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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在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这是芝加哥一个富庶的郊区，曾被誉为‘世界中产阶级之都。”(海明威传辛格著)
美国这时刚刚建国一百多年，如果说它还是一个不久前才从大英帝国的怀抱中叛逆出来的楞头青，那么，海明威的出世，就意味着它已为自己孕育出了第一代叛逆者。
我曾蘸着苦涩的墨汁概述并分析了凡高和贝多芬，当我看完海明威的传记和他的作品，拿起笔来继续我的分析时，面前的稿纸似乎在摇摆着向我飘过来，一股浓浓的酒气弄得我有些醉意朦胧。海明威一生喝了太多的酒。在阅读的几天中，我也曾几次喝得云山雾罩，但我并不是在模仿那位白胡子的巨人。尽管他的一生充满了感性生活的享受与刺激，却从未因此丧失冷静的理性思考的能力，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橡树园里晃出来的浪荡公子，而不会成为举世爱戴的作家了。
看过了凡高和贝多芬的一生，你也许会很自然地做出结论说，只有在艰难痛苦中才能孕育出伟大的品格及作品。但我从海明威一生的花天酒地中走出来时，我并没有对这位伟大的作家产生丝毫的怀疑或讨厌，反而因为他生存的时代与我们的更近些而有了一种亲切感。
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个人曾经历过或承受过什么，而在于一个人是否在他所经历或承受的生活中实现了心灵的超越与升华。
海明威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光是在斗牛场中度过的，他是斗牛士的朋友，是所有喜欢斗牛民族的朋友。他的少年时光就象一头小公牛一样，是在四出寻事中奔突过来的。
欧内斯特十岁生日时，做医生的父亲送给他一支猎枪并教他射击；上流社会的俱乐部里长大的母亲，则按着橡树园中家家都遵循喜好的礼仪为他举行了生日宴会。在父亲的希望中，儿子将是一个高大健美的医生，同时又是捕鱼和打猎的能手；在母亲的企盼里，儿子则是个人音乐会上的明星。
但在他十四岁时，他却不顾母亲的阻拦进了拳击训练班。
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欧内斯特终于去上第一堂拳击课了，这险些成为他的最后一课。给他安排的斗拳对手是杨奥赫恩，此人是中量级拳手中的佼佼者，后来曾跟拳击冠军们比过高低。这位职业拳击家当时同意轻打互让，但是后来一则因为打得激烈，二则因为欧内斯特的劲头十足，所以他一时把原来的良好意图丢在脑后了。两人不再是你打我还，而是在一决胜负。
片刻之后便见欧内斯特躺倒在地板上，威风扫地；鼻子打破了，血溅在脸上。第二天，欧内斯特的鼻子上贴上了纱布，眼睛底下又红又肿，但他照样走上拳击场。别的学生纷纷自动退学，欧内斯特坚持到底。在斗牛行业里，每一头小公牛都得经受考验，也就是当小牛将近两岁时，要测验它的勇敢程度。做法是，先把小牛从牛群中分隔出来，让一些手持秃头长矛的骑手紧跟在后。然后抡起木杆，对准小牛的尾巴根，把小牛一杆子打倒在地。如果这头小牛一跃而起，向骑手猛扑过来，那饲养员和东家就会知道这头小牛很勇敢，能在斗牛场上大显身手，战斗一个下午。欧内斯特海明威总是第一个跃起身来，准备再次冲锋。(海明威传辛格著)
一个人来到世上，必然以其天生的肉体的特点和精神特点表现出各自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同时也就是他们与对象世界相结合，创造出他个人的人生天地的方式。海明威的方式就是这样充满了血肉冲突的搏斗感，就象风行世界的动作影片，刺激而强烈。他就是在这种方式中，以自己强壮高大的身躯直截了当、从不倦怠地与对象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他所选择的与对象世界相结合的交接部，也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从不肯就范于母亲的指引，拒绝参加他母亲为他安排好的同橡树园的一些长得漂亮而又有教养的年轻姑娘在一起的跳舞会。他所热衷的地方是芝加哥那些令人激动的，充满打斗的贫民区及低等酒巴。
欧内斯特找的是那些异乎寻常的、样子难看的、打成残废的和威武不屈的人。橡树园那个社会在这个富于反叛精神的青年人看来就象一盘乏味的茶点。他十岁时吸了第一支烟，十二岁时喝了第一杯劣等威士忌，十三岁时有了第一个女人。(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的这种选择多少应归功他的父亲海明威医生。幼年时，那位同样身材高大，喜欢捕鱼狩猎的父亲就经常带着小欧内斯特到密执安州的沃尔顿湖畔的夏季别墅去过几天原始猎人般的生活。“有时海明威医生带领欧内斯特到密执安州北部森林深处参观印地安人的帐篷。这个尚未到达青春期的男孩对那里的一切有了深刻的印象。波塔瓦托米部落的印地安人重视自己的身体；他们教会男孩在森林里生存的本领，教会女孩寻找草根和草药以及做饭、织布和缝衣。这种生活似乎远比他们在橡树园的三层楼房里所过的生活简朴，勇敢，纯洁。”(海明威传辛格著)
幼小的欧内斯特虽然还没有什么思想。但直觉的观察比较已使他感到橡树园中等资产者组成的小天地，同广大的自然界和粗犷的印地安人相比，已显露出令他难以忍受的虚伪与狭隘。当他跟着父亲到沃尔顿湖畔时“他可以赤脚跑路，向蓝色的天空开枪打野鸭和大雁，偶尔捕杀一只鹿，或者静静地坐着钓鱼，等待那种巨大的凸眼狗鱼上钩。他们在橡树园的家里总是穿得衣冠楚楚，行为彬彬有礼，常谈一些守旧派成年人的事情。言谈中赌咒是罪过，但在欧内斯特看来，这到似乎是一种有力而又有效的说话方式。性关系是根本说不出口的事情，甚至是比原始部落的禁忌还要忌讳的东西；生活的这一部分遮掩得十分严密，反而使这孩子和他的朋友们大感兴趣。他在森林里的日子富有天然乐趣和生活本色，平静安逸，令人满足，哪怕音乐课有所荒疏。”(海明威传辛格著)
小欧内斯特象一团等待塑造的泥团，他不愿象橡树园里的成年人那样按照有钱人的社会规范塑成千人一面的标准类型。他更不愿那些成年人用一套陈旧的常规把自己这一堆新鲜、冒着热气的泥团扔进他们世世代代早已为其定型并特化了的模型中去铸造。他要更广泛地接触比橡树园的生活更为原始和本色的天地，从中汲取更充足的生命底蕴，使自己这团泥更大、更软、更新，以便将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时代的方向从事新的塑造。
对橡树园的背叛是对那种被金钱富裕特化了的狭隘生活的反抗；对湖畔森林，对印地安部落和贫民区的热衷是向生命存在中更原始、更本色的源流的回归。这正是欧内斯特走向审美人生的起点。
一个人如果仅仅有了这样一个起点，是不可能进入审美人生的佳境的。如果欧内斯特仅仅是一个沉于酒色的人或仅仅是一个好斗的人，那么他只能把自己的一生靡烂在酒巴、妓巢或阴暗的小巷深处。他到这些地方，不单是出于肉体享受的需要，更是出于要了解、探寻生活的真实而全面的内容的渴望。相对于橡树园那种一成不变的、必须把自我挤压成某种特定型号才能见容其中的窠臼般的小天地。欧内斯特热衷的地方孕育着更深厚的生命力、蕴含着更多不可预见的变化发展的可能。
当欧内斯特从那些喧闹的地方走出来时，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径直回到自家的三层楼顶，坐在自己的打字机前，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打印成故事。十六岁那年，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短篇小说赛皮金根发表在学校的文学杂志写作园地上，而且欧内斯特并没有因为喝酒做ài和打拳而成为无赖。“在青春期的几年里，海明威的志向单纯，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有条有理。他每做一件事都要用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才肯罢休，他在辩论组得了演说奖，在田径队当了主管，在篮球队做了队长，而且成为水球队、步枪射击俱乐部和学校管弦乐队的成员，还被选中当校刊编辑。”(海明威传辛格著)欧内斯特不仅是个粗犷的爱寻刺激的热血青年，还是一个有很深的文化修养能够沉静深刻地思考和写作的文人。这正是投入与超脱的结合，正是拳击手与观众的结合。
欧内斯特走出中学校门时，他已同时具有了最文明市区所给予的文化修养和最野蛮部落及街区所赠送的强悍丰满的原始生命力。他的一位老师评论说：“在基督教和清教徒的哺育下长大的孩子，竟会对于恶棍和下等社会知道得那么清楚，描写得那么生动，这使我本人和别的许多橡树园人都觉得奇怪。”(海明威传辛格著)
这两种成份在欧内斯特身上的结合，使他既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文明素质的文人，又避免了“橡树园人”的那种狭隘与孱弱。欧内斯特海明威因此能够全方位地与对象世界的各部分相结合。他以最自然、最直截的方式进入生活，同时也最自然、最直截地进入了心灵同对象世界无限深远和广泛的整体存在相结合的起点。但他还只是这一征程上的一头良种小公牛，他还需要更多、更艰难的锻炼考验和自我努力才能成为一头真正的斗牛。只有当他把自我的个性特色和人类共性发展互相融合起来，统一起来，使自我得到的人生感悟成为人类整体自醒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时，海明威才真正通过自我而融入对象世界无限深广的存在中。
二
