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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形成一个稳定的、占人口多数的、集中财富的中产阶级，社会结构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这一观念已为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中国的诸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方便起见，我把他们暂时归为“中产阶级鼓吹者”）对此更是竭力鼓吹，仿佛中产阶级一旦诞生，现有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公正、腐败、分配、宪政等等便会迎刃而解。
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是一个稳固的社会，这原是不错的。我的疑惑却在于：中国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吗？未来的10至20年真像萧灼基先生预言的将是“我国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吗？现今那些贴着“中产阶级”标签的人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坐标又如何定位？
首先让我们大致观察一下“中产阶级鼓吹者”所描述的“中产阶级”轮廓--受过良好的教育，英俊貌美、事业有成、品位高雅，拥有舒适的居家、有多种信用卡、各种会员证总而言之，他们是报刊电视里着力渲染的“成功人士”以高消费、奢侈消费为特征。以此为准，经济学家把中国的“中产阶级”划分为五类：科技企业家、金融证券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介机构的专家、外资企业的中方高层人员及一部分资营企业家。
从类似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为“中产阶级鼓吹者”津津乐道的“中产阶级”其标准不是基于现实国情，而是直接与欧美中产阶级做横向对比。因为倘若以中等经济收入为标准“中产阶级”应该是那些年收入两三千元工薪阶层。显然，他们不可能过上“中产阶级鼓吹者”所描绘的那种豪华生活--将来也没什么可能。当然，作为一个专业的描述性词汇“中产阶级”有其特殊含义，我们不能指责“中产阶级鼓吹者”偷换了概念。但希冀依靠数量如此少的阶层来解决转型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可疑的。
因为事实上中国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财富和权力远远超过社会平均线，他们并不兼具欧美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角色。另一方面，宣扬“中产阶级”的人似乎从未分清利用转型时期的制度缺陷暴富者（不单单指‘暴发户’）与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区别，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在故意模糊这种区别。因此当他们用“中产阶级”来概括一个阶层的时候，更多的起到了掩饰作用，为特殊阶层披上了合法的豪华的外衣。“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盗用了“中产阶级”这一时髦称号来掩饰其上层阶级、乃至特权阶级的另“半张脸”
倘若这些“成功人士”满大街都是，或至少在不远的将来满大街都是，那么中产阶级还值得期待。可惜“中产阶级鼓吹者”忘了，美国中产阶级力量强大，作为社会中坚能有效地缓冲上下两极，即最富者和赤贫者之间的紧张冲突，这有赖于海外廉价劳动力、初级商品和工业品的输入瓦解了本土的工人阶级。美国学者布朗曾在谁来养活中国里分析道，美国的高消费是建立在全球资源系统上的，美国模式不可能持续发展。法国学者雅卡尔也有类似的表述，不过他更进一步，把美国模式扩展成欧美模式。可见在全球范围内“中产阶级”也是少数。换言之，正是由于别国为他们“打工”才保证了欧美拥有富足的、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
情况既然如此不妙，中国又怎么培养自己的中产阶级呢？谁又来为中国“打工”？
我以为鉴于人口、资源、制度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国要培养、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异常困难。首先是占人口总数70%的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转向，而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还属于生存层面，连这个都一筹莫展，遑论其他；其次，已经畸形发展的城市是否有吸纳更多闲散人口的能力？再次，城市本身的边缘人群有沦为“贫民窟”的危险。新一届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国内外新闻记者时坦诚，如果将收入贫困线定位在人均收入825元左右，那么中国贫困人口将会是九千万。无视这些严峻问题的存在而一味奢望“中产阶级”诞生后诸事无端化解，是可笑的。
何况“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虽极少，却掌握着大量财富，并籍此进入行政决策层，推行其“精英政策”如今，在传媒和宣传机器的狂炒下，从张扬“个性”、装酷、摆pose直到“小资”的泛滥成灾“中产阶级气质和生活方式”日益受到青睐，成为年轻人的追求目标。一种思维方式的变相“专制”一种新型的“异化”一种哈贝马斯再三警告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正悄悄蔓延。流行意识逐渐为“精英”主宰。
不客气地说，这是一场骗局，是少数“精英”利用手里的话语权向民众灌输他们的思维方式，制造“半张脸的神话”（王晓明语），利益的最终指涉当然还是他们自身。
