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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夏天，是我刚到北京居住的第一年。安顿下来后，父亲着手为我找了一所小学。在农村，我已读到小学二年级。农村上学晚，一般小孩七、八岁才上一年级，而我6岁就上学了，因为父亲怕我有一天来北京上学跟不上进度需要留级，于是让我早上了一年学。
有一天父亲给了我几张卷子，是附近一所小学的考试卷，我不知道其中事关重大，就随便瞎填了一些，父亲也没问我空着的是不是不会做就交到了学校，理所当然他们没有收我。其实那些试题我都是会做的，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当一回事，于是父亲又带我到附近另外一所小学去考试，就是那所玫瑰学校。
我和一些补考的小学生一起做期末考试卷子，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数学题很简单，都是我在乡下时学过的，而语文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课本不同，试卷上的题有些我根本没学过，于是我只好空着。
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回家，我用手围绕着他的腰，身上的裙子被风吹动着一角。记忆里，这是我和父亲少有的亲密景像。那天仿佛就是昨天，父亲骑自行车载着小小的我，我一路睁大眼睛看着还不熟悉的街道，一切都新鲜而亲切。那天是夏天，我穿着蓝色的连衣裙和白色的长筒袜，阳光是那么灿烂，我不由得用一只手遮在眼前。父亲问我考得如何，我说，应该还不错吧。
后来得知我数学考试得了99分，而语文只得了七十多分。玫瑰学校收下了我。数学老师对我说，没想到你数学还不错，基础学得挺扎实的。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一位大概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头发花白，戴一副眼镜，快退休了。她的气质很文雅，身材消瘦，经常穿浅色衣服。她的经典形象是手里抱着一摞卷子或书，步履蹒跚地走在校园里。
她的办公室是老式建筑，可能是苏联那会儿建的。三、四层的小洋楼，大大的玻璃窗，有干净、明亮的楼道。楼下便是校园的走道，平整的水泥地，两旁是松柏成行。
玫瑰学校有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是一所有着革命历史的学校，于共和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创建。毛泽东的女儿李纳曾就读于玫瑰学校。一进校门就能看到当年毛主席给我校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艰苦奋斗、团结进取”是我们的校风“博学多思，活泼向上”是我们的学风。每周升旗典礼上都要喊几遍的。我就是在这所学校里从小学三年级上到初中毕业。
当年，玫瑰学校的很多学生都是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就是直到现在，玫瑰学校里也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不了解这些，是无法体会到曾就读于玫瑰学校的学生那种莫名优越感的心态的。
这里像所大花园，小学部当时都是四合院建筑，有着曲折的回廊，现在也不知道拆了没有。玫瑰学校什么都有，大大的操场、饭堂、篮球场、阶梯教室、礼堂，甚至还有果园；比我后来上的那个职高不知道大多少倍。谦逊点说，也有十个x高中那么大。我和同学们就生活在这个学校里。
那一年，林志颖和小虎队风靡整个大陆，那大概是北京第一拨低龄追星族了。北京晚报上登过一个新闻，说当时小虎队的专辑青苹果乐园摆上柜台不多时就被小孩儿们抢购一空，还有许多家长替孩子们来买。这事当时听着，让流行文化还几乎是空白的大陆歌坛觉得挺不可思议和心情复杂，报纸上批评这首音乐大有玩物丧志之感。
玫瑰学校小学部甚至用了小虎队的爱来当做广播操音乐。不知道是哪个体育老师想出这个主意，现在我都想感谢他。玫瑰小学的学生做完国家规定的广播操后，小虎队的爱就响了起来，大家一边做操一边跟着哼哼：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
趁青春做个伴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
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