一九一七年四月，正当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之时，美国象最狡猾的投机商那样宣布参战。爱国的旗帜舞动在美利坚上空，街道两旁满是欢送出征将士的彩带、花束和震耳的口号。美国第一次派出自己的儿子到外面去打仗。他们的父母和他们参战的儿子都相信这是远离战场千里之遥的祖国的需要。参军是每个青年人的骄傲，他们是去结束一场灾难，拯救养育了自己祖辈的母邦。
那时离海明威中学毕业还有一个月，他等不得一个月的时间，急不可待地志愿报名参军，但他的眼睛在练拳击时被严重击伤过，因此被拒之门外。海明威无可奈何地领取了中学毕业证，拒绝了母亲要他上大学的要求。他要到堪萨斯城去，他要去当一名新闻记者，拿着一支笔冲向社会。
“一离开橡树园，海明威就觉得终于自由了。”(海明威传辛格著)从此他便毫无阻碍地把自己强壮的躯体投入到与社会人生的接触中，而且是一种最自然和最直截的接触。他一生都为此付出了家庭离散，筋骨折断的代价，但他也从这接触中感受到社会人生最深刻的本质存在。当他终于学会了使自我的心灵从这一满是创痛的肉体接触中超越出来，以精神的目光旁观肉体接触中的另一个自我和社会人生时，他就真正进入了人生审美的境界。
一年后，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见习记者，小伙计海明威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穿上了带有名誉尉官符号的军服，趾高气扬地加入了由威尔逊总统和夫人亲自检阅送别的部队。
那时他只有十八岁。
这正是热血沸腾的年龄，海明威虽然因眼伤被拒于作战行列之外，但他却无法忍受后方安逸的生活——每天游泳、打牌、闲逛。这怎能算是参战呢？他千方百计寻求上前线的机会，终于弄到一份往战壕送香烟及小食品的差事。这虽然还不能算是战士，但毕竟可以投身于战争了。
到前线的一星期后的一天夜里，海明威按奈不住激动的情绪，抓过一支步枪向敌阵猛烈射击。一名战士在敌人的还击中倒下，海明威前去营救时，一颗迫击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身上中了二百三十七块弹片。一共做了十三次手术。“医生们首先庆幸的是，他总算活过来了。他的身体象个筛子。这简直是奇迹。”(海明威传辛格著)
受伤并没有吓坏海明威，反到刺激起更大的冲动，伤愈后他跟随部队继续战斗。“这一次他是在战场上打仗——不再是一个救护车司机，不再是分送巧克力和小甜饼的人了。他在田野里打仗，在阿尔卑斯山打仗，在意大利北部的森林里打仗。”(海明威传辛格著)
战后归国的海明威被家乡奉为英雄。但所有夹道欢迎和围着他高呼的人，没有一个会理解这位英雄心灵所受的创伤。在战场上他从没有退缩过，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了勋章。但是回到家里，脱下征服，重新躺在松软的床褥中时，战场的恶梦却让他夜难成寐。“海明威到这时才受到前线的惨状、声响和危险的残酷折磨。爆炸的炮弹射出白热的火星，把他那睡梦
中的黑暗照耀得眼花缭乱。昔日战场上的巨响吓得他尖叫着惊醒过来。垂死的伤员们痛苦的嚎叫使他的每个夜晚都变成莫大的苦难。”(海明威传辛格著)
出征时为祖国而战的自豪和青年人的冲动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荒唐和惨痛击得粉碎。从战场上回来的人看不到自己杀人和流血的任何价值。在这社会与历史的大悲剧中海明威们投入得最深，失败得最惨。参战曾是他们最强烈的愿望，也是他们这整整一代人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及政治的最明确、最积极的信仰和参予。现在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这次大战的无谓。同时造成这次大战的一切社会价值观念也在他们心中一落千丈。他们成了迷惘的一代。
当海明威带着第一个妻子到巴黎文艺沙龙的主人斯泰因女士家做客时，这位因鼓励和资助当时还年青的毕加索一类艺术家而著名的老姑娘，说海明威们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强烈地否认自己迷失了方向。“我没有迷失方向，”他愤怒地说。“她的说法完全是危言耸听我认为这一代人也许是在许多方面受了损害。但是除了那些死者、残者和已经证实的疯子以外，如果说我们也都迷失了方向或者受了损害，那我无论如何不相信。”
海明威虽然这样说，但几年后，在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中，他仍然把斯泰因的这句话加在小说前面的扉页上做为题记。因为这一称呼已被社会所接受。而海明威之所以反对自己迷失了方向，这里有一个看事物的角度问题。
斯泰因所谓的迷失，是以传统的人生及社会价值观念为参照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打碎了这一价值观念在海明威一代人心中的丰碑。因此，可以称海明威们是“迷惘的一代”但海明威们在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后，虽然象太阳照常升起中描写的主人公那样把人生看作无边际的游玩。但这种表面消极的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散漫恰恰是旧的价值观念破碎，新的价值观念重新孕育中的必经之路。海明威不仅感悟到这一消极生活方式的内在的积极性，而且他本身就是这一积极性的典型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族国家传统价值观念在其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到特化阶段后，它的狭隘性和自私性的第一次世界范围的恶性发作。这种价值观念可以表述为：在民族观念下聚集在一起并被国家权力组织起来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把本民族及其代言者国家的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一个民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做任何事情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和无尚光荣的。
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封建诸侯国在信仰和价值观念上都统一在基督的十字架下，罗马教皇君临于各国王侯之上，发号施令、呼风唤雨。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对人的心灵压抑基础上的。人们的心灵象豆芽一样被宗教从感性生活的泥土中拔出，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把一颗颗烘干的心灵捆绑在流尽了鲜血的受难的耶稣面前。脱离血肉的心灵无论在任何方式中与任何对象相融合都是非审美的。因此，人们把文艺复兴开始的对人类各种感性生活的重新肯定看作是人性的复苏，同时也称为审美意识的复兴。
十四世纪开始的宗教革命最终砸碎了罗马教皇套在各王侯国家头上的枷锁。到十六世纪，各封建国家的国王们纷纷建立并巩固了自己对本民族的统治。但这种统治还没有最终造成各民族国家的彻底分裂和对抗。各国王侯通过互通婚姻和互继王位使各民族国家的统治阶层保持着贵族小圈子里的血缘联系。这联系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各国间的战争，但这种战争从没有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规模和狂热程度。一方面那时的运输交通和作战能力限制了各国王侯的野心；另一方面臣民们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和热情去为本是亲戚的各国王侯间的争吵而卖命撕杀。
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和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有力地支配着各民族的感情了。君主成了被供在殿堂上的灵位。而实际操纵着国家权力的是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官员们。
君主们来来去去；一个路易十四被一个好色的路易十五所接替，路易十五又被一个愚钝的业余锁匠路易十六所接替。彼得大帝让给一连串的女皇；查理五世之后是哈布斯堡王室的世系，不管是奥地利的一支还是西班牙的一支，大都是些厚嘴唇、粗下颚的迷信的人远为稳定持久的却是外交部门的办事人员，和阐述国家事务的人们的观念。
因此，我们发现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比起他作为首领的那个“强国”来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开始越来越少地读到这个或那个国王的阴谋和野心，而是更多地谈到“法兰西的预谋”或“普鲁士的野心”在一个宗教信仰正在衰微的时代，我们发现人们正在表现出对这些人格化了的实体具有了一种新的信仰。(世界史纲赫乔韦尔斯)
