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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派郑国入秦，借兴修水利消耗秦国。事发，秦王嬴政一怒之下命令逐客，身为客卿的李斯闻讯后急忙上书直陈弊端，文章清晰、雄辩，终于说服嬴政。这是谏逐客书众所周知的背景，时在公元前237年。有心人会发现，吕不韦被罢相也恰在这年。两者会有什么联系吗？
确有联系。战国时期君主、贵族、大臣养士蔚然成风“战国四公子”都以礼贤下士、拥有数千食客著称。吕不韦贵为“仲父”很长时期内是秦国的实际主政者，自不能免俗。司马迁明确指出，吕不韦鉴于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大臣为何养门客？史记•春申君列传道出了真相：“以相倾夺，辅国持权”门客俨然成为一股可资利用的政治势力。曾把异人当作“奇货”的吕不韦罗致如此多的门客，显然出于政治投机和博弈的需要。例如吕不韦和太后有私，随着嬴政年岁渐长，吕不韦怕私情败露，于是向太后献上嫪毐“转移目标”嫪毐正是其门客，得宠后“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嫪毐也开始培植党羽。
这必定同嬴政产生激烈冲突。士像一把双刃剑，当他依附国君时，会收到奇效；倘若他只充当臣子的家奴，就会对国君构成威胁。齐孟尝君有能力联合韩、魏伐秦，魏信陵君有胆量窃符救赵，背后都不乏门客的策动谋划。对这些不远的往事，嬴政了然于胸。眼前呢，吕不韦邀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不算，还放言如有人能改动一字，即赠送黄金千斤。这样嚣张的气焰，嬴政不会无动于衷。门客一旦变成卿大夫的私人势力，只知人主而不知君王，便具有相当的危险性。而且门客中还包括刺客。人主支付更为优厚的报酬，关键时刻把他们作为杀手锏抛出，给予对手致命一击。专诸、豫让便是这类“死士”仅凭这一点，嬴政也必剪除而后快。
公元前238年嫪毐反，随他作乱的人中就有不少舍人（即门客），平叛后“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嫪毐谋反吕不韦难辞其咎，嬴政本欲立刻诛杀他，但一班宾客辩士纷纷求情。不论他们是吕不韦招揽的还是嬴政招揽的，总之这反映出吕不韦深厚的政治基础，而嬴政宝座未稳，对门客势力有所忌惮，只得先将吕不韦罢相。过了一年多“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这很可能是吕不韦门客活动的结果。嬴政颇感恐惧，写了封措词严厉的信给吕不韦。吕不韦是聪明人，遂饮鸩自杀。
如果说间谍郑国从外部搞阴谋，那么吕不韦这个秦国最大的客卿，嫪毐这个客卿的门客，无疑成了专制统治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加上秦国宗室的猛烈抨击，促使嬴政对门客的厌恶、成见和敌意严重化，直到下令逐客。
但此举并不明智，或简直是倒退。李斯看穿这点，在谏逐客书开头便一口气列出由余、百里奚、蹇叔、来丕豹、公孙支、商鞅、张仪、范雎等直接为秦王效命的客卿。意思很明白，秦国缺乏本土人才，必须海纳百川方能成就霸业。李斯暗示，门客奸诈阴险与否在其次“所有权”“使用权”归谁才是要害。所谓“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忠的对象当然是秦王。其实嬴政也清楚，逐客本是盛怒下的决定，施行时他有所保留，而李斯的一封奏疏通过婉转且设身处地的规劝铺足了台阶，嬴政于是顺水推舟：吕不韦、嫪毐一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
诛杀吕、嫪是君主统揽大权的标志“逐客”是其中的重头戏之一，决非可有可无。正史未记载嫪毐的门客们做了怎样一番痛心悔过的表演，想来总该有个身份转换的“法定程序”李斯自己是嬴政亲拜的客卿，地位高于大臣蓄养的门客。上升为“天子门客”无疑给解决吕、嫪门客的归宿提供了最佳途径。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到李斯的老师荀子在十二子里对士人的斥责：“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可见及至战国中后期，随着大一统逐渐成型，原本从贵族樊笼里脱离出来的士位置日益局促卑下，从择主而事沦为等待人主选择。“逐客事件”似乎可作为一个界标；如果说此前门客还能保有相对于王权的独立性，甚至利用战国时期的特殊情势自恃“王者师”指手画脚，那么“逐客事件”则意味着门客被全面纳入体制，只能与王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