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
永远地不停转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
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
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
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
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著的蓝天
让我们自由自在地恋爱
直到现在，我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还能一字不差地跟着唱下来。还有林志颖的许多歌，比如那首十七岁的雨季。那是九十年代初，到处都洋溢着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激情与按捺不住的梦想，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深有体会。仿佛天天都是天晴，天天都是天蓝，我们无忧无虑，在玫瑰小学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们小学三年级五班的班主任潘老师是一名年轻女子，她大概二十一、二岁，身材健美，皮肤也黑得很美。一头短发，戴着金色的耳钉。那耳钉一边是星星，一边是月亮。她应该是当年很时髦的女子了。她活泼，对我们也很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常一边大力地挥动手臂擦黑板，一边对我们说：“不许乱动噢，虽然老师背对着你们，可是如果你们乱动老师也能知道是谁。”后来我们才知道是黑板的反光让她能够看到我们。
我住过的第一个家是在一座绿色的旧楼里。这是一幢老式的居民楼，楼梯的木制扶手看起来年代久远，上面让人抠了一道道口子，新旧两种褐色对比分明。老式的垃圾道边堆满垃圾，一走近就能闻到一股秽气。只有远远望去，这座楼的绿色才显得漂亮。常常在梦里，我会回到这座楼，梦里起了火，我沿着楼梯逃窜，可是却出现在另外的楼道出口。
我们的家很小，除了必要的家具就没什么东西了。厨房在楼道，跟别人家合用。楼道里的绿漆掉得斑斑驳驳露出了白灰，墙也被油烟熏成了灰色，上面还有很多不知谁家小孩写的字。当然，我也在上面写写画画过。
刚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妈摸着我的手，说怎么这么瘦呀，我满不在乎地笑道：谁的手不瘦呀。妈妈心疼地流下了眼泪。我弟靠在妈妈的怀里，我们姐弟两个有点陌生。他比我更像城里的孩子，他比我白，比我纤细，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更快地融入了北京新家的环境。平时我弟在我爸单位附近上幼儿园，周末才回家。
我一直盼望着能搬进对面正在修建的高楼。那里一直轰轰隆隆在开工。我认为当它有一天盖好时，从我们的窗户伸条绳子爬下去就能到新家了。
我常常和楼里住的另外一个女孩儿一起玩，她妈是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长得很漂亮，管她不是很严。但她长得更像她的军官父亲，皮肤白嫩，胖得像个布娃娃。
我最羡慕她的是她家的房子比我们所有邻居的都大，一大间房子里还分了客厅，两侧分别是她父母的双人床和她自己的单人床，中间用一条帘子隔开，她的墙壁上还贴着自己画的画。打死我爸妈也不会同意我往墙上贴东西的。
我们经常去院子里一家宾馆的大堂里玩，那里是我们的公共客厅。宾馆的女服务员们特别讨厌我们过去呆着，老轰我们，我们就趁她们聊天时偷偷溜进去。那是一家军队开办的宾馆，门口放着许多盆开得很鲜艳的红色、黄色、橙色的剑兰，夏天时还摆着几大盆盛开的荷花。过年的时候，她抱来一个大洋娃娃，让她的父母给我们在宾馆外面的花丛合影留念，那天我们都穿着新衣服新鞋。
楼道里还住着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她妈很严厉，老是骂她。看得出她妈是那种很能折腾的女人，常常换工作，曾经在书店和美发店都工作过。她打量我的眼神中总有些复杂的东西，我想她也许是最早看出我“不安分”端倪的家长，尽管我普通得一塌糊涂，并且是“好学生”的代表。