文艺复兴中复苏过来并被狂热地加以肯定的个人主义式的各种欲望和实现满足这些欲望的天赋权力，被人们以同样的狂热寄托并依附在国家身上。于是国家成了各民族的神。国家反过来以各种宣传手段和教育手段向自己的成员灌输伟大的爱国主义。同时这些神灵也确实以火与剑，以血与肉去实现自己成员的欲望。正是在这一逐欲的过程中，个人的利益被集中成国家的利益，国民们往往在一种朦胧不清却很固执的观念中相信国家的行动总是为他们谋利益或保护他们的利益的。于是大多数成员的盲目性构成了一种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个人肉体生命欲望的复苏也终于从它通向审美境界的起点而走上了片面追求物欲满足的狭隘天地了。人们的心灵从上帝那里争脱束缚后，没有在同肉体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与升华。却又被民族国家重新聚敛在国家利益的圣坛前祭奠。社会生活方面，人们之间心灵的融合被民族国家的狭隘性所阻隔。基督教所倡导的天下兄弟一家的博爱情意被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煽动起来的互相猜忌和仇视所代替。心灵从上帝过于冷峻空洞的天堂向个人肉体回归时似乎撞在了民族国家的浅滩上搁浅了，象前面说的那样，一般民众在近于盲目的状态中把国家的一切对外行为，尤其是那些强盗式的行为看作是个人利益的最高体现。从而心甘情愿地牺牲个人日常生活的安宁幸福，把参加对其他国家的战争看作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这种盲目性多么近似于中世纪时向上帝的献身。
这一心灵的搁浅带有某种必然性，是心灵从上帝向血肉之躯回归时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渡阶段。人类心灵的宏观发展往往在微观的个人尚未觉醒的状态下，在一种人类整体的潜意识中演变着。从中世纪的对上帝的信仰到现代的个人价值观念的确立，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宏观向微观的心灵运动过程。这当中，整个的欧罗巴世界是最大的系统，各欧罗巴民族国家是次一等的子系统，然后是个人(当然其中还有一些更小的子系统)。正象一个人下楼时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一样，心灵的回归也要逐级地完成。个体的人对这一回归的认识程度也随着逐渐地清晰和深刻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暴露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性和由此而引发的战争的虚无性，海明威们曾把自己的全部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之中，因此对于心灵盲目地祭献于国家神坛的虚无性感悟得较为深切。这一感悟促使他们自觉地完成心灵回归个体血肉之躯的演变。表面看，他们无所事事，整天饮酒做乐，对一切国家政治概不关心甚至把它们当作笑料下酒，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都不屑一顾，象海明威一样，他们不爱故园，不愿呆在自己的祖国，是一群钓鱼、打猎、看斗牛的流浪汉。但在这背后，隐含着心灵从民族国家这一整体存在割裂开来时产生的痛苦。心灵一旦离开原有的寄托物时必然产生一种空虚和失落感，尽管那个寄托物束缚了心灵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痛苦也是新生前的阵痛，心灵完全回归个体之后将孕育着新的向更广泛、更深刻的整体存在的对象世界的升华与融合。这是心灵摆脱非审美的物欲追求中的特化状态向审美的无限发展天地超越升华的运动。海明威是这一运动的先觉者和倡导者。这正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审美价值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海明威们不是迷失方向的一代，而是正在寻求心灵发展的新的方向的一代。
人类心灵的发展，从人生审美的角度看，是一个不断的从自然状态出发，在逐渐的社会化发展中走向特化，然后又摆脱特化，向自然状态回归，吸取继续发展的生命力，再从自然状态向社会化发展的螺旋式上升循环演进的过程。
就欧罗巴世界来说，这个过程大致可概括如下：远古时代原始野蛮人的心灵完全处于自然的、个体的状态中，从这一状态出发，经过氏族的，希腊式城邦的和罗马式帝国的，到中世纪特化在上帝天堂中(当然这是就整个欧罗巴世界宏观而言，如果看各个小一些的糸统，如希腊、罗马等，也都有各自心灵从自然状态出发到社会化的特化樊篱中的历史)。然后开始了向自然的、个体的血肉回归的过程。
这个回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达到人们个体觉醒的阶段。海明威的小说，就是这一觉醒的标志之一。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海明威走向人生审美境界的起点。这个起点是痛苦的，只有当海明威完成了痛苦的对象化过程之后，他才通过个人的痛苦走入人生审美的境界。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之后，海明威的个性感觉才变成有共性价值的审美感悟，在他完全是个人喜好的行为及其对象化表现的小说才具有了广泛的人生审美价值。
战后还乡的海明威受着心灵创伤的痛苦煎熬。参战是他第一次个体心灵同社会整体存在的结合，但这一结合却被事实证明是虚无的。他为之献身流血的并不是什么正义的事业，而他对着射击冲杀的也不是什么恶人，那完全是一场盲目的兄弟相残。
这一次投入社会的活动中遭受的打击，是在心灵向个体生命的原始自然状态的回归中得到抚慰并最终康复的，而这一康复的过程，同时也是海明威逐渐地把痛苦对象化的过程。
归乡的海明威第一次未受恶梦惊扰的安睡是在“一个可爱的肮脏的流浪者，十分象女人，又有几分象畜生。”(海明威传辛格著)的意大利籍妓女玛丽雅那里获得的。
当海明威被恶梦纠缠得难以入睡达几个星期时，他便一人在清晨起来。
漫步街头，观看那朦胧的太阳照亮煤烟弥漫的芝加哥天空。
他发现玛丽雅坐在一所简陋公寓的门口，喝得半醉，冻得发抖。他们两人还没说几句话，这个意大利移民的女儿玛丽雅便上前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自己房里。这是一间肮脏的屋子，彼此没有问长问短，也没有忸怩羞惭之态，他们两人互相尊重，也都有激情。海明威在肮脏的窗玻璃透进的亮光下，发现她的紫眼睛就跟紫罗兰一模一样。后来他在那张床上躺下，立刻睡着了玛丽雅成了海明威的避难所。她懂得静默的奥秘和举止轻柔的妙处。她用手指抚摸他的小腿和大腿上的乌青伤疤时，嘴里总是轻轻地发出啧啧的叹息声，于是那旧有的疼痛便烟消云散，代之以十分明显的感官上的舒适。
玛丽雅善于使人兴奋，海明威需要的就是兴奋。他的康复过程是缓慢的，也是一个回过头来面对现实的长期过程，这时候可喜的是，神志和勇气的复苏，使他能够再次考察生活的真谛。(海明威传辛格著)
玛丽雅以他女性的心灵和肉体给海明威心灵和肉体的创痛带来了他所渴望的慰藉。但她还不能完全治愈海明威的伤痕。“‘玛雅丽，’海明威说，‘为了我，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你用你的头发擦干了我的脚，用你的身体温暖了我的灵魂。但是如果现在这样我就算复原了，那可糟啦。我到现在还写不出一篇象样的小说。读起来全都味同嚼蜡，低劣极了。比我那被炸碎的膝盖骨还要支离破碎。我心里有东西可写。可就是活象患了便秘，憋在肚子里出不来。海明威这时候站得仍然离森林太近，难以看清他想描绘的那棵树。”(海明威传辛格著)这时的海明威还没有完成对战争的痛苦感受的对象化过程。他还不能把战争当作无关利害的对象加以审美的静观。对于战争，他还停滞在痛苦的感官体验中，还没有达到审美的感悟，因此，他写不出反映自己对战争的审美感悟的小说。他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心灵向自然的回归，在自然状态中恢复心灵对经历过的往事的对象化感悟的能力。
于是他摆脱了母亲的那些质问和橡树园的环境，回到他家在密执安州的夏季别墅。他在这里寂静的安定生活中得到了休息，写了几封简短的信，催促特德布伦贝克(与海明威同赴欧战的朋友)到这里来和他一起过这种自我流放的生活。他们两人一起打猎，钓鱼，谈天，回忆，就在盘坐于篝火之旁，吃些新钓到的有点烤焦了的鲑鱼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海明威渐渐脱颖而出。这位受了精神创伤的作家可以说出他想说的一切，而且被朋友接受了，(海明威传辛格著)
这种谈话使海明威最终实现了痛苦感受的对象化。在他向朋友诉说的同时，他也在向另一个自我诉说着，这就是精神的自我即心灵。在这样一个诉说和倾听的过程中，精神的自我象听别人的故事那样对象化地、也就是以无关利害的静观的心态去重新感受以往的经历。这些经历中的痛苦感受开始超越个体的利害得失的狭小天地，海明威终于可以从自我的痛苦中感受到所有参战者的痛苦了。他和那座“森林”开始拉开距离了。
这之后是几年艰苦的日子，在加拿大，在法国，海明威一面靠报馆给他的微薄薪水养活妻子和儿子，一面每天不停地用一架老旧的打字机打出一篇篇浸透心血的小说。他的新闻特写及报导很快出了名，但他寄出的小说却只能换回一打一打的退稿信。如果他专心当一名新闻记者，甘心遵守一家大报馆的规则，他会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和很丰厚的薪水。但海明威不肯为物质生活的需求而放弃心灵的自由追求。妻子终于无法忍耐海明威的生活方式，海明威也不愿受家室之累，他们分手了。
