我那十八岁的心灵可以感受到这种乡村的美，看却无法描述，在那之后我漫长的人生中，我再也没有见过更让我心动的夜，我再也没有如此恣情地赶路，我至今还能回忆起那时的感觉，那是一颗无知和朴素的心对养育他的自然母亲虔敬的膜拜，是赤子般的爱。
师兄也被这感染，唱了起来。我则边走边望着月亮，极力想把动于心衷的情怀发之于外，不觉随口吟出在家塾中背的：“我寄愁心与明月”一时想不起下半句，我便把这句在口内吟诵几遍。
只听近旁传来一个声音：“随风直到夜郎西，小道士，好情致！”“呵，我们每日家担心西学压到国学，你看，国学还是有传人的嘛，小道士，你不妨接着念来！”
我惊了一下，定神才看见是路边两辆鸡公车上坐着两位穿中山装的年青人，看年纪二十五六岁，两个人都望着我们似有笑意。
师兄和我见过这样学生打扮的城里人，我们叫他们先生，师兄去与让我们“再念来”的那位回答道：
“先生让我们唱哪一出呢？”
“什么名堂！呵呵，他那里是叫你们唱嘛！”接了我的诗那位戴眼镜的学生笑着说。我的脸早已红的发烫了，又羞又窘地低头蹭脚不知如何是好。
倒是这两位先生大方谦和地向我问路，原来他们要去乡下寻同学，但车夫迷了路，这会光景车夫去路边人家问路。
这两位学生与我们闲谈中，那位戴眼镜总笑眯眯的先生问起我的生活，也许是他因为听了我偶尔乱念的诗句。才对我感兴趣的吧。我回他话说只想跟师父学出了徒，以后再能去人家唱大道场，再就是出徒弟，和养我的老母亲，这差不多就是我的一生的设计了。还没等我说完，另一位先生就用手拍着我的肩说：“小兄弟，这样不好，你不是读过书吗？要出息呦！”我咧嘴笑了，我哪里可算的上“读过书”
临走的时候，那位戴眼镜的先生却从身边拿出一本小书，递到我手上，看着我讲“我反正已经看过了，它对你应该更有用处，你认的字，有工夫好好读书。”我怯生生地接了，低头看那书的名字，借着月光总算认清了，再抬头时，那辆马车已经溶入夜色，只偶尔传来一声鞭响。
直到今天我再也没见过这位戴眼镜的先生。一九八三年时候，我家小姐写来的一封信中，提及他已经去世，我甚至不知道他葬在何方。哦，我的先生呦！
我和师兄找到老师父后，我悄悄地细读了这本书。我眼前展现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当时虽为道士的我却只不过是一身道袍，而心向往之的却是雷米的勇气。如果说现实中有什么可以让我顶礼，那便是这个少年的雷米。
我向师父请了几天空，跑回崇州张老爷家里看我妈妈。其实我在那几天几乎不吃不睡，我仔仔细细地回想了我十八年的生活。
从我记事起，我母亲刘氏就给张老爷张太太家当老妈子，我在张家长大。张家是崇州一个正经很有历史的大户人家。
听人后来给我讲起，我们是在我2岁左右的时候，流落崇州的，我母亲用一块花巾裹着我抱了，到了张家门槛前，再也走不动了旧式的地主并不都是八个样板戏演的那样，也不都是半夜鸡叫中的那样。他们中有许多人只是普通的平常人，和农民一起生活着，不过是他们的院子深些，手上的老茧少些。可人嘛，都是有人情味的。有段时间小几辈的孩子们心中，地主就是恶霸，穷人都是受压迫的“下苦人”嗯，你也这样定义的吧。
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只是我母亲从此就有了间房子睡，每天有三顿象样的饭吃。母亲每天买菜，作饭，洗衣，喂鸡，照料一下小菜园；每天晚上给我哼着古老的民谣，我都不记得她有过挑灯夜补衣的时候。同时，三位少爷一位小姐刘大娘长刘大娘短的在她身前身后喊。
对于我的身世和家事，我母亲对我绝口不谈，她只是让我好好成长，好好报答张家的大恩大德。
三位少爷和一位小姐也是我童年的玩伴。大少爷二少爷比我年长很多，在我眼中他们即高高在上，又让人敬慕，那儒雅的风度是千金难买的。三少爷，大小姐和我差不多大，我有幸和他们在家塾读书。这就是我识字的原因。我背完了论语孟子，断断续续读了大学中庸，还有“三百千”现在讲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
当三少爷奇去读中学，三小姐在县里上了高小，这都是新学，家里就辞去了教书先生。我记得那位先生走前，张老爷张太太亲自相送，四个孩子一排站在阶下，我跟在后边帮先生把行李放上车。那位穿长衫，留胡子，眼神严正的先生对他的学生们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记住，君子和而不流！”把两只大手背到身后，踱着方步踏上车子，离开了张家。
三少爷克非去了四川大学读书，这叫老爷太太很喜欢，但大小姐淑珍也要读女子师范，老爷太太就不那么喜欢了。在克非的帮助下，淑珍还是上学了。
还有一件让老爷太太不喜欢的事就是我母亲把我送去师父那里。我母亲是一个以相夫教子知恩图报女子重德等传统包裹起来的女人，却又是一个那样善良与坚韧的女人。当年她不想让我在张家吃白饭——老爷太太怜惜我，不让我下田——也为了让我学一门糊口的生道，让我给老爷太太磕了头后，送我出了门。
我学了一年道场。其余什么都不会。除了张家大院和做道场走过的几县几乡，我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的，也更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从前我并没有想到过要去认识更多的新事物，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而这次回家，我却想到了。回顾过去，我并不满足于不挨饿不受冻的安稳与庸碌。我了解自己的无能与无力，可是少年人身上的血性方刚有恰恰是一种多么大的能量。对自己的信任，对新生活的追求一旦被激化开，也会焕发出多么大的动力呵。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甘于生活在唱道情中，我认字，肚子里有几篇国文，这也成了我那小小的野心的打火石。在一程不变的生活中，最能改变一个人的，不是社会，不是岁月，也不是爱人，亲人，是他自己那颗心的变动。
从那一刻起，我蜕了一层壳，第一次自己考虑起自己的未来了。母亲却因我回家而高兴，她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与她长久的分别。
乡下人不关心政局。这里来过两次驻军，有一伙军纪严明，临走的时候把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小战士成天笑嘻嘻讲话，对下人也客客气气；还有一伙好吃懒做，家里的鸡被他们偷杀了也就杀了，他们身体跨的在军装里晃来晃去，嘴上却刀子一样狠，没有人敢和他们理论。我们只知道他们都打日本人，至于为什么打日本人，日本人是什么样子的，即无法得知也不想弄清楚。民族之间的感情是很容易被建立的，不难作到同仇敌忾。但后来又传出中国人打中国人时，我母亲这样的人就不能理解了。可是，乡下人的思想还是多半被土地所占据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只是两个对他们同等陌生的名词，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所以那些年我自然失去了了解一切时局形式的机会。可我却明白地想到，军队是可以把我带进广大的世界的一个媒介。
事有奇巧，就在我回家小住的几日，一伙国民党徼匪兵路经崇州。我便热心地打起了行囊，在我脑中那毕竟是正规军。
可我还没寻思好如何向母亲开口，三少爷克非和大小姐淑珍就风风火火地回家了。
克非还没迈进门槛就冲我喊：“哎呀之桓，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三少爷！”我说。
“之桓没怎么我们才回来你又要走？”淑珍一眼瞅见了我在拾掇的包裹。
“三小姐”我说。