楼道里的最东边住着一对普通的军官夫妇和他们刁蛮淘气的小女孩，有一天她和我弟弟在楼道里玩，过了一会儿就听到一阵哭闹声，我弟弟额头流血回家了，说是脑袋让那个女孩抓着磕在楼梯上。我妈没空找她家长理论，赶紧送他去医院缝针，用完了所有身上带的钱。回来的时候，只能向地铁站旁边卖红薯的老太婆和老头借了五毛钱坐地铁。这是事后我妈笑着对一位因为醉酒躺在沙发上休息的小战士说的。“幸好他们借给了我钱，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回家！我把钱还回去的时候他们都有点不敢相信呢！”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翻江倒海，被某种羞愧、委屈混和的复杂情绪所充斥，几乎不好意思再听下去，甚至同情起那个小战士，他听了这些有什么感觉呢？他在想什么呢？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可怜？
妈妈那时候还很年轻，冬天时她烫了一头黑色卷发，穿一双时髦的及膝的黑色皮靴。我和我弟弟经常吵架，惹她生气，有一次妈妈气急了说要走，说着就真的开始穿靴子，吓得我们抱着她大腿就大哭起来。
我很害怕我爸爸。除了从小就不在一起生活以外，我还觉得他很严肃和冷漠。那时我们都用楼道里的公共水房，忘了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我顶了几句嘴，他就在水房里当着别人的面，冲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从前在老家时，我也很怕他。他回老家探亲时都会给我们带巧克力，我知道他把巧克力放在小姨屋里的抽屉里，让我一天只能吃两块。但巧克力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趁他出门，我就跑到小姨的屋里拿几块吃。有一次我刚拿起一块，就听到他进门的声音，被逮了个正着。他很生气，毫不客气地骂我又懒又馋没出息。
小姨只有在大学的寒暑假才回来住。家里人都说我的脾气像她，我们都有着一样火辣的脾气和直率的性情。我和小姨很亲，当爸爸不在，妈妈忙于工作时，是小姨给我讲故事书，陪伴着我，她说我小时候她还给我换过尿布。
我在像大森林一样永远绚烂多姿的家乡从未感觉到孤独。来北京之后我变了好多，变得怯懦胆小，那个没有更多亲人的城市就像一头灰色的巨大的怪兽要一口把我吞下。
我从农村来到玫瑰学校上学，维多利亚是接纳我的第一个朋友。第一次中午去她家找她上学时，我虽然很想上厕所，但我愣是憋着在学校上了，并且也没跟她说。我觉得“北京人”可能都不上厕所，不，也不是，反正我就是觉得提出我要上厕所这个想法太不体面，太在我当时看来，维多利亚的家简直就是我当时能想像出来的极致。那么舒适、完美。
那是一套二室一厅，屋里满当当的，堆着在我当时看来非常贵重的家具家电。冰箱边上有一堆新鲜的香蕉，镜子前有许多护肤品和化妆品。维多利亚父母兼卧室的风格十分欧式，颜色很柔和，一切都像一个家底殷实的小康家庭。而维多利亚还单独拥有一个房间，她的墙上贴着刘德华、张曼玉之类的明星海报。她还有一张精致的小床和写字台，这一切都洋溢着典型的九十年代初的气息。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一直都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刚到北京时，我普通话说得不好，怕同学笑话，就很少开口。班主任可能是觉得我学习不错，作文写得好，于是安排我当宣传委员。可我知道潘老师其实喜欢活泼灵俐的孩子，而我嘴笨，常常讨不到她欢喜，只能以特别听话来让她高兴。在我来到玫瑰学校半年后，发生了一件事，也许当时的同学都忘了，而我却一直记忆深刻。
那是冬天，有几天下雪了，同学们都爱在课间跑到外面玩儿雪。潘老师平时留的作业很多，基本上都是抄生字、词，那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潘老师到外面办事，留完家庭作业就走了。老师走了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外面玩，只有我还固执地坐在座位上写作业。同学来叫我，我就说万一老师回来批评我们该怎么办啊？大家说我傻，说潘老师不会说的，可我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其实我特别想和同学们一起到外面玩儿，但我不敢。我潜意识里甚至还以为潘老师回来后会表扬我听话。
潘老师回来后，果然没有批评他们，反而问他们玩得好不好，堆雪人开不开心。见我坐在教室里，潘老师说我太木，不团结同学。听了这话，我心都凉了。真的，我没想到是这样的，我确实太不机灵太傻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太不会投其所好，老师喜欢的不是像我这样的学生。
