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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德四世大开伊斯坦布尔的城门，亲自带群臣出城欢迎凯旋而归的将士们，整个伊斯坦布尔处于一片欢乐的海洋中。穆拉德四世当场宣布整个帝国举国庆祝，放假三天，对于轻微犯罪人员大赦。一时间全城欢呼陛下圣明，穆拉德四世的威信达到高峰。
欢迎仪式持续了整整一天，回到王宫后，穆拉德四世一点都没有感到劳累，战争胜利的消息早就传来，哈立德族长将整个战争的过程完整的向他作了报告，就连负责指挥指挥战役的总督决策过程都没有遗漏。穆拉德四世也看过总督给他的战争经过总结，写的和哈立德酋长差不多，通过这两份报告，穆拉德四世对总督略微有些不满，但看在他诚实的份上，也不再追究，毕竟还是打了胜仗，不好责备。
但是穆拉德四世对于哈立德家族和伊格莱的表现非常高兴，他决定用最高的封赏作为对他们奖励。哈立德族长被授予帝国王爵，参与军机大事研讨，成为他的重臣。哈立德酋长则被授予大总督的爵位，封地包括了小半个阿拉伯半岛，面积比原来大了五倍，哈立德酋长感恩戴德不尽，发誓一定会永远效忠穆拉德四世。但是，哈立德酋长更明白自己能够崛起的原因，那是因为凤阳王国的朱常润，没有朱常润的帮助，别说大总督，他现在能保住性命都难说。
伊格莱的封赏更是丰厚，除了将第聂伯河左岸紧邻黑海的土地授予他以外，另外还从赎金中拿出一百万两白银赏赐给他，让他在那里重新招纳旧部，意图东山再起，再就是让他和大顺侯国的李鸿基搞好关系，购进必要的装备，千万别发生纠纷。
国内局势逐渐稳定，穆拉德四世就要打算进行变革了，通过这次战争，尤其是维也纳城的战役，穆拉德四世看到了自己的国家已经开始落伍于东西两方，最起码如果不是有从大顺侯国购进的大批击发枪，这次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回回炮还是火绳枪，相比于哈布斯堡联军的燧发枪都差得很多，更不要说这些击发枪了，无论是军队训练还是武器装备制造，都需要进行大力改进。
由于欧洲的海运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大明帝国的海上贸易活动加强，通过陆路运输沟通东西两方货物流通的贸易越来越少，这就造成了奥斯曼帝国财力上的几大匮乏，甚至许多商品都是通过海运到西班牙以后，他们将不需要的东西再卖给奥斯曼帝国，不但价格高昂，而且东西还经常缺乏，这方面就需要和凤阳王国进行沟通，将大明的商品通过海运到波斯湾，然后再经阿拉伯河向帝国纵深发展，让商品流通起来才能互通有无，增加帝国财富。
想到有关经济问题，穆拉德四世就想到了哈立德族长，他决定让哈立德族长来负责帝国经济问题，因为哈立德酋长和凤阳王国的关系比较好，许多问题可以和朱常润沟通，比方说在凤阳王国看到的小手扶拖拉机、播种机、耕耘机等，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购买到，甚至在奥斯曼帝国制造。
穆拉德四世通过学习从朱常润那里得到的书籍，他更加认识到儒家学说的重要性，那是中华几千年经久不灭的最根本原因。像自己的前辈，历史上数次进攻大唐，最终的结果还是被赶到了这里，而到了这里以后，几经沉浮才算建立起了这个庞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目前的统治基础是信仰，但是这个信仰有些过于激进，并不能让帝国再继续强大下去，反而已经开始阻碍了帝国继续强大，必须要把它和发展结合起来，让它为帝国发展起到正面作用。
其实奥斯曼帝国对于各种信仰还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因为信仰教的民众免税，让其他信仰的人感到不平等，造成了民族割裂。地处欧亚大陆的交界处，奥斯曼帝国受到东西方文明的影响都非常大，而且突厥民族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他们从游牧开始到建立奥斯曼帝国这个过程中，已经融合了东西方的许多部落和不同民族，因此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想后世那样虔诚，至于教和基督教、犹太教的对立关系，那是后世以色列建国引起的，现在的冲突并不强烈，穆拉德四世还是可以调和的。