“放下放下，要走也且住两天。我和大妹元月回来也没瞧见你，听刘大娘说你是忙着做大道场去了？现在可闲？我上学都快一年了，就淡了你了，这次怎么又要走吗？”
淑珍便转了身，却还扭着头冲我嬉笑地嚷：“三哥，我有法子，我叫刘大娘留他，叫爸妈留他，可使得？”
我忙说：“大小姐，使不得，使不得”
就这样，我从军的念头还没定好，就压下了。
淑珍却从那半打开的包袱中瞧见了那本，苦儿流浪记，她调笑说我这个“道士”也读起“西洋小说”了。倒是三少爷眼尖，认出了这译本书不是我的。
于是，我就把得到这本书的经过以及这次将去的行程，在那个午后给克非和淑珍原本的讲了。
克非听完就笑了，眯着眼睛。淑珍倒一拍手，叠声地嚷：“是了，是林和赵他们。”
克非告诉我送我这本书的那位戴眼镜的先生是他一位已毕业的学长，另一位赵先生是同学，他们这次还乡途径崇州，取道拜访克非。分离在即越发难舍，况且淑珍又与这二位谈的来，他们兄妹俩便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送到了柳德县，才还家。
几十年我一直遗憾自己未能早点赶回家，也许还会见这位带给我生命巨大变化的林先生；但是生活就是由一系列偶然组成的必然，我何幸也，能在暗夜里遇见了他，一次就足矣！
不过我倒是和赵先生有了机会再见，后来，他娶了淑珍。
当然，我在几天之后还是离开了家，离开了我勤勉内敛的母亲。克非带着激扬兴奋的我去了重庆。母亲并没有挽留我在家里，她让我出去。
啊！崇州！崇州！那天清晨母亲站在地头送我，雾大的很，我再回头时，只能看见她依约的身形，身后是张家的房舍，透出几竿瘦的让人心疼的翠竹，在朦胧的光晕中摇曳着。每走一步，都离这个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土地远一些，我深深地吸气，怀着跪拜样庄严的心情告别我的故土。我不知道迎接我的是什么，可我莫名地兴奋着。
差一点成为国民党一名小卒的我却成了重庆一所中学的教工。开始了我的另一种生涯。
在重庆，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想生活下去，生活的有点意义，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也第一次意识到，从前的我是如此愚昧与纯洁。
但我可以吃苦，可以流汗。我虽然对前途迷迷茫茫，但我总算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门——那个时代，重庆对我来讲就是整个世界了呀！
我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连他的姓氏也不告诉我，于是克非帮我取名刘之桓，这个名字就伴随着我的人生，走进了广大的世界。
我没有到过重庆，头一次见识这么大的城市。重庆山城，道路起伏曲折，我恍若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迷宫中。我最初认识的路就是从我所工作的正东街男中去鸡市巷淑珍读书的女中的路。还有大北街。这条街两边有许多大户人家的高门，俨然地紧闭着，我想不出里面的世界。在我，世界是分了好几层的了，我是从崇州这一层走出来的。在那之后我人生的漫长岁月中，生活一层一层地以不同的面貌展示给我，我无法预知，也几乎无法选择。我刚到的那天，克非曾指着一个红漆的大门，那门口还有两尊石狮，对我讲：“这就是咱们家了，不过后来城里不太平，咱们才回崇州祖上留下的地方住的。”那天克非着急赶会川大报道，没有时间带我进去，他也没有兴趣再去看，他说里边只有两位洒扫的下人，屋里也没什么，院里尽是草，早荒败了。在那之后我又无数次地从这个门前经过，大北街是当时重庆最有钱人家聚居的街道。我总鼓不起勇气推那沉重的门，可心里早以把门里的家园想象了千百遍。大北街，正东街，鸡市巷里所有的门，所有的围墙，所有的摆摊的小贩我都记得，都认得。现在走在这些街道上，除了名字没变，一切都改变了。那红漆的大门也变成了金属栅栏，一眼可以望进去，张家的旧府已成为市幼儿园，里边的建筑一览无余，可我也再看不到克非说的那座老房子了，只有那时对红门里的梦幻还留在记忆中。当时道路上有穿长衫的人；有拉脚的车夫：有黄包车，也有在小路上人推的车，这样的叫鸡公车；也有卖艺的人，跳候戏的最多，也有表演武术的；茶楼里传出高叫的声音，和着嘈杂的人声。那是多么热闹的街市啊。
我每逢空余便会在这样的街上走走。毕竟我已来到城市了呢。
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学校里的，在男中。我的工作是清扫教室，干些不太粗的体力活，帮助老师做点小工作，有时组织一下学生的事物，有时还可以去买书和买菜给厨房。比起在崇州时，是轻松了些的，我不会被工作累垮。总之，我是一名学校的杂工。
当一名教工并不容易，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我太弱小了，太木呐了！幸而这所中学并不很大，教工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刘姓的大哥。他提携得我，我把他当亲人一样。克非在成都读书，见面少的很，淑珍在女子学校，自然不方便，我一切都要靠自己。可从小我在母亲身边，离开家又有师父的关照，我没有独立地生活过。多亏这位刘姓大哥，才让我不至于被陌生的威压震慑住。
一个月后，我渐渐熟悉了城市的生活，习惯了晚上点灯后不马上睡下，会干了许多活计，也认识了几个朋友。我把刘大哥当个榜样，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干活象他一样利落。
他肌肉强健，嗜酒如命，为人豪爽，讲义气，但话语不多，劳动起来不吝惜力气。他什么都会做，会算术，会木工，瓦工，拉过洋车，修过铁路。他右腿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痕，走路一跛一跛的。他饭量大的惊人，一顿要吃四大碗米饭，并且把吃饭当成一种享受。我刚到学校的时候， 他看着我身体只说：小兄弟，你瘦，多多吃饭！看见我每顿吃不了两碗米饭，他睁着眼睛发愣。相处久了，我发现在我们住的那间屋里，他有个木箱，里边全是粮食，有大米，糯米，饼干，蜡肉。他会定期更新这些食物。他个子不高，眼睛总眯着，怕见光一样，大手，大脚，塌鼻子，嘴上难得有笑意，听口音我猜他是江苏人。
刚开始我害怕他，但慢慢的却喜欢上了他。我正长身体的时候，每顿吃饭他都催着我多吃，让我离乡后还有在亲人身边的感觉。啊，那个年代，这是寡言的刘大哥对我表示关怀的最实在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啊！
在一次醉酒后，他和我直讲到半夜，于是，在我们住的那间学校原用做办公室的小屋中，在忽明忽暗的电灯下，从他口齿不清颠三倒四的话中，我才知道他的经历：