海明威在俯瞰巴黎屋脊的一间牢房似的狭长顶楼里开始过修道院的生活，这正是在巴黎奋斗的艺术家的优秀传统。家俱只有一张咯吱作响的床、一张结实的桌子、一把直靠背椅，另外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有破口的瓷面盆和一个大水罐(海明威传辛格著)
两年后，海明威在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并赢得了一点名气后，终于以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奠定了自己在世界文学界的地位。这部小说和三年后出版的永别了，武器可说是两部倒叙的姊妹篇。如果先看第二部，而后再看第一部，你就可以全面地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和荒唐以及它给参战者那整整一代人造成的肉体和心灵的创伤。
从海明威离开战场到永别了，武器出版，整整过去了十年。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以审美的眼光静观这一体验，并用艺术的形式把静观中得到的审美感悟记录和表达出来。在海明威是一个多么漫长和痛苦的过程。
在永别了，武器中，充满了震耳欲聋的、撕心裂肺的爆炸和爆炸中溃散逃遁的人群；在太阳照常升起里，那些被炸散的人们失去了往日以某种共性的价值观念为依托的聚合力。他们各自为政地游荡着，漫无目地地聚散着，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没有归宿。这种精神状态在英国作家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的结尾处，在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天的伦敦时有过精当的描写：
在伦敦，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宣布停战。它使一切日常例行工作奇异地停止了。办事员从办公室里涌了出来，不再回去了，店员们离开了店铺，公共汽车司机和军用卡车司机想把车子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车上载满了随意上车的惊喜欲狂的乘客，他们没有什么目的地要去，也不管这些车要开到哪里去。茫然若失的群众立即充塞街道，凡是有国旗的住房和商店都把这种饰物挂了出来。夜晚来临，好几个月来因空袭而一直保持黑暗的许多主要街道上，灯火辉煌。蜂拥而来的群众重新集合在灯光之下的情景看来是十分新奇的。人人感到惶惶然，怀着一种不自然的和疼痛的慰藉。战争终于过去了。在法国将不会再有屠杀，不会再有空袭——事情将会好起来了。
人们想笑，也想哭——真是哭笑不得。兴奋的青年们和在假的年轻士兵们组成稀疏而嘈杂的游行队伍，挤过人流，尽力做出欢乐的样子。一尊俘获的德国大炮从陈列许多这类战利品的马耳大街拖到特腊法耳加广场，举火焚毁了炮架，鞭炮和花炮到处乱扔。但是人们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欢乐。每个人几乎都因为损失太重，忍痛太深，没有什么热情去庆祝了。
停战的狂欢时刻人们的心情尚且如此，那以后的日子里，传统价值观念对于深受创痛而视其为虚无的人来说，恰如倒塌的巨树，再也不能招聚鸟兽了。
战后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海明威带着妻子来到巴黎时，巴黎是一派惨淡的景象：
海明威看到的是他自己的青年时代，是“纯粹的人的精华，”是被战争抛起和连根拔出的一代人，人们在逃避幻想的破灭，方法很多。有的人自溺后漂浮在塞纳河上，有人在自己的顶楼里服毒自杀。另一些人懒懒散散，以此窒息他们的生命，或者让花柳病摧残至死。舞男们既向男人又向女人出卖肉体。男人同性恋和女人同性恋都很风行，因为这别有滋味，而且免去了怀孕的麻烦。(海明威传辛格著)
看过永别了，武器的人，不难理解这种颓废的情绪。甚至在战争正进行的时候，人们就早已深感战争的荒唐与虚无。主人公亨利算得上勇敢的军人，但他完全是以一种近乎自我强制的责任感和军人的道德准则无可奈何地行事。一旦战争的荒谬连这样一点慰籍和可能都不留给他时，他便独自单方面宣布停战而逃入爱人卡瑟琳的怀抱。但是，已经在逐欲的路途上走入世界大战的西方世界，给每个人设下的结局就是死亡——或是肉体的，或是精神的。“如果有人勇气十足地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这个世界为了制服他，就非置他们于死地不可。这个世界当然是不会让他们活下去的。它折磨着每一个人，要使每一个人俯首贴耳，唯命是从。”(永别了，武器)在这样的世界上，特化了的民族国家的权力高于一切，聚集在它周围的盲目的信徒在运用这权力宰割别人时格外地执着与果断。杀人如麻，这是人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祭献在民族国家神坛前，并以此为名用武力追逐物欲的必然结果。亨利要逃避这个必然的结局，带着己的爱妻到战争风暴的风眼瑞士，度过了短暂的一段幸福生活。但他逃避了战争，却未能逃避死亡。卡瑟琳和胎儿在难产中双双逝世，迎接亨利的是早春时节冰冷的风和雨。亨利和卡瑟琳是一对可爱的青年，是人类的精纯之花；他们的爱情纯美迷人。但这一切在战争的巨大的齿轮辗轧之下，象玻璃工艺品一样，只来得及闪一下微光，发一声微响就粉碎了。而战争的齿轮也
终因辗轧了太多的血肉被粘滞得停止了滚动。
曾经被捆绑在传送带上输向那巨大齿轮的人们四散奔离。他们不想再受任何束缚，国家以及一切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观念或准则，都被他们嘲笑并抛弃。他们每天要去的地方，除了酒巴、咖啡馆就是钓鱼的小河或斗牛的沙场；他们每天要做的事，除了把自己灌得烂醉就是和异性寻欢。这就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
但如果谁把海明威的这部小说看作是吃喝玩乐的百科全书，那只能证明他自己除吃喝玩乐外再没有其它信息接受能力了。
毫无疑问，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确实写了一伙随心所欲，或努力随心所欲的家伙。但正象前面我们已经谈过的，他们的随心所欲在有意无意之间促进了心灵向个体血肉的回归。这种回归是对那种把他们送入战争齿轮的国家运行机制的反动。是对以往的传统价值观念作出虚无的评价和宣判。而且，他们并不是真正快乐的一伙。主人公吉克，在战争中丧失了性能力。女主角布雷特也因此失去了爱的归宿，只好一个接一个地投入那些她根本不爱的男人的怀抱。我们已经说过，心灵的这种放纵自由，是以从原有的依托物上撕裂开来为代价的。因此，一方面，他们的寻欢作乐是没有心灵寄托的虚无中的飘荡；另一方面，他们必需在表面的无所谓中孕育出一种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这样看来。他们是背负着沉重的担子的。他们的毫无准则的浑混，正是新的准则的孕床。人生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血肉丰满的感性
物欲的超越。如果没有前者也就谈不上后者。民族国家极端人格化和权力化是对个体丰满的血肉的抽象与否定，海明威小说中的放纵情欲是否定之否定。是向虚无中寻求新生。世界上有哪一个新生命不是在虚无中孕育的呢？
这种寻求新生的努力，我们可以在吉克身上看到。他并没有因为丧失性能力而变成忌妒狂，也没有因此失去做人的尊严。他不仅依然是布雷特精神上的支柱，而且也是周围朋友们的核心。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并没有同性能力一道丧失掉道德的力量。这种道德不是橡树园的伪善与保守，这种道德是朴实自然的。正象原始人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一样，吉克也超越了不能把布雷克居为己有的悲哀。他比所有和布雷克睡过的男人都更有资格占有她，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和布雷克的情人们成为知心的朋友。而且，吉克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有求于那些男人，正相反他们到是在情感上有赖于吉克，更为重要的是，吉克并没有因为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一个感情冷漠的人，他不是因为不爱布雷克而不忌妒她的放纵，他们之间有着一种超越性关系的理解和信任。这正是人与人之间达到新的心灵融合的起点。
海明威酷爱斗牛，他的吉克也酷爱斗牛，斗牛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靠自然的力量与技巧求生存和胜利的过程。在那个被大战撕去了光辉灿烂的面纱而显露出虚伪狰狞的面目的世界里，斗牛场显得更为真实和自然。在这里，好象演算着一道道高度纯化了的生命相搏和求生的代数式，一切都具有一种简洁明快、直截了当和一目了然的原始自然的活力。它不断地复现着自然蛮荒中的生命规律——力量与技巧的抗衡和生与死的搏斗。这是被高度文明充分特化了的现代社会中值得珍视的原始生命状态的保留地和了望台。海明威后来写成了斗牛的圣经——死于午后，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斗牛场上这一原始生命力及生存方式的深刻蕴含。而这一蕴含，对于心灵向个体血肉之躯的自然状态的回归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和启示。