政治改革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改革，除了体制上的变动，信仰上的改革更是涉及到国家的基石。穆拉德四世决定废除教信仰者免税的法律，这个决定涉及到帝国高层许多人的利益，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忠诚，穆拉德四世就必须给他们其他方面的利益补偿，确切地说要让他们在改革中获得利益。
普通民众对于国家的政策理解不深，但是帝国高层对于这个问题很敏感，穆拉德四世的改革很艰难，他需要在帝国高层和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地方总督是需要扩大税源的，向所有人征税使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为了稳定帝国高层，就必须让他们获得比以前更多的财富，因此对于各地方总督，穆拉德四世就让他们自己制定向帝国缴纳税金的比例，其次是不得借机向民众增税加码，避免引起民众动荡。
政策的执行者必须是利益受益者，这个观点是经过历代证明过的，只有执行者可以得到利益，他们才有动力去执行这些政策。因此许多政策制定的时候，就预留了执行者可以获得利益的漏洞，通过这样的政策漏洞，执行者获得一定利益，他们就会强力执行，达到改革的目的。
政策漏洞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漏洞将会被堵上，继续想利用漏洞获利的执行者将被淘汰，这就是所谓的犯罪，当政策继续被完善，达到帝国的改革目的时，这才是真正的改革成功。
穆拉德四世通过研究朱常润送给的书籍，改革方面的问题他借鉴了“王安石变法”的经验教训。这是一个失败的变法，失败的原因就是受益者太多，而且是还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的普通百姓，受到损害的反倒是利益执行者，就是基层的宗族势力，因此变法在执行的时候发生了与目的相违背的结果，最终导致变法失败，王安石黯然失色，革职回家。
奥斯曼帝国通常采取的是包税制，就是向各地总督下达税收总额，然后任由他们自己操作，这个弊端很大，因此穆拉德四世向帝国公布了税率，制定的标准的征收办法，让大家清楚征收范围和税率，在给予各地总督自由的时候，还要接受帝国和民众的监督，正常执行制度可以获得利益，通过政策漏洞也可以获得一些利益，但是当你过分贪婪时，影响了最终目标实现，这样的总督就成了阶下囚。
宗教改革上，除了废除了免税这一部分，穆拉德四世更是决定，宗教法处于国家法律之下，也就是说宗教法不是超越国家法律的存在，他可以是国家法律的补充，属于道德范畴。穆拉德四世的这一规定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奥斯曼帝国自此从宗教国家向世俗国家转变，宗教对国家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
改革需要正确的防向，更需要足够的财力，因为改革开始的时候，需要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的甜头，本来奥斯曼帝国是没有这个本钱的，但是现在穆拉德四世有钱了。哈立德酋长给他从哈布斯堡家族讨来了两千多万两白银的巨额资金，这就是他改革的资本。
穆拉德四世将这两千万的白银用来做投资，他没有朱有孝那样的金手指般作弊手段，但是他可以向凤阳王国学习，本来造船业并不发达，但是奥斯曼帝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他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商船队伍，从大明购买了商船和自卫武器，再加上许多商品，他的船队不需要经过非洲的好望角，直接从波斯湾的凤阳王国登陆或者是进入红海的苏伊士港口，这就比绕过非洲好望角几乎节省了一多半航程，而且危险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大明商品的价格成本就地多了，取得了价格上的优势，让他可以赚取高额利润。
这些还不算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条航线，让欧洲国家的海上贸易受到了致命打击，在这一增一减中实力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其中受到最大打击的就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这也是后来奥斯曼帝国和欧洲频繁爆发战争的一个因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