三七年他十七岁的时候，发生了那场事变，日本人很快遍及他家乡的大街小巷，先是日本百姓，再后来都变成穿军装的拿枪的。中国人到处受欺侮，但还有民众反抗，不久，这种反抗便被完全扼杀。八月过后，南京先是满城溃退的中国兵，接着就是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日本兵，都举着明晃晃的刺刀。他作小生意的父亲早早收了行装要带妻儿逃走，但晚一步。11月12日，他的父亲母亲和小妹妹都死在了日本兵的枪下，他是被父母的尸体死死地压在死人堆下面才得以生还。他那个一天前还平安幸福的家已永远毁灭了。他在死人堆里躺了四天才敢爬出来，受伤的右腿早已溃烂，巨痛难忍，但他还是记住了他父亲临死前呻吟着对他讲的话：“跑，跑到山里，进四川，去日本人打不到的地界，才能活”他哆哆嗦嗦地对我讲：“我亲眼瞧见一个日本兵用刀捅死一个中国小女孩，把她的头割了下来，我想这是群没人性的，我在死人堆里怕的牙齿打颤，那小女孩被砍断的一个手指头直飞到我眼前，淌着血，还一跳一跳的。那些拿刺刀的不是人，是人不会这么残！可却还见过他们哄自己的小孩，一样的小孩，也让那小孩骑在他背上，让那小的用手打着玩，用手抱孩子。那是拿过刺刀的手，杀过人的手，沾着血的手。日本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人，都是人，是人，是人啊！我爹妈却埋在万人坑”一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次屠杀的确切数字：南京中国军民被集体屠杀，活埋者19万人，零星射杀者15万人，总计30万，奸淫毁伤不计其数，日本官兵杀中国人头，刨中国人腹，杀人游戏无不用其极，创下世界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他从死人堆爬出来后，连夜逃出南京，饥不择食，慌不则路，有时饿的实在不行，就抓一把土吃。腿伤是被一位好心的医生急救的，可没去根，留了个大伤疤，走路不方便，逢阴天会痛，可他已经很感激了。就这样，一直跑，讨着饭，直跑到四川。当他听说这里日本人没打进来时，长长的嘘了一口气，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了。那时他已经连走了个把月，没吃饱过一顿饭，没睡过一个好觉。可他有一个意念，耳边响着一句话：“我要活！”
在四川，他不用讨饭了，他舍得一身力气，又有好头脑，只要能糊口，什么都做。就这样在四川熬了十年。可他怕，心里怕日本人怕的要死，他又恨，恨的梦中都在磨牙。他饱尝饥饿之苦，才把一切能储藏的都积攒着以备下一次的不时之需，可是，他心里明白，哪里要是真打起仗，遭殃的是百姓，这样的劫难不是一箱粮食救的了的！
后来每逢我读杰克伦敦的生命之爱，读到那位忍饥挨冻坚强地爬到北极圈，被捕鲸船救起的无名淘金者疯狂地储藏食物，用以对付恶劣的自然时，我便会想到这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男子汉。他是用了怎样的勇气与毅力才活下来的呢？！人啊人！可怜的中国人，坚韧的中国人！
我在这个学校虽只干了一年，但用一辈子时间也不会忘记这个人。
后来，淑珍考上到四川大学，我便给她挑着行李，在克非的帮助下，去了四川大学当教工。并且，生命中头一次走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这时候的我已经不是一年前那个乡下娃子了，我想我也要读书，我觉得我能做的事很多，可那时我只是个干体力活的教工。
你一定不能理解当时我对于自己前途的构想——那是没有构想的。在那个年代，别说我这样出身的孩子，就是像克非淑珍这样大户人家的孩子，也是生活在一系列的偶然中。社会是一个偶然的大熔炉，人只不过是沉浮其中飘零其中的风絮，乎而直上青云，乎而一落黄泉。可人都那么活，生命是紧紧抓在手里不放的，先有命，再想活下去的名堂。福可以变成祸，祸也可以变成福，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安宁的城说烧就烧了。有句话叫“水火无情”我看恁什么也不会有人要自相恶斗更无情的了。日本人是走了，可中国人还没斗完，没打完哪！城里头不安生，乡下也不安生。
你听过“民族资本家”这个名词没有？听说过？太好了。克非的大哥二哥就是后来被称作“民族资本家”的这一类人：有文化，有思想，在成都，重庆都经营有他们的店铺，做布匹生意，做小百货生意，是安分的生意人，也是善良的普通人。他们同时被外国人和中国人夹在中间，年轻时还曾激扬文字，但终于被现实击碎了锋芒，就实实在在的工作，在额头上也挂起了“不谈国事”的招牌。可他们上的税最多，出的力也不少。不是不爱国，而是爱在骨头里。可这个他们爱在骨头里的“国”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先把他们叫作“红色资本家”这就缴了他们的血汗财产，缴的多的，会在那张名单中有一席之地，冠以“政协委员”之称，缴的少的就慢慢被淡忘了，工厂被合并了，他们变成了他们一手经营起的工厂中的一位小小的中层领导。可不是永远遗忘，总有想起来的那天，那是十余年之后的又一次袭卷全社会的风暴，这两位“死老虎”是地主家出身，莫名就完全脱离了岗位，变成了普通的工人，了此残生。他们幼儿起便有深厚的国学知识，又受了西学的熏陶，有才干，也有经验，可永远不会人尽其才了。多年后，当他们看见合营后的新厂长只是识字不多，口号不少，方法不通，胆量不小的人后，他们只能在背后摇摇日益花白的头；当他们听见厂里积货滞销，连仓库都装不下产品，工人们向上反映情况，回答是：“那找仓库保管员说话”时，他们只能叹口气。他们连想都不愿再多想什么了。这两兄弟互相用苍老的手搀挽着询问：你过的还好吗？回答该是：好，清闲的很呦！
可是还是让我回溯到1948年吧。那时候不单城里不太平，乡下也不太平“梆客”多的很。“梆客”就是土匪，又叫做“梆二爷”：不烧，不杀，单抢，能抢的都抢走，只要给他，也不伤人，但梆人，让家里用钱赎。梆客多是农民，没法生活下去了，只好走了这条路。老实农民种田过穷日子，可他们有的是真是没块地，活不下去，也有的不想下苦力耕作，起了邪心，于是趁兵荒马乱的年月，这伙人越发猖獗起来。
那时候张家就不太平了，家里只有两位老人和我母亲，两个大儿子又在城里，乡下人心里就当“作大买卖”了。在他们心中，这两位后来的被改造被合并对象身上似乎有取之不尽的钱财。那毕竟也是当地的地主家呀。四八年冬天，张老爷被梆客绑架了。捎信来要一千块“袁大头”赎人。
大少爷二少爷不敢耽搁，把钱送了去。转了七天，老爷才回得家，但却毫发无损。他说强盗们躲在山里还嫌显眼，要三天两头跑路藏身。他们可有点人心，给他吃给他喝，还给他烟抽，他年岁大跑不动，就轮换人背他走。倒是张老太太吓出一身病来，身体再就没好过。
两位少爷劝二老来城里同住，但这两位老人住了半辈子乡下，住了半辈子祖宗的房子，说什么也不走，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既然这样，我就必须回乡下去陪伴他们。
说心里话，我怀念我那十八年悠闲平淡的乡村岁月，仿若与世隔绝。但我心里激荡着沸腾的热血，虽然我不明了我将踏上的道路，将献身的事业，但我在激动着。由于意外的原因和情感的要求，我必须回去的时候，我对眼前这一切不由又产生了依恋与怀念。临行前我写了一封信回去，要走的那天，我做完最后的工作，站在一个教室窗外向里张望，也许是要留一眼当记忆的东西吧。那课堂在讲国学，我静静驻立于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大约快下学了，我回身要走，却看见一位身穿长衫的老先生站在我身后，背手，戴眼睛，腰挺的直直的。他问我是不是学生，我告诉他我是教工。他直看我几十秒，然后说：“知识不分门里门外没，想听，你就听下去，也不枉你在川大一场！”说完，点一下头，背转身就走了。解放后我得知他是校教务主管，也是国民党一名大员，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他对我讲的话，在我当时听来就如同梦一般。我可以听先生讲？我怎么能听先生讲——我将离开这里，也许永远都不能回来了
但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收到一封家信，母亲极力反对我回乡下，她说路上不安生，有说在城里要千万操心。其实她早已窥察了我内心最深处丝毫的隐秘，她明了我要放高飞远的心志。只是，她那朴实的信笺中却透露出对我前途深深的担忧。