四
几部畅销书使海明威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和财富。他在美国最南端的海岸小镇基韦斯特安了家，这是个朴实得近于古拙的大而老的木屋。“怡然自得地坐落在水边，四周尽是棕榈和黄蝴蝶树。”(海明威传辛格著)海明威不愿住在大城市里。“‘我一点也不留恋大城市的生活，’他说。‘谁说要当作家就必须住在纽约？纽约的作家，那都是装在一个瓶里的蚯蚓，挤在一个瓶里从彼此的接触中吸取知识和营养。有时候，瓶子做成艺术的形状，有时候又做成经济或宗教的形状。不过他们一旦钻到瓶里，就待在里面不肯出来了’。”(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是自然的儿子。在社会群体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以一种近于狂热的劲头投身于大自然中。他象一股永不停息的旋风，从大海到丛林，一会捕马林鱼，一会猎麋鹿。后来他迷上了黑非洲。在基韦斯特的七年中他两次前往那个世界上最后一块原始生命的保留地。如果按今天动物保护主义的看法，海明威的嗜猎无疑于犯罪，我们也很难想象，海明威若是生于今天，会不会满足于用一种枪式摄影机对准动物，扣动扳机，拍下它们的形象，做一场比喻性的捕猎。但在当时，狩猎还被看做显示勇气和力量的方式。并且是通过勇气和力量与自然相融合的途径。对海明威尤其如此。人的行为往往是多种动机的载体。我们可以为海明威的嗜猎寻找出许多种动机，但综合起来无外乎出于融合于自然的渴望。生与死是自然的主题，同时也是海明威作品的主题。而且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从没有天随人愿的生命终将战胜死亡的允诺。他展示给读者的、往往是在注定将要死亡的结局面前，生命怎样发挥它的力量和勇气的最大蕴含。在这之后，是死亡的、比生命更博大、更深沉的力量的显示。前者使海明威的作品充满生命活力，后者则构成了他的另一个主题的虚无。海明威最激动人心的就是他的生命活力，而他最深刻的启示却是他对于否定生命的死亡力量的展现。狩猎的全过程都充满着生与死的较量，它同样有一套自身的法则，而且比起都市生活中的规范来，可说是人与对象世界之间最自然的一种了。
在这一法则中，生与死具有同等的价值。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走出非洲中，善于狩猎的男主人公死后葬在他猎杀过狮子的草原。沉沉的暮霭中，几只雄狮盘居在他的坟墓上，那一幅画面看了让人感到温馨慰藉，丝毫不逊色于男主人公射杀狮子犀牛时的伟壮奇险。这就是狩猎这一生死交响乐中的审美价值。它同单纯要从野兽身上获利的那种捕杀与买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生命对死亡的抗争和死亡对生命的否定，在海明威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的心灵经历了从群体向个体回归的过程。那么西班牙内战则重又把海明威招唤到群体的共存中来。这一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同，海明威是抱着明确而坚定的政治目的，或者说是怀着坚定的人道主义精神投入战争的。
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在哈瓦那两大陆旅馆五楼一角的一间房间里写完原稿时，他倒了一大怀冰水，抓起一块面包，呻吟道：‘我写进书中的不是西班牙内战写的是我十八年来所了解的有关西班牙的一切’”(海明威传辛格著)
丧钟为谁而鸣是西班牙内战的纪实，但它的审美价值却表现在它对于那场内战的功利成败的超越。正是由于这种超越意识，小说出版后才反常地遭到敌对双方的同声指责。
是的，海明威是作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和人道主义者参加到西班牙共和军一方，与同他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一道为民主共和而战。整个内战中，他既是拿笔的记者，又是拿枪的战士。他曾象小说中的主人公乔丹一样同游击队一道转战于西班牙的崇山密林之间。但丧钟为谁而鸣却不是简单地、爱憎分明地向我们诉说共和军的正义、游击队的英勇；同时也没有愤怒地以大量笔触揭露佛朗哥叛军的残暴罪行。充斥于小说的并不是爱与憎或正义与非正义的展示。海明威为之呕心沥血的仍然是那个生与死的伴舞。
这是否是一种消极呢？丧钟为谁而鸣的死亡与永别了，武器的死亡有什么不同呢？
永别了，武器是一部逃离战争中的人类群体的孤独者的自传；而丧钟为谁而鸣却是积极加入到正遭受战争蹂躏的受压迫人民中的自觉行为的纪实。在这部小说的题记中，海明威意味深长地引用了英国诗人约翰堂恩的诗句——
谁也不能象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
欧洲就会缺其一隅。
这如同一座山狎，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无论谁死了，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这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这种群体意识标志了海明威及以其为代表的一代人，在心灵摆脱了民族国家物欲特化的狭隘性之后，又以自由个体的姿态重新溶入到人类整体事业中。在心灵超越与升华的道路上，海明威们又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如果在心灵回归到个体血肉之躯后，海明威们就终生浸泡在酒色之中，那这种回归就将以坠落为结局。为了人类的民主自由事业而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们，不但超越了个体的狭隘性，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性。因为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受神圣祖国的呼唤而战，民主与自由也不再是那一个国家的特殊利益。所以，这一次参战，海明威的心灵是在追求着比以往更为广大深远的对象世界的融合。如果没有这一追求，他就只能爱恋杯中的美酒和床上的女人，而不会为西班牙人民的苦难去忧心如焚并投入战斗了。
海明威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有着深厚的情感，这不仅局限在斗牛上。在他参战的日子里，曾有过这样一段小故事：
罗西塔是十二岁的孩子，不过西班牙农家的男孩和女孩从小就听惯和看惯了匹配和生育的过程。温暖的气候使男孩女孩都比寒冷地区的早熟得多。罗西
塔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大名鼎鼎的(被人称为大将军)海明威发现她在一个垃圾箱里寻找可吃的东西，便把她带回到他的住处。
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询问，他才打听到她的名字并了解到她已经不知道家在何处。战争及其带来的混乱使她遇事不肯开口，只有温存或者无情责骂才能叫她说话。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些不新鲜的硬面包和巧克力，深蓝色的眼睛对他表示谢意。
“罗西塔，小燕子，”他说“我觉得我是生病了重病。你快出去，让我好好地吐一阵吧，”他拚命想站起来，但做不到，憋不住把胃里的东西统统吐在桌上。
罗西塔让他伏在自己肩上，搀他上床去。然后一声不响地溜下花砖扶梯，提了一罐凉水上来。她用湿布给他敷在额上退热，还给他洗了洗手。
劳累过度加上赤痢复发，使海明威浑身发烧，昏迷过去。
第二天早晨，房间拾掇得干干净净，但是罗西塔不见了。
她留下一张写得歪歪斜斜的字条：’大将军，我爱您。爱，罗西塔。”
“小燕子，”他喃喃自语道。“你这可爱的小丫头，深蓝色的眼睛。你怎么样啊？”(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的爱是心灵超越个体狭隘的表现。同时，这种爱又是他的心灵进一步向审美的更高层次升华的基础。
他虽然深爱西班牙人民，而且愿为他们的幸福献身，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心灵局限在这爱与恨的利害关系里。从西班牙尸横遍野的战争中，他不仅看到了西班牙人民的痛苦，而且还进一步看到生与死这个古老永恒的主题中深刻的审美内涵。正是这一内涵的开掘，才使丧钟为谁而鸣具有了超越西班牙内战的更高的审美价值。
求生存是任何一种生物行为的基本动机。但有生界在包括无生界在内的整个宇宙中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与有生界相比更为广大深远的无生界，象土地孕育植物那样孕育了有生界，而生命也象叶落归根化为泥那样，通过死亡回归到无生界。死亡可以理解为物质摆脱有限的，并且在求生过程中被特化了的生命体的束缚和狭隘向无限的，只有无形的孕育而没有特定的结局的无生界回归的桥梁。因为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爱恋，所以把死亡描绘成可怕的恶魔，这个恶魔集人类一切悲哀与仇恨于一身；而生命则被喻为鲜花中的少女，集人类一切幸福与情爱于一身。这向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几千年以来，人类的审美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也就被局限在对生命的赞颂和欣赏中。这一审美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具体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这一审美意识中，人们只能通过生命的可见、可嗅、可听、可触的存在及形式在