最典型的就是教育政策。本来按照我国的经济情况和国民的文化水平，优先建设和发展的应属基础教育。可近几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汹涌浪潮，学费连年攀升，政策明显过度向高等教育倾斜，而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又明显过度向重点高校倾斜。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重点高校资金闲置，普通高校用度捉襟见肘，基础教育进展缓慢，一面是大量贫困生失学、辍学，一面是贵族学校蜂拥而起。全国的教育资源向城市汇集，城市的教育资源向“精英”汇集。沿海城市的考生依然享有过低的分数线，在教育资源争夺战中占据了先机。体制外罕有出路，体制内成功者只是少数“精英”及其子女享受着高消费的教育，大众则承受着教育的高消费。“精英”愈加“精英”“草根”愈加“草根”极少数“草根”通过奋斗进入上流社会，批判意识立即消弭，成为新的“精英”、新的“保守派”仔细琢磨，执行这些教育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谁？难道是农民、城镇的一般居民和下岗工人？这背后究竟有没有一只暗中操纵的手？
“中产阶级鼓吹者”的另一幻想是企图以诞生于市民社会的中产阶级去制约上层官僚机构，从而遏制腐败，实行民主、宪政，保证社会稳定。理论上这并不错。然而“中产阶级鼓吹者”又忘了，他们命名的“中产阶级”主要来源并非是市民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相反的，很多“中产阶级”脱胎于官僚体制，两者关系十分暧昧。“中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能成为二十年来社会变革的最大收益群体之一，便同他们的这一原始身份有关。
那么新兴的白领阶层呢？白领阶层生活比较艰辛，状况远不如“中产阶级鼓吹者”描绘的“中产阶级”那般洒脱自如，他们实际上自成一个群体，且或多或多少受到那些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剥削。然而也许是为了掩盖些什么“中产阶级鼓吹者”总是把白领归入他们的“中产阶级”阵营，并把他们塑造成“中产阶级”的中坚。这里我暂且也把白领划入“中产阶级”不过他们属于这一阶级的下层（同目前整个中国社会情况相同，‘中产阶级’也呈金字塔型）。这个群体虽无复杂的背景，但他们普遍缺乏共同意识和归属感，政治冷漠，趣味为“中产阶级”上层左右。从宏观角度俯瞰，他们本身又是城乡二元对立的受益者，相对于城市工薪阶层，他们是少数；相对于广大农业劳动者，他们是极少数。套用布朗的话，可以说他们的生存是建立在全国资源系统之上的，不但目前远远不能起到社会政治关系调节器的作用，未来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大多数。而民主的基础理应是大多数，把制约权力机构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结果唯有落空。甚至，如程巍在模糊的‘中产阶级’肖像中指出的：“如果这个过程（按：指民主过程）触动了它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它就处于对立的位置。”
事实上，由于起点、过程、分配的不公正，监督机制的严重失范，中国的“中产阶级化”仅仅是“少数人的‘中产阶级’化”这些人对官僚的依附性很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似欧美中产阶级拥有广泛的社会根基，能够代表多数人的意志。中产阶级化的显著特征本应是权力向下分散，财富向“中间阶层”集中，即“藏富于民”今天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恰恰相悖：0。45的基尼系数，3%的富人拥有40%的银行存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盲目为私家车让路一系列事实无不清晰的凸现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狡计。
退一步说，即便中国真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照目前情形看也须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全面小康也不能算中产阶级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是消极等待？难道惨无人道的“原始积累”是历史的必然？中产阶级真的出现了又能怎样？米尔斯早在1951年就给中产阶级画下一幅肖像--
白领阶层已悄悄进入了现代社会。不管他们各自拥有怎样不同的历史，他们的历史都是千篇一律的是没有事件的历史；不管他们之间具有怎样共同的利益，这利益也没有使他们团结起来；不管他们拥有怎样的未来，这未来也不是他们自己所创造。即便他们有些雄心壮志，那也不过在遵循一条中间路线，而当中间路线行不通时，他们就转而遵循一条虚幻世界的虚幻路线。从内部看，他们处于分离和分散的状态，从外部看，他们无一例外地依赖于更大的力量。即使他们偶有行动的意愿，由于缺乏组织，他们的行动最终只会成为一堆彼此没有联系的争斗，而不是一场运动。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威胁不到任何人；作为个体，他们不能独立生活。
可见，中产阶级本身就是松散的、冷漠的，既不能组成个人的联合体，也不是欧克肖特所说的个体性的人。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如同小农，自己不能代表自己，必定找一个人代表他们。真正的中产阶级尚如此不堪，又何况中国的“伪中产阶级”？把国家、社会的民主前途赌博式的压在一个阶层身上，而忽略了民主本身的博弈特征，是相当危险的。
“中产阶级鼓吹者”和主流意识形态过分迷恋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框架性设计，却置眼前现实于不顾，无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无异于替“原始积累”作了学理上的辩护。难怪孟繁华会用几近愤怒的口吻写道：“在虚拟的‘共性’中，越来越多的差异被他们残酷地掩盖了，这就是白领及其文化形象地想象。”还有不少人骂他们是“冷血动物”、“御用学者”也是不无道理的。须知自由主义理当关注大多数的利益、个体的权利和对权力防范、对专制的反抗。在当代中国的语境里，过分强调什么“多数人的暴政”、“少数人的利益”等于充当了不合理现状的帮闲，彻底抛弃了萨义德主张的知识分子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