在这个世界上，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是女人一生中最长久，最深沉也是最坚固的感情。一个女人可以失去丈夫，父亲，但是失去儿子的痛苦仿若天崩地陷，是忍受不了的；情人的爱都无法同母亲的爱相比。我明白，当我回家的时候，迎接我的是我母亲那双期盼的眼睛，有她的地方我才可以当成家。可她宁愿在更漫长的岁月中忍受思念亲骨肉的煎熬，让我在心念所及之处打造生命，她孱弱的肩上，挑着挂念，挑着惊遽，挑着一年又一年的启盼，这副担子怎么卸得下呢？！
然而她还是用一身瘦骨，一腔母爱，在纸端酿成我最美丽的梦。她告诉我大少爷要陪张老爷张老太太住上一段，看到这句话，我放了心，才留在了四川大学。
这个梦实现的真快，我何尝知道母亲付出了什么代价。
没有失去过的人不会懂得什么叫珍惜。
从那之后，我只要能在川大教室门外听课，就不会落下一堂。我对于化学的知识就是从那时候积累起来的，同时，由于杂学旁收，我也逐渐懂得了一点哲学，文学。这三门课程几乎都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讲课，我就这样在川大听了三年。
在门外听讲的感觉很难受。知识没有国界，可一道小小的门槛，却让我实在感到自己像在偷盗什么，而偷盗是可耻的。讲师们都很和善，我敢肯定他们中有人认出了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工，可当他们的眼光偶尔落到我这里时，我看到的永远是默许与平易。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站在门外， 如果没有教务主任的那句话，我早失去勇气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偶然的，上天待我很厚，我遇到了一个能与我讲这样一句话的人。
多年之后，当我读到于是之先生的回忆文章，读到他在大学课堂上坐缺席学生座位听课时，以及他产生与我同样的感慨时，我仿佛能看见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羞赧的双颊和紧张的额头，那是我自己啊。
门外的我引起了川大一位女大学生的注意。她个子比较高，短发，相貌一般，不出众。她下课后常到门口和我摆龙门阵。她有一种魔力，不单让你真诚地喜欢她善良的为人，朴实的风度，还会全心信赖她，把自己的喜和忧拿来与她分享。认识她半年后，我就把她当成一位知心朋友了。
我所接触的学生除过克非、淑珍，还有那位常来川大看望淑珍和赵先生——他毕业后在一所学校任教，已经在追求淑珍了——之外，就是这位女先生了。
由于她的热心帮忙，放假的时候，我被介绍到华云山工作。华云山，这个名字会使你回想起一点什么吗？会使每一个从49年走过来的中国人都想起更多的东西吧。
在华云山，出忽我的意料，竟有人专门来安排我的工作，并给我找好了联系的上级和下级。我由一位普通的教工变成了一名记者。我的工作主要是去山下一家小报作采访工作，编辑从我这取稿，同时也由我把外面的社会情况汇报给他。所谓的社会情况就是从官方报纸上不能了解的真实社会情况。做这行我很喜欢。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可以在城市立足，这时我不单自食其力，还可以修身成人，对我来讲，是多么大的进益啊。
当淑珍从川大毕业后，我便辞去了川大教工的工作，全心全意地当了一名记者。不久，我被调到成都的另一家报社，这时我的任务就是专门采访，而且编辑只审稿件，再没人让我留心社会上大小动态了。后又被调去上海。
解放后，我才知道，我在华云山当记者时，曾经无意之间作了几次地下党员的联络工作，我也了解了介绍我去华云山的这位女大学生其人其事。她的名字叫江竹筠。
当然，今天我不准备给你讲在华云山上的生活了，你会在那几位从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里逃生的勇士们那本书中找到同样真实但更详细的描述。
解放后，我在上海一家不太小的报馆当记者，想到这几年来的经历，从我离开家门的那一步走到此刻，仿佛每一步都走在双刃尖刀上，像一个看不见前途的人，不知该如何驾驭生命的驿车。所幸，时局终于稳定了，我也似乎在迷茫中见一丝光辉，虽不足以照亮今后的生命，但毕竟是一个希望。人呵，只要有希望，就会产生活下去并且是积极地活下去的信心；否则，我不敢想象那样的生活。但一旦有希望，就会有追求，如果不忘记地去实现追求，终究会成为一名“奋斗者”而一旦成为奋斗者，那生命中就会遇到千百万次的磨砺与洗礼，勇往直前却创伤累累，无所畏惧同时也受尽凄苦，每一分成绩，每一个台阶，都要你留下青春，热血作代价，这就是奋斗者要面对的人生。狄金森这样说：“希望是种子/挣扎在泥土间在见到太阳之前/还要付出怎样的坚持”！
怎样的坚持？初到上海的日子，我听不懂吴侬软语，没有住处，没有亲人朋友。离我最近的克非在成都，淑珍随赵先生去了北京。我所在的报社每月薪水是65块人民币，在我接到第一次报酬前，我身上只剩下25块钱，我指它度过一个月的时间，还要工作，你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生活，一种什么心情。
也许你会奇怪——我难道没有一点积蓄，我难道这几年当教工当记者也都是在生死存亡的火线上挣扎？不是这样的。在来到川大之前，我每月除自己花销，还要给母亲寄钱回去，只刚好够用，不会饿死。在川大由于们外旁听，大大地刺激了我求学的欲望。虽然开始我还因身世自卑自闭，但书店却成了我闲时常常光顾的地方。那时候，除过给母亲寄前和维持自己的温饱，我把所有的财产、经历都放在读书上。那几年我置办了许多书籍，不单读国学，也读西方小说、哲学艺术。庞杂无序的阅读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而我发现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有会帮助我，提高知识含量，有闲的时候，我常去川大校园外的望江楼，在望江亭上坐一天，那时候花五分钱可以买一杯茶，可以随便添水，我经常喝上一天，读上一天。至今，我有许多书，还都是当年读的。靠这分“家私”我才有幸被重庆报馆重用，才有机会上调上海。
在上海报馆推门报道的我，已经和那位穿道袍唱道情的我叛若二人。我相信自己已经修炼有成，我不敢以林先生赵先生克非的地位自居，我没有正经读过书，但从内心深处，我一直以那位深夜野路赠书的林先生为我的导师的。
记者，要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可是，无论一个人在精神上上升到多么高的境界，无论他拥有多么美丽的思想家园与纯粹的个人品格，他也必须要生活下去，必须用物质来维持肉体的各项机能。当我把从成都运来上海的三大木箱书从邮局领出，拖回报馆后，直起身子，两眼冒金星，腹内空空，我才意识到现实对我依旧那么严峻！
那是一种可以让人渐渐失去意志的眩晕，我感觉的到身体在一点一点消亡。我不敢耽搁，把书和我少许的行李放在报馆，便匆匆去一个便宜的小饭馆果腹。当我的思想因为有能量供给又能自由思考的时候，我便面临无家可归的问号了。
夜色中的上海华灯初上，我这个身穿中山装的青年，文质彬彬的在上海的街道上闲逛，从南京路走到淮海路，再走去华亭路。街边的大橱窗里有美丽的摆设，花花绿绿的灯光照在夜的黑幕上，行人从我身边走过，我不认识他们，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一切在我眼前拉洋片般的转瞬即逝。我好象来到一个陌生的舞台，却是一个找不到位置的演员，蹩脚地站在幕边，向里张望。