人类爱恋自我生命这一情感的肯定中感受到慰藉和愉悦，从而在死亡对人类爱恋自我生命这一情感的否定中所蕴含的更大的审美价值上处于朦昧状态；另一方面，人们一再通过艺术创作赞颂生命，并从自然对象中抽取出肯定生命的形式以自慰自赏，但对生命本身的狭隘自私和有限处于一种盲目状态，这一盲目与前一种对死亡的审美价值的蒙昧有直接的关系。
无生界和有生界构成的宇宙世界就象一座硕大无比的金字塔，由下至上是无生界，初级生命和高级生命界，人类处于这一金字塔的顶峰(就目前人类力所能及的空间而言)。物质的运动在这个金字塔中呈现着由浑混到清晰，由孕发万物的本真到独为一己的特化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物质不断地从大到小，从无限向有限，从无知无欲至有知有欲的转化过程。但物质的运动并不以金字塔的顶峰为终结，它还要从这个顶峰向原路折回，直至重返无生界完成那永无休止的轮回。相对于向金字塔顶峰的运动而言，回归是从小到大，从有限向无限，从有知有欲至无知无欲的转化过程。如果人类能以超越对生命的爱恋和对死亡的恐惧去静观这后一个过程。那么，心灵就能在超越个人肉体存亡计较后，融入整个物质界的运动中，自觉到物质向无限广阔深远的本真存在回归的积极意义。而从特化向本真的回归，这本身就是审美的本质所在。当人类的心灵以静观的态度去感悟这一回归时，人类就进入了比赞美和欣赏生命更高层次的人生审美境界。
这一进入不是在愉悦中完成的，面对死亡对生命的否定力量，人们首先感受的是痛苦和恐惧。在生命界中，再也没有什么生物能象人类对死亡有如此的感受。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人类超越对生命的爱恋和对死亡的恐惧的难度是生命界中最大最艰巨的；另一方面也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进入的可能。只有人类才有可能以审美的眼光去静观死亡，从死亡中感悟到生命体所具有的物质向更为广阔深远的对象世界融合，并开始新的孕育生命过程的审美价值。
对死亡的审美态度，不同于宗教的态度，宗教是宣布通过死亡摆脱人世的痛苦与虚无；而审美的死亡观并不是建立在对生命中某一特定内容的否定上。虽然死亡事实上构成了对生命的否定，但它否定的是生命体本身，并不是否定生命的痛苦与虚无。宗教以消极的态度看待生命，所以用死亡去否定生命；而审美则是在赞美生命的基础上超越对生命爱恋和求生中的狭隘片面进而静观死亡。在对生命和对死亡两个状态的感悟中，审美者都是积极的。
这一积极的审美态度，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得到了生动而充分的体现。
小说始终在失败和死亡的悲雾笼罩下讲述了主人公乔丹在执行一项炸桥任务的短短三天里的故事。这是乔丹生命的最后三天。他是自愿参战的美国人(同海明威一样)，他受指派要在共和军一次大规模进攻开始时炸毁一座佛朗哥军队向前线增援所必经的大桥。后来事态的发展注定了那将是一次失败的进攻——敌人早有准备，为进攻者设下了陷阱，而进攻的共和军却发动了不可挽回的进攻。面对这注定失败的结局，深入敌后，无法与司令部联系的乔丹只能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同一个游击小队执行炸桥的任务。他们成功地炸毁了大桥，但在撤离时，乔丹身负重伤，一个人留在森林的边缘，等待着追击的敌人临近做最后的一击。
乔丹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在生命的最后这三天里，他经历并感受了可以“和任何别人的生活比美”的欢乐和幸福。虽然乔丹第一天来到游击队营地时，善观手相的队长妻子皮拉尔就预示了他的死亡，但在整个小说中，并没有半点儿悲哀的气缠绕在乔丹的身上。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结局，他冷静地做着一切他必须尽责的事情。在这冷静之中，他还有一腔的激情，而游击队收留的玛丽亚姑娘则以她娇美的肉体和同样美好的心灵为他的激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投入对象。夜间他们在睡袋里，白天他们在森林中，短短的三天，两个青春正盛的年轻人灌注出一株火焰般燃烧着的爱之树。令每一个读者都会为之神往、为之动情。
在这三天中，乔丹通过被死神拥抱着的、只有七八个人的巴布罗游击小队，了解到比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以来所了解到的东西多几倍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情况。这不是一般的上层集团的斗争和大军团的做战过程。这是深植于民众内心深处的，关于内战的体验和感受。被政治抽象化了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敌对双方的撕杀中，深含着为双方参战者都感到厌恶的无价值的暴行残杀。共和派曾无情地集体屠杀过纳粹分子，那屠杀由于流氓无赖的加入而变成取乐和寻刺激的屠宰。使所有正直善良的人感到耻辱。而佛朗哥军队随后进行了更为野蛮的报复。共和派的屠杀激起了佛朗哥军队的报复，报复又促使更多被杀者家属投入共和军或游击队。结果西班牙美丽的国土变成了巨大的陈尸场。
与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不同，乔丹坚信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是为广大被压迫者而战。“尽管这是用得陈旧了的字眼。尽管在这些地方有官僚主义，办事不力以及党内派系纷争，但你还是可以感受到你期望中的某些事情，而这是你在和他们第一次接触时所不能体会到的。这是一种感觉到你在为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英勇献身的感情。”(丧钟为谁而鸣)正因为这种感情，乔丹才在明知共和军最终难免失败的同时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战争，但乔丹毕竟是一个美国人，这使他可以在投入的同时，以一种旁观的眼光看敌对的双方。共和军虽然正义，但内部也不乏象巴布罗那种自私而又残暴的家伙，他们表现了共和军一方在为推行其政治主张并获得现世生活利益的行为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狭隘和片面；而佛朗哥的纳粹军虽然是非正义的，但一方面他们与德、意法西斯不同，并没有加入到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中，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也不乏正直理智的人。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佛朗哥的专制统治也给西班牙带来了秩序和发展。因此，当正义与非正义双方在长期的厮杀中完全用非理性的仇杀和简单的你死我活的求生存来行事时，厮杀的双方都已陷入到难以自拔的片面中。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当敌对双方不能在理性控制下，和平地达到互相融合而发生杀戳后，战争就将以死亡来否定双方各自的狭隘和片面并强行实现双方的融合。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中，双方死亡的人数往往都大致相等，而且表面上的战胜者后来也往往要承受相当的损失，甚至在军事上的胜者往往会在其它方面拜倒在对方的脚下。
这并不是对正义的否定，而是以更高层次的静观和更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特定时空内发生的某一事件中正义与非正义的相对性。对于这一相对性的认识程度在某种角度上取决于对这一事件所采取的审美静观的层次。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主人公乔丹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战斗，他对西班牙内战的审美层次要高于那些杀红了眼的西班牙人(当然，这并不排斥有的西班牙人同样可以超越自身的利害关系来静观内战)。而作者海明威审美静观的层次还要比乔丹更高一层。因为他坐下来写作时，心灵与西班牙内战的距离比身处其间的乔丹还要更远一些。虽然海明威从未否认过他自己就是乔丹的猜测，我们也可以在此设定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当海明威坐在哈瓦那两大陆旅馆五楼的客房里写作丧钟为谁而鸣时，他的乔丹实际上是另一个海明威，是拳击手海明威而不是观众和作家海明威。乔丹和作家是投入者与超越者的两位一体。身处战场的拳击手海明威(或者叫他乔丹，这是无所谓的)，虽然也感觉到战争双方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但他首先是一个投身于那一特定的时空中，源于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而发生的内战的一分子。他必须竭尽自己的职责。象舞台上的角色，他的上台是完全自愿的和出于冷静清醒的思考选择的。这一次不同于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或海明威，那一次他是凭一种冲动和对民族国家的盲目信仰而参战的，所以在认清了一切后他自动退场了。这一次完全不同，这一次他是一个认清了正义者的必然悲剧而英勇赴死的就义者。那他就要完成角色本身规定好了的表演动作。这并不是偏执狂的冥顽，而是出于对被压迫者深切的爱和人道主义者的良心。正是因为这种爱和良心，他才义无反顾地同西班牙人民一道奋勇当先承受历史施压在他们身上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及其一切痛苦和损失。这一切都表明，在西班牙内战这个巨大的拳台上，拳击手海明威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因此他才能获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超出一般局外人的深切感受。但如果海明威不能超越做为拳击手的自我或者说不能超越做为乔丹的自我，那么丧钟为谁而鸣就不会具有它所蕴含的审美层次。