我说过那几天下雪，是个很冷的冬季。我穿的旅游鞋鞋底开胶了，我妈给我缝了好几次，可还是常常掉下来。有一天放学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鞋底又开胶了，于是我只好就这么拖着走在路上，不时摔倒，又冷又饿，心里无限委屈。
回到家后，父母正在厨房包饺子，我说我鞋开胶了，父亲冷冷地说，知道了。我站在地上不走，他突然急躁起来：快走，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你不想吃饭啦！我的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
潘老师只教了我们半年就调走了，班里同学都很想念潘老师，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小兰。
小兰老师长发披肩，身如细风拂柳，说话也轻轻柔柔，听说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小兰老师带我们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后来她就生病调走了。再后来我们又有了新班主任常老师，她一直带到我们小学毕业。
常老师胖胖的，不生气的时候很慈祥，就住在玫瑰学校西门旁边。可能那时常老师正处于更年期，脾气非常不稳定，经常骂我们。只要上课时下面有同学说话或做小动作，常老师就会扔下手中的粉笔，不再讲课，而用一整节课时间来骂我们。尤其让人受不了的是，每次还会叫班干部们站起来陪着挨训。同学们都必须手背在椅子后面，一动不许动。现在想起来，简直是酷刑。
她每次留的作业都狂多，我每次都要做到半夜，困得要死，还要抄那么多遍生词。现在只要一想起小学，就记得当时坐在桌子前做作业的情景。真不知道小学哪用得着留那么多作业，同学们都叫苦不迭，一些聪明的同学从中午老师留完作业就做，课间也不歇着，时间太紧迫了。这帮爱学习的同学经常以晚上八点前做完作业为荣。而另外一些爱玩的就常常挨骂，还经常被请家长。
班里有个男生叫杜森，他爸爸是博士后，常老师就经常借此讽刺他，说博士后的儿子还经常完不成作业呀！你爸怎么生的你啊诸如此类。有一次常老师还叫他站到桌子上挨骂，现在想想他真可怜，他爸爸是博士后招谁惹谁啦，被常老师当做骂他的理由。
还有个女生叫黄冬梅，这孩子上小学时经常鬼点子乱冒，为了逃避常老师每星期一次的摘抄（就是抄好句子和好文章）作业真是伤透了脑筋。她有几次把老师红色的评语拿透明胶条粘掉冒充新写的，可惜总是被常老师发现，于是每周一晚上老师批完作业就是她挨骂的日子。我们也没心没肺，常常让常老师骂她的用语给逗得前仰后合。
其实都不容易啊，每个礼拜除了抄好句子还有写周记，我们也快被常老师逼疯了，只是我们没有黄冬梅那种奇思妙想，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儿。
班里好玩儿的同学很多，有个女生叫白云婷，名字起绝了，可惜长得又白又胖，就有人给她起外号叫“老母猪”还有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儿，毕业时送给我一张她穿着花裙子在迪尼斯乐园拍的照片，看得我直咽口水，也不知道是羡慕她裙子漂亮还是她去的地方远。
说起叛逆和大胆儿，谁也没有小时候的同学有能耐。
比起高中、大学退学的有志之士，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想退学。也许当时大家还没有退学这个概念，但他们把他们的厌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老师做斗争，不写作业，打架，抽烟，小学时候的先锋就是这么干的。
你说我变得有多乖呢？老师让我和班长一起负责每天放学时走北门的学生的路队，她要求我们必须出了校门才能解散。我便一直严格遵守，直到有个周末学生们心都野了，没有人再按着规矩排队，班长也不管，我训了也没用，气得我跑到常老师家去告状。她的上小学的女儿在家，见到我就叫姐姐好，还从冰箱里给我拿出一根冰棍吃。
我左等右等常老师还没回来，就留了张条，写了一下事情的大致经过，刚写完，常老师就进门了。听了我的述说，她呵呵地笑着说这次不用管这么严，没事儿。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觉得很委屈，这趟算是白来了。
有一回常老师还把我给冤枉了。有天中午，我和班里的一个同学在学校的林荫路上碰到了常老师和外班的一个班主任在一起。“常老师好！”我们向她打招呼。“哎！”她笑微微的，脸上的皱纹都舒展成了菊花。我俩乐着跑了，心里还挺幸福。