我不知不觉地踱回了报馆，门已经关了，没有一个人，我站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夜已经很安静了，静的能听到我的呼吸，我闭上双眼，低下那高昂了一天的头，垂手站在墙边，我明天还能去写字吗？！
两位军人走到我面前，进行盘查。我拿出证件给他们看，他们警惕的眼神才放松。一位年青一点的问我：“那你这么晚为什么不回家，还在报馆门口，难道还没下班？”我支支吾吾，最后诳他说：“我还有点事情回报馆，明天要交稿，今晚来赶。”在他们友好而佩服的目光下，我颤巍巍地敲着打更老人的窗口。我觉的自己无奈地欺骗了他们。
灯亮了，亮的刺我的眼睛。张老头探出睡意朦胧的眼睛，我惶恐地看着两位热心的巡警站在那儿还不走。张老头看清了是我，便叫我进去，叠声地怨我下午跑扔下行李跑的比风还快，谢天谢地，巡警友好地对我敬个礼，走下街去。
我想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时候比当时我更窘迫的了，全身的血都涌到我脸上。是的，我欺骗了他们，但他们怎么会想到衣冠楚楚的我，手里拿着报馆的记者证，却在深夜踽踽街头，无家可归？！
望着他们消失在暗夜的街道上的身影，我慢慢转身回望从窗口探出头的老张。
他笑咪咪地问我：“侬下午去哪哩？我在等你哩。”
他离开窗口，给我打开门，我走进了屋里柔和的光影中。我久已没有感受这种夜晚时安宁的家才有的光晕了。自从离开崇州，我把生活当成战场，没有片刻的歇息。而此刻，我却找不到歇脚的地方。
老张指着一张行军床对我讲：“奴，那是侬的床，千万不要客气。”
“您，您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侬行李那么多，都防在这里，急匆匆跑走，阿拉晓得哩，侬没有住处呢，住下这里吧，侬不嫌弃啊！”此时此刻我才感受到那吴侬软语的亲密，感受到他笑咪咪的眼睛里的脉脉温情。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默默地打开行李，把被褥放在那张行军床上。这一张小小的简陋的床，怎样地收容了我那疲倦困窘的身心呵。
刚铺好了床，老张又变戏耍样地递给我一杯热水，拿出两块月饼，塞到我手里，坐在床沿上告诉我：“快吃哩，杏花楼的月饼，老上海最有名的，快中秋了，你还没吃过地道的上海月饼吧”他拿眼望窗上的半圆的月。他是故意没有说成“你还没吃晚饭”的吗？在他那粗糙的手，满皱的面下，还有一颗这样细的心吗？
1951年的上海，秋天很凉，然而我一直暖着，这样的关怀和人与人的友爱让我倍感温暖。
我一直在那间收发室住了三个月，才有能力自己租间小屋。
头一年里，我学会了自己做饭。现在烧的一手好菜，可当时是从清水素面做起。我没多余的钱去吃饭馆。自从我租了小屋之后，我就学着自做自吃，学着买米买菜。“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话是真理。
我总是在前一天的晚上做饭的，带菜一起烧好，第二天早上匆忙吃完了早饭就要往报社赶，午饭是装在铁饭盒里带去报馆的。可我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是吃冷饭的，报馆里的人中午没有热饭的场所，我只能悄悄吃冷饭，我不想给其他人添麻烦，并且我又非常好强。如果我能上调上海，却不能在大上海生活下去，那岂不贻笑大方？
后来我发现卫生间的热手吹风是一直开着的，上面很烫，如果我把饭盒放在那上面，一个上午足够使我吃上温热的午饭。这个热手吹风是解放前的，当时这里是一个公馆，所以有很多遗留下来的奢华痕迹，比如正厅里的吊灯，楼梯上的高档地毯，镂空家具等等。其余一切都只满足人视觉的愉快，而这台开关失灵的热手吹风却能实实在在帮我的大忙！
我设法在那上边安了一个布帘，把饭盒放在上面可以用布帘挡住。每天中午我都像贼一样趁没人时遛进卫生间，取走我的午饭，匆匆吃完。
我的手艺慢慢有点进步，偶尔也把好吃的送写给门卫老张。老张对吃要求不高，只要我去，他已经很高兴了。但他见过世面，上海什么名吃没吃过？月饼吃杏花楼，奶油蛋糕吃新雅，小龙包要梅龙镇，就连给孙儿孙女买的糖，也指定要大白兔。我只能在自认为手艺炉火纯青时才敢在傍晚敲他的门。
白天的时间一例是紧张的工作，我没有午休，我也没有指定的下班时间。52年53年时全国上下人人都在加班，那是一股什么样的大潮呵，席卷每个人，多做工作，多做贡献的思想渗透到人们的骨头里，恨不得分身有术，一分钟掰成两半用。工厂的烟囱一直到晚都冒烟的。我经常去采访先进工作者，他们真就是以厂为家，除过在家吃早中晚饭，和睡六小时的觉外，他们都在干着、干着、干着。我工作的同时，也被这样全民奋发的尽头鼓舞着。
克非曾来上海一次，是公差，他抽了一个下午来报馆看我。我们都成熟了许多，调笑中倍觉亲密，我与他毕竟如兄如弟地提携到今天。他那时在成都一家工厂做技术顾问，也忙的很，又屡次想放下技术工作去作一名工人——劳动最光荣！他给我讲他很感激执政党能这样礼遇他这个地主的儿子。
克非在少年时的志向是作一名小生，他的京剧唱的字正腔圆。但是张老太爷在听到他无意中谈起时，大喝一声：“做啥子呦！你这个娃儿，收起痴心！给我老老实实读书喽。你去做戏子？看我打断你的腿。”从此克非就真的再没唱过了。但偶尔私下他还会偷偷叹两声气。我再没听他说起下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告诉我老家的地已经尽收没了，二老还住在乡下，老太太的身体自从那次梆客来后，一直没好起来，刘大娘翻了身了， 但还念念不忘老主人的恩德，刘大娘真是好人，依旧照料他二老生活起居，也种点子地，辛苦了许多。我赶紧说张家也是好人，要不那有我们娘俩的人天，他摇摇头说我们是地主啊。又接着讲，他们兄弟三人月月给二老寄钱回去，淑珍和赵先生要结婚了，会回崇州来的。
也就是那晚，我知道大少爷克杰根本没回崇州陪老人们长住，他们俗事缠身，也只能偶尔回乡探视。我那明理的母亲呦！她不惜以谎相瞒，也不忍让我放弃志向。如果那年我真的回乡务弄，也许一生都不会有机会来到上海。
送走克非后，我迫切地想回崇州看望我母亲，看望张家二老。但现实不允许。我夜晚被分配去一个干部学校任教。我已经能够是站在讲台上的人了。
解放后，许多领导岗位是由骑马打江山的军人们担任，可他们文化层次较低，不能胜任，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开设夜校、读书班，恶补文化上的欠缺。我作梦也没想到自己有站在讲台上的一天。可我毕竟站上来了，被叫做“刘老师”甚至有人年纪比我大的多，还恭恭敬敬地以师呼之。
如此忙碌，我哪有时间回乡看望母亲？！加上年轻气胜，一心想干翻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再还乡。于是这件事一搁再搁。
那两年睡的最少，我有时一天只睡三个小时。我要跑新闻，又要在夜校上课，同时每晚还要在夜里读几页书没—我夜读书的习惯从养成后，总是再忙再累，我每天也要读几页书。可那两年却身体好，精神的力量支撑住身体，都没生病，从早到晚活力充沛的。我就是那是学会上海方言，由于我的学生天南地北的都有，我也听到了中国各地的方言，但是，还是崇州的乡音最美，那歌唱样的调子哦！
我再次听到崇州人的家乡话是在我离开家十年后的一个夏天。当我再次返回成都，取道重庆回到崇州时，我像任何一个远游的游子一样，望着一草一木都能生发出难以平静的感情。可以说，我离乡的十年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疲于奔命的生活使我甚至无暇用多的时间来体味乡思之情。有的人会在异地他乡，在夜晚的灯下或在黄昏的雨中，把家乡、往事放在心里成百上千遍咀嚼，从年华暗度中拣出一脉乡愁，每晚，就枕着这样的乡愁入梦，乡愁像根长长的丝线，一直缠在游子心上，任离家千里万里，这根丝只会因年久而越系越牢。其实，有故乡可思的人并不算不幸，最不幸的是没有故乡可思，明知道客居异地，但心中连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不曾见过，并不曾知道家乡的风习，那种思与想，又有几人能体会呢？！所以，无论和这两种人中的哪种相比，我都是幸福的。可以说，我这十年中不停的挣扎与拼搏，湮没了我的闲愁与别绪才在积淀之后在心中泛滥开来。