投入的海明威充分体现在乔丹生命的最后三天中的行为上。他冷静地尽责，他热烈地爱恋，都显示着生命的可爱与伟大；超越的海明威则体现在小说中失败与死亡必然降临和对生命的否定力量中。而这两种因素又紧密地融汇在乔丹这个人物及整个小说的情节中。当我们做为读者阅读小说时，我们难以发觉这一区分，它们融成了一种艺术的心灵，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一切。只有当我们合上书本，坐下来冷静地进行理性分析时才有可能也有必要把这两种因素区分开来。
在小说的结尾，投入与超越在死亡的终结点上合聚在一起。在这之前，生命一直在森林中播撒着春的种子。而死亡则徘徊在森林四周，象捕鸟的网一样张开着。乔丹带领着游击小队走出森林去炸毁大桥，他们和读者都明白——这是走向死亡。如果我们把乔丹的死仅仅理解为英雄的牺牲，那我们就只是达到了投入的拳击手海明威的审美层次，这个层次表明个体心灵超越一己利害关系的计较，与一个更为广泛深远的对象——西班牙人民融合在一起，并进而同人类民主自由的共同理想融合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达到了超越的作家海明威的审美层次。
所谓英雄之死，实际上是对死亡的出于敌对双方利害关系的计较而做的评价，是把死亡看作利害冲突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看作对利害冲突中的双方狭隘性与片面性的否定。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死的英雄性的审美价值，在投入者乔丹身上已充分肯定了这一价值。但同时，也不应当把心灵束缚在这里，不应当停止心灵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的超越与升华。超越的作家海明威描写死亡时并没有加入鲜明的褒贬，乔丹最后将要与其同归于尽的贝伦多中尉并不是一个可恶的家伙，他是个虔诚的教徒，为每一个死去的朋友感到难过，当他看到亲手打死的游击队员和他死去的朋友躺在同一个山坡上时，他曾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啊！”他象乔丹一样克尽职守，一样冷静沉稳。如果不是战争，他们会在和平的生活中成为同样受人欢迎的人。但战争却使他们必须互相残杀，只要他们的生命在战争中延续一
天，他们就要继续对抗下去，唯有死亡能消除他们的对抗。乔丹和贝伦多是作家对西班牙内战对立双方的高度抽象后的典型代表。从当时看，他们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并各自坚信其献身的价值，但从人类整体存在和长久的历史发展看，他们都是人类中优秀的一员，无论那一个死去，都是人类整体的损伤。正象小说前面那首诗中写到的：“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欧洲就会缺其一隅。因此我从不问这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作家没有描述这两个青年人的死亡，但我们已经为他们的死亡所感染。死者感受不到的心灵对各自献身一方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超越后的融合，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引起情感的涌动。敌我和利害在这涌动中被抚平融合为一体，我们似乎忘记了双方的激战，忘记了进攻和炸桥。我们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西班牙的内战和双方的是非曲直。我们只记得那一群男女的生与死的故事，浮现在脑海中的是生命的壮美和它向死亡回归的静穆。乔丹面对死亡的冷静，除了一种英雄气质外，还有面对否定自我的力量而以静观的态度去体验它的审美成份。在此，生与死变成了代数式一样的纯净而抽象的符号，它们之间的转换展示出超越敌我利害、功利计较的更高层次的审美价值。构成生命的物质在长期的发展中特化在乔丹们和贝伦多们的对抗里，死亡是使他们摆脱这一特化天地的途径之一，在死亡中他们将转向共同的无序黑暗的浑混，一起融入生命的再孕育中。而那些活着的和后来的人，有可能受到他们的死亡的启示，自觉地结束对抗的狭隘与片面。地球是一个村落，如今，这个概念已不再是陌生的了。尽管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仍将继续下去，但人类心
灵的融合也同样在向前发展。
随着小说情节的结束，我们同海明威一道完成了两个层次的超越：一是对个体的利益，一是对人类的生存。这后一个超越标志着海明威已接近了他一生追求的审美境界的最高点。在他最伟大的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他终于登上了这个顶峰。
五
海明威有一艘名叫“拜勒号”的快艇，他常常驾着它在加勒比海的波涛中捕鱼。马林鱼、金枪鱼、鲨鱼海明威被公认为出色的渔夫。但他与普通的渔夫不同，他并不是靠打鱼为生。他驾着快艇去捕鱼，是为了使自己融合于大海，融合于大自然。他的心灵在同风浪及大鱼的捕斗里的感悟与那些普通渔夫或以捕鱼为乐的人不同，这种差别你只要读一下他的老人与海就会深有感触。
老人与海是根据一位古巴的老渔夫亲身经历的故事写成的。但小说远远不同于老渔夫的故事，它汇集了海明威全部海上生活的感受和一生的追求。也正是海明威的感受和追求才使老渔夫的故事获得了小说中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如果海明威没有在自我人生中进入到那一审美境界，如果他只是原原本本地照实写下那个故事，我们读到的就只能是一篇令人泪下的伤心的悲剧。当初，那个古巴老人也正是满怀着痛苦和失望的神情向海明威诉说他的厄运的。老人把这故事看作是他一生中最倒楣的时刻。但他也因祸得福，海明威的小说和那副大鱼骨架使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一些以捕鱼为乐的富翁纷纷来乘他的船出海捕鱼，很多人求他讲述那个故事，老头是一概收钱的，他还一再地向海明威索要报酬，甚至告到法庭，他象一条贪得无厌的鲨鱼那样硬要海明威给他一条新船。他的整个故事和它的尾声只是一段逐欲过程中失望与满足的转换，除了金钱以外，老人看不出打鱼还有什么别的价值。可以说，老人的故事和他本人是非审美的，只有当海明威用审美的感悟去对他和他的故事进行再创作时，才产生了举世称誉的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不同于海明威那些自传性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桑提亚哥老人不再是受海明威支配的另一个自我，这个老人既超越了他在生活中的原型，同时也超越了作家个人的情感世界。这种超越在以亨利或乔丹为别名的海明威身上也有体现，但他们从未达到如此高远的程度，从未获得如此崇高的伟力，以致于作家本人也要仰视他。在象征的深度与广度上，老人超过了海明威笔下所有的人物。尽管海明威一再声明那只是一个老渔夫：“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就是鱼。更深的东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致贝瑞逊的信)”海明威要否认的是一般懒惰的评论家或读者的简单而空泛的类比。这种类比会使一个小说中活生生的形象失去血肉生气和个性，使“他”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转而变成某一群人的标签，这将断送“他”的艺术生命。