谁知第二天的语文课上常老师却怒气冲冲地把我俩起来骂了一顿，说在路上见了老师不打招呼拔腿就跑，害得她在同事面前丢了面子。我们只好罚站了一节课。你说这人怎么这么喜怒无常啊！
我们班的牛人，有一个叫孔晶晶，他比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大几岁，发育也早，已经有了喉节和胡子。身高一米八左右，是同班同学中最高的。他是男生，却起了个像女生的名字。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我小学的同学还是我初中的同学，想了半天，才想起来，他既是小学也是初中的同学。因为玫瑰学校分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大部分的小学同学都直升本校的初中。
他那时候就打架、骂人、“无恶不作”在来到我们班之前曾经留过级，好像还进过工读学校。那时候老师经常威胁坏学生的话就是：“再闹，再闹送你们去工读学校。”学校里还真有一两个学生被送进工读学校的。
孔晶晶挺喜欢我，曾经有个课间塞给我一张纸条，吓得我赶紧跑到厕所。打开后看到纸条上写着：“希望你聪明又美丽，能当上女班长。”我想了想，还是把这张纸条冲到下水道里了。我一直没跟孔晶晶说，其实你看错我了，我不想当女班长啊，我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孔晶晶更喜欢小兰老师，他和小兰老师站在一起就像标准的“美女与野兽”小兰老师生病期间，他组织同学去她家看望她，还带了一条蛇，把小兰老师吓得够呛。
“那蛇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从小兰老师家出来后，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孔晶晶说送我回家，我问他。
“那条蛇是我家旁边饭馆里的，有天晚上下雨从笼子里逃跑了，让我给逮着了。”他一边帮我推车一边大咧咧地说。
“是吗？真厉害。”我突然想起他给我递过纸条的事儿，觉得他对我很有好感，不如问问他对我的印象如何：“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好像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和所有的人都一样吧。”
“是吗？哦，哈哈。”我沉默了。
他好像感觉到了我的失望，也不作声了。
“咱说点儿别的吧。”我说，想调节一下气氛，可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无法做到对这个答案置之度外。我还以为他能看出我隐藏至深的某些特点呢，可人家觉得我和所有的人都一样。我刚才的问话是不是有点轻佻？他会怎么想我？
我们沉默地走了一路，那条通向我家的街安静至极，两边的绿树郁郁葱葱，茂盛的叶子从树干旁伸了出来，高大的路灯透过树叶漏下橘色的光，美得有些恐怖。
过年时，孔晶晶送给我一张大红色的卡片，里面用英文写了“friendship”那时我们还没学到这个英语单词呢。我查了半天字典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生怕他占了我什么便宜。
班上还有个学生叫雨，他和他的双胞胎哥哥风都是老师说的那种坏学生。我倒是觉得他挺可爱的，他哥比他要深沉，他显得更可爱些。我和他走得挺近，老师还警告过我几次。班里同学说雨喜欢我，我也不置可否。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有好感，我也喜欢他，不过是那种很淡的喜欢。
那时候我们喜欢的都是班里的同学，基本上没有喜欢外班的，因为我们的接触面太窄，直到上了初中后，才有班上同学喜欢外校的学生。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又喜欢上了风，那是后来上初中的事了。
这挺可怕的，在我的感觉中，工读学校就是未成年人的监狱。于是我们只有乖。我们也不敢不乖，那时候社会环境还没现在自由，没听说谁上了高中、大学能退学，我们看中的是学历。
我觉得风和雨这两兄弟才是真正的叛逆小孩，那种到了高中以后才开始初露锋芒的人根本不算什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天晚上他们的妈妈满院子找他们找不着，还通知了学校。后来听说他们只是在玩捉迷藏。雨说：“我们只是在玩呢！”
这种漫不经心的快乐语气让我感觉到他们的性格是如此天然，如此难以融入当时铁板一块的学校、家庭和众口一心的没有个性的孩子们。我甚至有些羡慕他们，即使在学校他们是受打击不被带见的一小撮。