乡音是动听的，家里的井水是干醇的，豆花是久已渴盼的吃食，辣子也是思量了数年的。张家二老身体虽然大不如前，但当我推开门看见他们老瘦的残躯时，心里面却想起那两位送我进家塾的老人，那两位待下人和善的主人。不能跪拜，鞠躬也一样的。他们颤巍巍地拉我的手，长吁着气，问这问那。哪里问的完？十年的生活我讲不尽呵！
母亲，我终于又见到了我的母亲，她老了许多，瘦了许错，额上多了岁月的痕迹，想我想出两鬓银霜。我心中多年抹不去离家那天她在雾中依约的身影，十几年啊，一直印在眼前。我终于又见到了她！深深的愧疚母亲呦！你的孩儿早该回来的。你想我？你怪我？
母亲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抚摩我的面颊，她笑着，我却泪下无言。母亲好比一根弱柳，千回百转还坚韧，没有如此的坚韧，那颗心怎受的了3000多天的煎熬？！
当我离开后又回来，我才明白“还乡”这两个字有多重！
这次回家的由头是由淑珍提起的：她终于和赵梓印先生订浑了。他们未经老人们同意就订婚了。这次回乡举行婚仪。他二人早在5月末就来了崇州。
其实淑珍在上完家塾，张老太爷就为她选好了乘龙快婿。那少年也是一位地主的长子，英俊、古雅，去新学读过书，要在城里经商，被他爹骂的狗血喷头，自此一经提“商”字，便一阵拐杖。这家姓肖。肖家与张家结了秦晋之好后，肖少爷也收心许多。
就在此时，淑珍被克非带到了女子师范读书，老太太宽容女儿，答应婚期延后。可他们再没想到，淑珍的心早已有所属了，赵先生也在成都，淑珍自入了川大，他二人往来密切。克非与赵先生是好友，深知其品行为人，及见淑珍与他情投意合，还有力成二人之好。张家二老虽然心里着急，却不见女儿回来，只得一拖再拖，哪里知道还有这样一段公案！
张老太爷和张老太太只旧式的地主，他们早在克杰克儒十八九岁上就给他们完婚了。这两个儿子在此事上倒听了他们的安排，只是婚后二人都抛下娇妻去城市读书、经商。二位老人不想横加干涉，只让他们接走了妻子“儿孙自有儿孙福”经商就经商吧。头几年倒经营有术，二老心内也喜欢，只不便表面上说。
三子克非的婚事也早定好，娶本乡一位小姐。但克非是自川大毕业便坚决不允，解放后又不提倡包办的婚姻，二老无奈，也只得作罢。淑珍的婚事也一并搁下。
可万万没料到淑珍竟自己带回了一位青年。张家二老实在接受不了，几欲断绝父女关系。在乡邻劝说和我母亲的周旋下，才算勉强让淑珍进了家门，那赵梓印是断断不见了的。
然而父母毕竟是爱女儿的，女儿就算犯了天大的错，作父母的也不会减少一丝的爱，这是天性，也是德行。淑珍的婚礼在一片热闹中完成了。
我最佩服淑珍这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的勇气与胆识。读书、教书、选婿，她一步步走的虽艰辛，但也充满传奇色彩。淑珍的婚礼就是她人生轨迹的最好体现——在新旧交织中寻找个性发展与自由。那天下午，淑珍和梓印邀请了约三十几位亲朋好友，在张家二老的小院中宴请宾朋，算是合他们心意的完婚仪式。淑珍那天穿一件淡粉色裙衫，头发烫成了波浪状。1956年，在街上看人们衣着只能看见蓝、灰、黑三种颜色，仿佛这个世界只剩下这三种颜色，单调、平板。直到那天下午淑珍出现在小院中，不禁让梓印眼前一亮，也让所有的人心里一亮，有颜色真好。席间桌旁，淑珍和梓印挽手相坐，完全没有扭捏的矫情与繁琐的做作。他们爱的大胆、爱的自由，也要让全世界知道这大胆、这自由。只要是违反他们的人性的，他们都反对，不赞成旧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也反对新时期的那种对家庭、爱情全然不顾的生活态度。我之所以在人生漫长的岁月中都真诚地爱着他们，是因为他们活的实实在在。呵，实实在在，在那样的年代，想这样活着都未尝不是奢求呦！
晚上又有一次婚仪，是旧式的、古质的。女子要穿凤冠霞帔的。其实四川嫁女的风仪极多极细，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慢慢给你细讲，但现在，年轻人，还是让我向你真实地叙述那场夜晚的婚礼。
淑珍换上凤冠霞帔，夫妻二人施大礼。再换珠冠出来，又拜了家里每一个人，按辈分次序行礼，还应拜夫家的人，可梓印的父母早搬到北京没有来，没有主婚人，不便让外界知道，由我母亲带着新娘去拜了父母二老。这场旧式的婚习算是完成了。张家二老把红纸包的赏赐钱放在我手边的托盘上，我端下去给了梓印。我母亲也给了一分赏赐钱，克非端下去托盘，淑珍收了。这样婚礼才万事大吉，宣告完成，淑珍和梓印的夫妻关系才得到家长的认可。淑珍在我母亲的帮助下，摘下沉重而美丽的珠冠，曾问起为什么这劳什子没被政府收没，我母亲回答不上来。这迷人而落后的风俗。
但此次给乡邻们带来震撼最大的，恐怕不是淑珍的婚事，而是当他们终于发现我带回了一个日本女人，而这个女人我是以未婚妻的身份介绍给我的乡党。这个女子叫薰子。
讲我与她的经历要上溯到一年前的冬天。那天冷的很，上海在下雪，雪落到地上，积了起来，竟不化。我下班，从报馆向我租的寓所走去。半路上，忽然想起第二天的编辑是季诚，他在社里是出了名的精益求精，有点吹毛求疵，什么事情他都会弄个水落石出。他的这种性格是很合适作记者的，他可以把要调查的新闻事实弄的清水透亮。去年升作副编辑，对他下属的记者们，容不的半点含糊，当然也容不得半点差错。轮到他当班时，社里每个记者都战战兢兢的。我便又回报馆把我的稿件检查了一遍，连错别字都改正了，才返身回来。
这时天已经全黑了，上海的夜被霓虹灯点缀着，当我为抄近路拐近一条小胡弄时，已经很静了，光线很昏暗。
我发现前边路上有个东西匍匐着，待我走到跟前，发现是个女人，全身裹着棉衣，她略睁开眼睛，嘴里喃喃地说些我听不清的话，眼角垂着，脸发红，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烫的。我看了她一眼，就用手搀扶着她站起来，所幸她还能走。那里离我的寓所不远，而离医院还很远，我想还是先把她带到我的住处，安顿一下吧，她这个样子，也许走不到医院了。
我把她安顿在床上，就去给她冲了一剂板蓝根，又给她敷上冷巾，盖上被子。她的衣服不是很湿，我推测她刚倒在路上没多久就被我发现，我没有动她的衣服和头巾。
那天晚上她一直在说着胡乱的话，我在地板上胡乱将就了一宿。
早上的时候这女人醒了，挣扎着坐起来，冷冷地望着我。我尽量使自己看上去可以信赖，而作到这点并不困难。实话说，我年青的时候，相貌还是蛮英俊的。不过这女人的眼神慢慢缓和了。我又冲了一碗板蓝根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我煮好稀饭，给她盛了一碗，她捧着碗狼吞虎咽，我又给她盛了一碗，她才吃的斯文点了。
我着急上班，但看她样子，似乎还很虚弱，我想央邻居帮助照看她，但她一听说，便惶恐地摇头。她见我有点为难，便起身要走。她一步三摇，要不是我扶住她，早就栽倒了，看来她的体力还未复元，精神也不好，眼睛没神。我很同情，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女人独自出去？说不定她又会倒在大街上。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世界大同，那么从我作起救助也个同胞、姊妹、阶级兄弟也是无可厚非的。我把钥匙留给她，嘱咐她多休息，就上班去了。