在海明威的创作过程中，他也许真的压根就没想过用老人与海去象征什么的问题。小说中所蕴含的审美内涵是海明威在多年的海上捕鱼生活中的切实感悟。当这种感悟与那老渔夫的故事遇合后，便生成了这篇小说。小说中老人进入的那种人生审美境界，正是海明威曾经进入过的审美境界的记录和写照。而这种感悟，这种境界并不是在书斋中或什么别的地方沉思默想出来的，它就来自海明威自己的捕鱼过程。海明威不需要用比喻象征去借老人与海说出什么谜底，老人与海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人生审美的境界。而你若看懂它，你就进入了同样的境界。然后，你把在这一境界中的感悟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去，去感受、去理解你所面临的对象。这时，如果你在同对象世界的关系中也进入了“老人与海”那样的境界，那么“老人与海”就成为了你在现实生活中所进入的那一境界的象征。如果你不能在同对象世界的关系中进入那种境界，那么“老人与海”就只是你曾读过的一段故事。但这只是读者的事，与海明威本人无关，他确实并没有用“老人与海”去象征什么。
海明威对他的传记作者辛格说：“我读过两百多遍手稿，每读一遍都给我一些启发。即便它现在定稿了，竣事了，我一拿起这本书，就仿佛觉得终于找到了我平生所追求的东西。”
海明威要追求的东西，并不是仅仅在老人与海这部短篇中才被发现。在他捕鱼狩猎的实际过程中，他已经感悟到了他的追求，只是通过老人与海，他才最终实现了对象化的塑造——心灵中意会的感悟变成了可言传的文学。
那么，海明威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心灵与对象世界的本真状态的融合。这种融合在小说中得到了浑然天成的表达。
人生美学所阐述的与对象世界的融合，并不要求人们放弃建立在人的利益、欲求基础上的生存权力，并不要求取消人与对象世界的对立状态。它只要做到心灵对这一求生存过程中的狭隘性与片面性的超越，只要做到心灵在超越了本身的狭隘性与片面性后在同对象世界的融合中获得升华，获得对于对象世界更深远、更广泛的存在的感悟，以避免被求生存的狭隘与片面特化掉，为个体并最终为群体的发展开拓新的天地并汲取新的力量。人生美学对人类的求生存活动和他们求生存中对立着的对象世界双方都抱着赞美的情感。这种情感同样洋溢在老人与海中。
小说中的老人是一位出色的渔夫，他与大海搏斗了一生，在与大海的对抗中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力量与技巧双优的强者。但他毕竟是太藐小了，大海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否定力量。如果他是一个除了捕到船上的鱼以外，对海没有其它感受的人；如果他是拜倒在海的威力面前而显得凄凄哀哀，一味企求大海施舍的人。他就是一个狭隘与片面的海的对抗者、或者只是一个海的投顺者，他就绝不会具有小说中老人的审美价值。
桑提亚哥既不是前一种人，也不是后一种人。他是出色的渔夫，捕杀过无数的大鱼，但他对海的感情不仅限于它能为他提供可捕杀换钱的鱼。他对海洋，对海洋的生命有强烈的赞
美和热爱。他喜欢那些活跃在海浪中，甚至是与他对抗的鱼要胜于喜欢已被捕杀在船仓里的死鱼。他赞美大鱼的力量，勇气和风度，他把它们当兄弟，为不得不捕杀它们而难过；就是对那些吞吃了他的收获的鲨鱼，他也同样持赞美的口吻认为“它是美丽的，崇高的，什么也不怕的。”
这种赞美和热爱，意味着桑提亚哥的心灵已经超越了捕鱼这一行业本身的狭隘性与片面性。在他出于肉体的欲求而与大海对抗，捕杀鱼类的同时，他的心灵实现了与大海及鱼类的
融合。这样，打鱼不仅是满足物欲的途径，同时也是心灵与对象世界融为一体的途径。在整个追捕大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老人同大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一边同大鱼搏斗着，一边同它交谈着，当他被大鱼拖得筋疲力竭时，他想：“鱼啊，你要把我给弄死啦。话又说回来，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了。来，把我给弄死吧。管它谁弄死谁。”
以桑提亚哥为人类的代表，以鱼为自然的代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审美的眼光看，是对抗与融合的辩证统一。对抗是融合的前提和基础，融合是对抗的超越和升华。只有双方依照自然的法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自肉体的力量与技巧去进行对抗；同时又通过人类心灵超越对抗中的狭隘与片面，才能达到完满的融合。
桑提亚哥是出色的渔夫，他的对手是一条出色的大鱼，他们之间对抗的激烈程度是超常的，如果是一个一般的渔夫捕杀一条小鱼，那么双方相对而言都是个小天地，心灵超越与升华的价值也就不大了。
小说中人与鱼的对抗是惊心动魄和精彩壮观的，而老人对大鱼的爱也是深挚的，这爱是由对抗产生的对于否定力量的审美静观。如果没有这种超越利害关系的静观，老人就只有对大鱼的仇恨和诅咒。老人通过对抗而超越了捕杀大鱼这唯一企图的狭隘与片面，对抗转化为融合的途径，因此，老人已不在乎他同大鱼的谁胜谁败，谁死谁活了。这些只是出于人类一己目的的评价，并不是从自然的角度去看。或者说不是从静观的角度去看。对于一个无关利害、绝对公允的观众来说，一场拳击赛的关键不在于谁胜谁负，而在于是否精彩和公平。但因为观众是局外人，因此他的态度只是旁观而不是审美的静观。没有投入也就无所谓超越。只有象桑堤亚哥老人这样，既全身心地投入到同大鱼的对抗中一拚生死，同时又以超越的心灵静观正在进行的对抗，这才是进入了审美境界，才是进入了本真的融合。这时，桑堤亚哥努力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弄死大鱼，而是要竭尽全力使这场对抗赛更精彩、更壮观、
更公平——更美。正象海明威常说的：“杀要杀得利落无痛。”
既然融合成为了目的，而对抗成为了手段，那么谁生谁死对于融合来说都是同样的。所以桑提亚哥也就无所畏惧了。对于一个以审美的态度去看待对象的人来说，否定自我的对象的力量越是强大，越能激发起他对抗的力量和融合的愿望。因此，桑提亚哥无论在大海面前和大鱼及鲨鱼面前都从未丧失勇气，因为他的心灵已不被利害得失所局限。与对象达到本真状态的融合的心灵，反过来为肉体注入了坚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从而使对抗与融合的过程不断发展下去，并越来越走向更高远的层次。
老人与大鱼的融合是通过大鱼的死亡结局的，但老人与大海的融合并没有结束。鲨鱼作为大海的更为强悍的否定力量击败了桑提亚哥。
他没有悲哀，大海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世界，既为他提供了朋友，也为他提供了敌人，既为他提供了成功的可能，也为他设下了失败的定局。这一切都是他与大海相融合的途径或手段，因此是同等价值的。失败后的桑提亚哥反到格外的冷静，就在他精疲力竭地昏睡在床上时，他仍然继续梦见非洲海岸的狮子，那是他不曾去过的另一个世界，从少年时代就是他心中雄壮的梦乡。现在鲨鱼吃了他的大鱼，他的梦依然如故，正象他对着鲨鱼群挑战时说的：“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给打败的。”而且，那位少年曼诺林，那位再现了他的少年时代的孩子重又回到他的船上，他们又要打鱼了。大海在桑提亚哥心目中就象一个女人“施宠或者不施宠的一个女人，要是她做出了卤莽的或者顽皮的事儿呢，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
一个女人永远是男人需要的对象。好与坏只有在个别的对象身上有价值的区别，但做为整体，女人的世界是无好坏之分的。
大海就是桑提亚哥心目中的整体的对象，他从不计较她的某一次恶做剧给他的打击，他永远需要她，永远追求着与她的融合。老人就在这种融合中获得了海一样的伟大品格；大海因为有了他也显得更富生气和力量。在这种超越利害得失的本真的融合中，人和海双方都获得了增值，都获得了升华。
你若读懂了老人与海，你就会感悟到老人是怎样在同对象世界否定力量的融合中超越了个体的狭隘与片面的。这正是海明威所要追求的审美境界，或者说是一种人生境界。进入了这种境界后，生死存亡都不再是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标价牌，它们只是自然准则在本真状态中，也就是在无关利害的状态中的具体展现。海明威最后用射杀了无数大小野兽的猎枪射杀了自己，这本身也是一种蕴含了自然准则的公平结局。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对美的追求和创造。老人与海标志了他生命中创造力的最高点。正象他自己说的，是他“一生中打倒的最大最美的狮子。”
再也没有哪一位文明人象他那样保持了最自然的生活。而且保持一生。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他的人生状态的直接展示。“在影片丧钟为谁而鸣里扮演女主角的瑞典美女英格丽褒曼对海明威作出了精辟的评价。她说：‘海明威不仅是个人，他代表一种生活方式。’”(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生前对这位作家说：“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就象拳击场，每一个都在场内。你只有还击才能生存，所以我时刻准备拿起拳击手套戴上就打。我当然一直参加拳击。我要打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那时我就要跟自己打，目的是要把死亡当作一种美的事物来接受，这也就象是你每星期日看斗牛时见到的那种悲剧美。我倒下时，观众也将以与自己无关的兴趣注视，就象西班牙的妓女看到公牛被斗倒时那样不动感情。”
这不正是拳击手的投入与观众的静观相结合的人生的鲜活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