小时候大家都单纯，爱憎分明，谁学习好、谁善玩、谁家有钱就喜欢和谁在一起，根本没想到也看不到更深刻的内心世界。当时我们班有个男生转学时，男生、女生纷纷主动送他礼物，因为他家特别有钱。都传说他家有好几间大房子。我还送了他几块香水橡皮，维多利亚常常借此来笑话我。
我的普通话已经说得不错了，那时我最好的朋友是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是文艺委员，她也常常为作业发愁，虽然她每天都基本上能在八点之前写完。
小学时的夏天，为了让学生睡午觉，学校的大门在中午2点才开。11：45放学，下午2：30上课。可每天中午一点左右，校门口就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等待开校门的小学生。真不知道当初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神，站在校门口锲而不舍地等待，就为到校门口小摊上买几毛钱零食。
那时我们最爱吃的是“玫瑰丝儿”一毛钱一小袋，里面是丝状的甜食。“魔鬼糖”也流行过一阵子，大家课间买来糖吃，舌头一伸出来都是青的、紫的。后来报纸上登“魔鬼糖”含色素太多，不利于身体健康，老师便禁止我们再买，风靡校园的“魔鬼糖”才销声匿迹。还有三分钱一块的“酸三色”、五分钱一块的“话梅糖”都是我们比较常吃的零食。
后来班里又流行起一个新爱好，那就是养蚕。基本上都是女生在养。从门口的小摊上（又是门口的小摊！看来那里真是引导我们的潮流）买来，然后每天放学后就惦记着去摘桑叶喂蚕。
刚开始养时很多蚕中途就死了，很少有挺到结蛹的时候。有些蚕是吃了带水的桑叶拉肚子拉死了。还有些人找不到新鲜的桑叶把蚕给活活饿死了。
我和维多利亚也都养了蚕，有天晚上，下着大雨，我接到了维多利亚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焦急，她说她家没桑叶了，要出门给蚕找桑叶，问我能不能陪她一起去？我吃了一惊，平时维多利亚都不慌不忙的，现在却为了几只蚕急成这样，如果我的蚕快要死了，我会不会有勇气像她一样找朋友求助？
我没让这种疑问在脑子里停留太久，就痛快地答应了她，约她一会儿在路口见面一起找桑叶。我跟妈妈简单地说了一下就撑着伞出了门。到十字路口时她还没到。我在大雨中等着她，几分钟后，雨雾里她和她妈妈一起出现在我面前。看到我已经来了，维多利亚妈妈放下心来，叮嘱了我们几句，就回去了。
我平时都去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军队大院找桑叶。那里有几株很茂密的桑树，一到秋天，我还经常去那里吃桑葚。那里有十几幢小洋楼，可能都是几十年前建的老房子，是苏式建筑，住在那个院里的都是级别很高的军队干部。我认识这里住着的一个孩子，比我小一岁，她爸是军官，她们一家人住着一幢楼，还有小保姆。我暗自感慨道：“看人家里，每天还喝酸奶呢！”
我和维多利亚连夜打着伞跑进大院，一人摘了一塑料袋的桑叶才走。那天我们浑身都淋湿了。听说她家的蚕就是因为这“救命粮”才活到了秋天。等到了冬天，蚕下了一张纸的蚕卵，后来那些卵都让我给扔了。也许是让我家暖气太热给烤的，那些卵都干了，没法再变出小蚕。
我们养了一段时间后就玩腻了，大家都又接着迷上了别的东西，没人再养蚕了。
我们这几届的小学生正赶上了上特色班，就是培养课外业余爱好的活动。一个礼拜有几天放学后就见学生们急忙赶去上特色班，我没什么音乐或数学方面的兴趣，就报了一个航模班，就是用粉笔雕出船的样子，一点都不浪漫。后来航模班学完了，教我们航模班的老师又教我们拿电烙铁焊半导体，一不小心就烫着手。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电烙铁那股热呼呼的味儿。
那个瘦巴巴的喜欢穿鸡心领衬衫面目和善的老师经常带我们到处参加比赛，上同一个特色班的同学还有得奖的，我也参加比赛了但没得过奖。没办法，一到比赛，我就完全不成了，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在比赛完回学校的车上，我小脸蜡黄，感慨自己没有过好日子的命，怎么一坐车就晕车。
后来我参加过一次区运动会比赛，江小湖也参加了。比赛前一天的晚上，我半天睡不着，怀揣兴奋和不安爬起来在阳台上打水用香皂洗了一次澡。没想到正是因为这多此一举，第二天换运动服时我发现小腿皮肤干燥都起了皮屑，一擦就下来一堆。
可能就是没比赛的天份，我只差一厘米就能进跳远的决赛而给涮下来了，旁边的老师和同学都唏嘘不已，我却跟没事儿人似的，心情丝毫未受影响。
我们终于还是没有住上那幢新楼，它后来变成了商务中心。我们跟着许多住户一起搬进了本院的另外一座新建的五层白楼。这次还是一间屋，我和邻居家的老太太共用楼道里的另外一间房。老太太估计八十多岁了吧？花白的头发在头顶别成一个精致的发髻，还挺精神，从皮肤看出来像个南方人。