季诚因我迟到早已有了火气，可我那天完成我采访任务，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才就此作罢。
回到寓所，那女人正和衣躺在床上没，却马上警醒地坐起来。我做好了晚饭，端给她吃，又给她冲药。晚上我还睡在地板上。
这样三天后，我下班回寓所时，见她在做饭，吃了一惊。我眼前的是二十来岁的女孩，身材苗条，看来体力还好，饭做的也很熟练。这两天她一直被棉衣包裹着，头巾都没解，所以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臃肿的上了点岁数的女人，没想到是这么个年纪。她见我略点了一下头，示意我不用操心，休息去。
那天晚上，她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阿里噶斗古杂一麻丝”我听得懂这是“谢谢”她是日本人！
夜里我辗转反侧，日本人，着对当时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血、火、刺眼的刀光我没有身历抗战，但在这几年的工作中越加了解到历史中的残酷。可眼前这只是一个病未全愈的姑娘，她的汉语讲的满好，如果她不说日语，我不会发现她的身份，她也许知道这样作的结果？我能把一个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拒之门外？良心过不去！
第二天，这个日本女子给我讲了她的身世：她才22岁。4岁时随当军医的父亲来中国，曾在东北驻地做了3年，她说她并不知道她的父亲在东北做什么工作，但 我却听着毛骨悚然。后来她的父亲申请随军，就一路南下。1945年她的母亲病逝了，死的时候炮火连天，她们母女俩人和军医失去了联系，她母亲只是得了破伤风而已，如果有药，不会死。她无处容身，后来和一位中国妇女在浙江石门湾相依为命。她偷偷找了父亲四五年才终于放弃了希望，也许她父亲回国了，也许死了。这位中国妇女是39年被日本人抓去的，撤军时女人们都留了下来。对日本女人来说是死境，对这个中国女人来说则是生路。她同情这个失爹死娘的日本姑娘，带她回乡生活。她帮她保守身世的秘密。这个受过大苦的人是善良的人，她和这个异族女孩子生活了11年，把她当女儿般地养大了。“中国妈妈啊，中国妈妈啊！我苍白贫乏的语言怎么能表达出对你的感激和爱呢？”上月，这位善良的人去世了，她依言来上海找寻她的外亲，可并没找到，饥寒交迫，昏死在路边。
由于她的身世，她不敢轻易相信别人，但几天来我的帮助已让她对我产生了巨大的信任。
我不单清楚她的身世、经历，还明白她现在无家可归。我当然要帮助她，虽然她是个日本女子。我当时在崇州被激发起的民族仇恨已被一种更本真的爱所取代，这是人与人间的关怀。
是的，我决定收留这个无家可归的日本女子。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薰子，养她的中国妈妈姓李，这是她在中国的姓。
薰子不识字，但汉语讲的很好，不会被认出是外国人，我以为她对日本文化也一无所知，但后来我和她开玩笑问到她是不是伊豆人氏时，她竟笑着回答说她虽然叫薰子，可却没有过民间艺人浪漫的经历，也不会敲鼓，我很惊喜她看过书。
我的日文是她教会的，当然我也教她写字。
我很同情这个日本姑娘，她小时离家，甚至不记得故乡是什么样子的，她是个无故乡可思的人。陪伴她童年、少年的是炮火、漂泊不定的生活和近在眼前的生离死别。去国怀乡之思，丧母失父之痛，掺和着李氏妈妈对她的爱与关怀让这为22岁的少女早早成熟了。
幸而以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可以维持两个人的开销。薰子成了我的管家。她帮我整理小小的房间，她作饭烧菜比当然比我作的可口，这也是经门卫老张认可的，他只当我的手艺长进了。薰子感激我收留她，待我极谦恭。当我从上海冬天阴冷的街上回到寓所时，会有一张微笑的脸庞和一间整洁的屋子和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迎接我。我还能再希求什么呢？！“那时候，所有的日常生活对我都那么新鲜”
在我还不自知的时候，我的心中就萌发了一种脉脉温情，像以太的流动，让心田中发散着一片柔和的光芒。
我开始盼望早些回寓所，盼望薰子的眼神和微笑，我开始珍惜和她共同度过的分分秒秒，回家是让我欢喜的事情。其实我还住那间小小的寓所，还每天把午饭热在电热手吹风上，还是要拮据地挤钱去买书买再买米，照常每月给母亲汇钱回乡下。可是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似乎有了其他的色彩。
可以说，我并不懂得什么叫作爱，也不懂得什么叫作被爱。我那颗少年时蒙昧、青年时劳碌的心灵没有接触过如此柔缓的东西。我也不懂如何去表达这种由衷生发的感情。纵然我读过许多书，看过最经典与感人的爱的誓言，然而及到自身亲历，我却还手足无措。
然而，我却清楚的感觉到，我对于薰子的爱，不是马吕斯和苛塞特那种迷惘的天堂般的陶醉，而是更平和、更生活化的情感，渗透在日常起居的琐事之中。后来薰子曾向我说起，她觉得我好比她的父亲、丈夫、兄弟，有朋友般的礼节，有情人般的关怀。对我来说，她有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从心底里赞美她柔顺的黑发、她深澈的双眸，但更让我心动的是她微笑的神情、她勤勉的作风。这个女子和我是可以生活在一起的，事实用它本身证明了这个真理。
同时使我高兴的是，薰子也愈来愈依恋我了。
她每天为我整理房间，帮我洗衬衫，给我烧好饭菜，像妻子一样细心关怀；像妹妹一样温柔忠诚。
初恋，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你可以忘记曾有过多少次感情经历，可能忘记任何其他情人，但你决不会忘记你的初次恋爱。这个感受年轻人不会体察，只有像我这样的老人，才会真切实在地于回顾中印证这句话的准确与真实。那是人的心灵头一次接受并给予爱的历程，是心向更美好境界攀升的质变，一切都是朦胧的，但由于青春的纯净，一切都会变的更加美好，初恋的感觉仿佛把一个从小患眼疾看不见世界的人治愈，让他一下子看到光明，世界从此五彩缤纷、万象更新。
可正由于是人生的第一次，青涩与美丽是结合的。我本应该从她给我开门时的眼神中，帮我钉纽扣时的动作里，从她和我讲话的声调中认定她也是喜爱我的，然而我没有。多疑、忧郁这都是伴随初恋的迹象呀！兀自沉思、辗转反侧、唐突不定都是明显的病症。我也一切经历初恋的人一样，也一件不少的患上了。要知道，这样的病是和爱相伴来到的，一个人到90岁，如果还没有恋爱过，那他也许不如一个恋爱的初中生成熟。爱情在没有经历时，是品味不出、言传不明的。在经历了之后也才能在有灵犀的人们之间才可意会。
在经过了最初发现爱的乍惊乍喜和独自侵扰的疑虑重重后，我终于步入了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求之不得的苦恋阶段，正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衣消得人憔悴”我不敢在薰子面前直说，我只有从侧面观察她。可是，被爱情梦住了眼的人，是看不清事实的。我开始痛苦、迷惘，为自己得到她庆幸，也为得不到她的爱而苦恼。矛盾冲击下，我瘦了，精神大不如前。这种心病是无药可治的，也使得每个患者变的机警、焦躁、憔悴。而这时，薰子似乎也同时变的焦躁与忧郁。我多么希望有人指点一下呢？“我落入爱情就像落入深渊。”我不能对别人诉说，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我即要为薰子保守秘密，同时也要为自己的爱保守秘密。这种初初相恋的感觉像一颗珍珠，由心里的泪水凝成，又小心地掩藏它夺目的光辉。我不会像从前在老家知道的那些少爷们，像对待一个宠物样对待他们的第一位爱人；也不能像张家两位少爷样，用父命难为和责任义务来替代爱与被爱；当然，我也不能拥有罗密欧们和朱丽叶们类似的情感历程，因为我生活在地上，生活严峻地要求我要脚踏实地，在社会中我曾起伏动荡，愈加恳切的希望有安宁的一天。而薰子似乎是这安宁的一部分。她的勇气、坚韧，她的善良、温柔都使她身上散发出浓浓的家的气息，散发出柔和的光线，在我夜归时，让我并不太孤单。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对爱情没有更高的期许，当你们互相以亲人相待，就足够了。纯粹的爱，并不是在任何环境都可以滋长的，要明月清风、小桥流水，要油壁青骢、金风玉露；还要有两颗足够敏感的心，在丝丝屡屡中，细细地细细地去品味；要有红袖添香的美，有描花试手的笑。可所有这些，在我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是日本人，因为我工作忙碌，因为我们还很清贫，因为一切都不能给人知道。
可我要多么感谢上苍，我还是从这样默默的生活中超脱出来了，有一种神圣的感情把我的心从每天重复的生活中提升起来。这样一个女子，她活生生来到我的世界，给我温暖，给我爱情。
我独自思量，从早到晚，没有一刻心里没有她。走路时，她仿佛就在我身边，望天能看见她的笑，写稿是，她好象就在身后，手里为我端一杯酽茶。爱在没有剖白之前是耀眼的，在没有表达之前是枯涩的。
让我脱离这分由爱而声的痛苦的是一件很偶然的事件，而当我脱离了这中苦恼，另一个更大的威胁又接踵而来。
薰子常常为我买菜，出门走动时，以我的远房表妹自称，倒也和邻里相安无事。然而偏偏事有奇巧，季诚的姑母住在里我寓所与远的地方，有时早晚上下班我会遇见她，点头之交。这位姑母认识薰子，许是她言与琐碎时告诉季诚的。季编辑在报馆向我提及此事，我只是表面镇定的含糊其辞。
我不敢让薰子出门了，一连几天我俩提心吊胆。然而这更使人疑心，季姑母曾在偶遇时问起小李，我谎说生病在床，她说一个女孩子，你又不会照料，不如送她回乡吧，不然她可以先帮助照料，我连忙说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谢谢你。回去把这话告诉薰子，她什么也没说。过几日又照旧去买菜上街。
然而，我俩都日益艰难地面临现实。每逢季编辑当班，我都尤其紧张，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更害怕他这位明察秋毫的人会在什么时候终于发现我们的不可告人的纯洁。
有一种病是精神极度紧张而引起的，是长期的焦虑所致。这之后的那个夏天，薰子渐渐地衰弱了，那个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姑娘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寡言少语的可怜人。啊，如果我当时再年长几岁，如果我再有些经验该多好，那样我就会明白，我对她爱的表示，会使她减少一点这样的痛苦。我说过，初恋是青涩与美丽结合的，而我们品尝的多是青涩与甘苦。
一日下班，回到寓所，我发现门虚掩着没关，一篮菜放在脚边地上，桌上是做好的饭菜，床上却是整理了的行包，薰子面朝窗背对着我。她显然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但我却从她抖动的双肩上看出她情绪的激动。过了好一会儿，她使自己平静下来，一只手扶着窗棱，那只手很纤细。我听见她念出森川竹蹊的望汉月“明月明月明月，今夜一轮清彻。侯虫心里易惊秋，鸣向新凉时节。暗愁千万绪，独自倚栏消歇。天上团圆镇如许，怎偏照人间离别明月明月明月”天啊！她也在爱着我，我意识到这的同时，也突然明白了她憔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她舍不得离开的这个人会因她的存在而招致祸患。强烈的悲哀与巨大的感情冲击使我不分悲喜了，我像被雷击一样站在门口。直到我望见薰子由于悲伤过度不能自持，慢慢从窗边滑倒，在她倒地的一刹那，我警醒了，冲上去，扶住她，抱起来，看她的泪眼婆娑。那是我第一次拉住她的双手，第一次长久地凝视她姣好的面容。
我们的爱情，没有情悄悄的婉约，也没有激烈的信誓旦旦。我想，她从我眼睛中看到的比她听我说的还要多。我只是告诉她，我要照顾她，保护她，要她一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否则，我会很痛苦。当时的我，怎么能预测生活将会给我带来多么巨大的痛苦呢？其实我说的第一句话很平白，没有一点浪漫色彩：你不要走，我决定要和你生活在一起！薰子那痛苦中放射出惊喜之光的眼神，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就这样，我由恩人变成了爱人。我们之间更加和谐了。心灵的融通与真诚的关怀让我俩都有了勇气，也让我们生出许多智慧。面对季姑母，她也能应答自如了。爱情的力量有多伟大我实在说不清，但她的面色又红润了。
秋天的时候我接到克非的家信，让我回乡参加淑珍的婚礼，我向报馆请了假，带着薰子离开了上海，也让我俩暂时松一口气。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母亲、张家二老是无论如何不接受薰子的。除了克非、淑珍外，乡里人对薰子全都另眼相看。克杰克儒倒好开通。可这件时却又成了我一件放不下心的大事。我和薰子的爱情不会被接受。
你明白，家庭的支持，亲人们的认可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吗？在外有了困难，受了挫折，如果有一个支持你的家庭，那么这人会曾强信心，更有毅力。然而，我在这件事上获得不了母亲的认同。
离开崇州的时候是十月末十一月初了。那天下小雨，我辞了张家二老，他们还是亲爱我这个“下人的孩子”的。实话说，那时这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完全靠我母亲照应，而当时，我母亲的政治身份比他们要好上许多。这两位善良的老人只希望我能够平安和幸福地生活，在他们看来，是否遵循先古的遗风和上世的习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世界的变化使他们改变了许多积习。拿他们的话说，就是能安宁的生活下去，是最好的事情了。他们担心这个日本女人会给我的未来带来无限的隐患。善良的老人啊！我的母亲同样对我担忧，她同情薰子，但每个母亲都是自私的，她更爱惜我。
当我们辞别三位老人回上海时，心情是更沉重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见张家二老的最后一面。
我和薰子并没因这些善良人的不太善良的意见而分开。我们依就相爱恋着。但除了心灵上更加接近，我们“发乎情，止乎礼义”我已经不在地上睡了，把老张的就行军床借来用了，这张床曾在我最困窘的时候陪伴了我三个多月，给我容身之榻。
第二年春天，我从季编辑那里收到母亲写来的一封家信，告诉我张老太太由于感冒引起的大病，谢世了。当时我和薰子所处的境遇十分险恶，不能回乡，季编辑是我们的一切恐怖的根源。尤其是我，我深知这样一个有蛇一样敏感的新闻从业者会给我们带来毁灭。所幸，后来，他的心情有段十分好：他不是党内人士，当时正号召非党人士向政府提意见建议，他被请去，其书面意见被某领导重视、采纳，这对于他这位向政治靠拢的副编辑来说，无疑是事业上和政治生涯中可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