她家有个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外孙女娇娇，又伶俐又可爱，每天放学后就能听到她在叮咚叮咚地弹钢琴。她说这是她爸妈逼她练的，其实她喜欢体操和跳舞。
她经常教我练体操，我们在二楼楼道发现了几块被扔了的破席梦思床垫，就在上面开始练倒立。她有时候也和她外婆一起睡。我每天都回到自己的屋子做作业，看课外书。
有一回，我从同学那儿借来几本叶永烈的科幻小说，深山黑影、秘密纵队、纸醉金迷什么的，老太太有几天没回来睡，吓得我不敢一个人睡觉，只好开着台灯。
夏天蚊子很多，我就把毛巾被从头盖到脚，头上再拿枕巾遮着，只露出两个鼻孔呼吸。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怕热了。我常常做作业到十一、二点，睡后就像死猪一样没有反应。有一回北京地震，我还是第二天听到议论才知道的。
和我经常玩的朋友是住在大院里另外一座楼上的郭翠翠和王楠。每当周末，王楠家里就会来一大堆亲戚，聊天打麻将之类。我真羡慕她的家人都在北京。
“上星期我妈打麻将输了几百块钱，我还急哭了呢！”王楠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我嘲笑她的小气“你哭什么？反正都是自家人，就是输了也没亏啊！”“是啊，哭完之后我想通了，我以后不想再这么小心眼儿了。”她说。
这次她家除了一堆亲戚以外，还来了两个个子高高的男孩，都是她的表哥。我们玩了一下午，他们问我有没有日文名，我骗他们说没有，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川茜美代子”我还觉得挺好听的。结果上厕所时他们在外面问我带没带手纸，我没反应过来，说“带了，带了”他们一阵狂笑，我这才明白原来这名字的意思是“窜稀没带纸”
我总盼望着长大，至少长到王楠的表哥这么大。我多希望我的亲人也能经常陪着我啊，可他们全在老家。
郭翠翠最有心眼儿。比起小气来，我更讨厌心眼儿多的，所以我和王楠的关系比跟郭翠翠要近一点。可王楠的妈妈是医生，有点洁癖，我只好经常去郭翠翠家。
郭翠翠家住在一层，阳台上养了许多绿色的喜阴植物，她一个人住在北屋，房间很大，有点俗气，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奇怪的是，几次搬家后，她住过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一种阴凉舒适又略带中草药味儿的气息，偶尔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很神秘。
当时我们都特爱收集动漫贴纸，主要收集的是“美少女战士”的卡片。王楠不玩这个，她觉得太费钱。
那天我又像平时一样去找她，在看了我们各自的收藏之后，郭翠翠提出想交换一张卡片。那简直是不公平交易，她的那张很容易得到，我的那张就比较珍贵了。我觉得她提出这个要求就很不可思议，于是我拒绝了她，我们吵了几句嘴，我便离开了。刚走出门，她就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明明！”我以为她要过来说点什么，便站住了，哪知她走到我面前，狠狠地关上了门，吓了我一跳。
那次我们一个星期都没有说话，平时路过看到了也互不搭理，就当不认识这个人。原来我们总是结伴去院里的澡堂洗澡，那几天我只和王楠一起去。公共澡堂原来是免费的，后来改为每次洗澡收5毛钱，王楠为了节约这5毛钱，经常跟看澡堂的人费半天口舌要求免费进入或者半价。我常常觉得不耐烦，甚至认为如果能不让她废话，我宁可请她。
就在那一个星期，我发现我的乳悄悄地突起来了，就在那个朦胧的夏夜，我边洗澡边注意着身边大人们的身体，心里像藏了个小秘密。
我和郭翠翠的和好缘自于一个人的到来。傍晚时我到楼下散步正好碰到了她，我以为我们又要擦肩走开，她却喜滋滋地迎上来说：“明明，一会儿吃完饭来我家玩吧，我表姐来了。”
吃完饭我就下楼去找她。她表姐18岁，正站在窗边梳头发。
“姐姐好。”我赶紧打招呼。“你是明明吧？我叫郭欣。”她有点不好意思，嘴边漾着浅浅的笑。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在此后的几年，我们经常以这句话笑话她。她问：“你觉得我的辫子应该扎红头绳还是绿的？”
我和郭翠翠异口同声地说：“绿的吧，红的太怯。”
她仔细地梳好她的长辫子，扎上了绿色的头绳。我、郭翠翠、王楠都留长头发，平时只扎马尾辫，从来不像郭欣似地编两条麻花辫子。
周末时我就跟着我妈去我爸单位，跟解放军叔叔一起吃食堂。他们训练时我们几个家属小孩就在旁边玩游戏。那些解放军叔叔恐怕平常也挺寂寞，经常过来逗我们，我们不招人烦。有时候路过水房，就能看到里面站着几个兵正拿肥皂搓衣服，边洗边用破锣嗓子唱歌，发泄他们的青春。
那时候我怎么就没觉得那就是青春呢？每个班里都有一两个胖兵，剩下的都顺条条的，也不乏有几个长得特别精神的，我怎么就视若无物？在小学四年级的我看来，他们都是大人，都是叔叔。冬天捂棉大衣，夏天在营里就穿绿背心，在兵营外面站岗放哨，周末聚在娱乐房里看电视打台球的叔叔。还有个宣传干事叔叔教我画过水墨画，他平时总拿着一摞稿纸愁眉苦脸地搞创作。
那个军营在府右街，是真正的“城里”我和妈妈每周末都坐335路公共汽车去，周一早上再坐回来。我弟就不用这么折腾，他在我爸单位附近上幼儿园。让我恐惧的是每次我都晕车，雷打不动地坐两三站就吐。去一次就像病了一场，但又无法逃避。
晚上他们睡在我爸的宿舍，我则睡在别的解放军叔叔的宿舍里。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经常先在台灯下翻阅一大摞叔叔们平时看的报纸，里面充斥着各种耸人听闻的谋杀和那个年代的人所特有的追求生活的热情和迷惑。耗到半夜万籁俱静时我就趴在被窝里看365夜。厚厚的三大本，半年多就看完了。
看完365夜就接着看别的书，反正书都是层出不穷的。从玫瑰学校的正门回家的路上有家新华书店，都是学习方面的书，教人怎么写作文之类，常有学生和家长光顾。有个书架里乱糟糟地塞满了新出版的小说和文集，我发现有一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少年血，书脊上还印着作者的照片，温文尔雅，符合我心目中的作家形象。隔天就管我妈要钱买下来了。
这本书真好啊，里面写了一条对我这个北方孩子来说相对陌生的“香椿街”还有一些街头小混混匪夷所思的混乱生活。哎呀，南方真乱，随便一个孩子就能闹出那么多事儿来。幸好我生活在首都，祖国的心脏尖儿上，还在具有革命传统的玫瑰学校上学，这真是我的福气。
看了这么多课外书的代价就是检查身体时查出我的视力轻度近度，我开始戴眼镜了。
十？一那天凌晨，学校组织全校小学生凌晨三点到校，拉练到天安门看升旗。天还黑乎乎的，我们穿着整齐的少先队服，戴着红领巾，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万寿路一路走向长安街。队伍蜿蜒了一里多地，像一条长龙。
我们边走边唱歌，从让我们荡起双桨唱到接过雷锋的枪，把音乐课上学会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大队辅导员戴着红领巾在旁边给我们打气。
走到军事博物馆时东方开始泛白，我们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们睥睨着在路边等公共汽车傻愣愣瞅着我们的市民，心里充满了不可一世的自豪感。
我是一个红孩子，内心渴望着激情的事业和理想。升旗典礼唱队歌时我的声音最洪亮，队服最干净，表情最虔诚——我恨不得回到过去的红色岁月，当个送鸡毛信的小士兵。
小学生应该看的50部“抗击帝国侵略”和“革命传统与社会主义教育”的影片，我就看了35部。放假后为减轻家长负担，学校免费教楼道里的小孩儿除了学音乐（我唱歌跑调，每回音乐课都勉强及格）以外的各种文化知识，我以后也想当老师。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是我的偶像。她很年轻，又漂亮，却不惜放下身架，喜欢和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玩。
我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热情体育，热爱集体，心无旁骛，努力学习。课外书除了看少年血还看少年赖宁。从小学四年级时我脖子上挂着钥匙，搂着弟弟在各个公园留下的照片上就能看出来我面色平静，眼神祥和得像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有时候心平如水和麻木不仁的外表表现居然惊人的一致。我平时在班上还经常调解各种纠纷，不偏不倚，算是班干部里的清廉派代表，深得差生的信赖。学习上从来没让父母老师操过心，课下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简直就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年底班干部评比，全班53个学生，居然有48个都支持我接着当宣传委员。
到底有哪个愣头青不服我管，谁没投我的票，我心里自然有数。我是不是要找出来与之谈心？就像我爸给小战士做思想工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