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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这位思想家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恐怕是应该问一句：我们为什么只有顾准？这个问题颇难回答，又必须回答。
先看环境。近现代以来，大学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重镇，1911年颁布的大学令确立了“教授治校”原则，使高校手握抵御当局干涉的法理依据。大量知识分子遂依托大学，研究学问、纵论时事。此外当时民间刊物繁多，鲁迅等人能凭借稿费生存。保持了相对独立，知识分子面对当局就会硬气些。二十世纪中叶全国范围内的院校大调整开始，一方面优化了教育资源，另一方面，教育体系被全面纳入行政体系。政治成了第一性，治学成了“第二性”；学校管理者官员化，学校管理官场化；教授治校寿终正寝，经济权收归国有。
一度风行的知识分子“皮毛论”某种程度上倒切中要害：有恒产才有恒心，倘若“恒产”任由政治权力分配“恒心”的归属不言自明。加上批胡适、胡风案、反右，知识分子屡屡充当“出头鸟”思想改造无始无终，政治运动翻来覆去，明乎此，则不难理解中国知识分子溃不成军、一泻千里的惨状。其实在那漫长黑暗的十年，并非只剩顾准这一颗脑袋在思索。我们有过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可还未等树苗长成参天大树，我们便用刀斧将之无情砍杀！就算是“幸存”的顾准，诚如摩罗所言，假设不是孤独彳亍，他本应留给世人更辉煌灿烂的财富。
但环境不能成为其集体堕落的理由，否则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精神力量从何体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处境好不了多少，沙皇统治时不必说，据高尔基传作者巴拉诺夫披露，高尔基死后一年内，俄罗斯死亡的作家就多达1000人。连“思想改造”的机会都不给，直接索命，这种专制独裁笼罩下的恐怖，远甚于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俄罗斯仍然源源不断地产生伟大的知识分子：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甚至把斯大林当作父亲来崇拜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也终因苦闷饮弹自杀。
反观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能不说显得格外寒碜和渺小。李敖说，在贼船上，你可以同流，但不应合污。遗憾的是，很多知识分子连基本伦理也没守住。抖落朋友信件，互相揭发，公报私仇，落井下石，种种丑态已远远突破了做人的底线。这次批斗会上的受害者，很可能是那次批斗会上的急先锋，同情的泪水未及擦拭，受害者的背面已令人愤慨。环境的恶劣知识分子难辞其咎，他们正是自己的掘墓人。还记得批斗王实味吗，多少知识分子参与了围攻？还记得批判胡风吗，吕荧仅仅说了句公道话，竟被迫害致死！知识分子本是良知的守夜人，却连基本操守都不顾，还配称作知识分子吗？人不自重，焉能指望获得他人尊重？
中国知识分子还昧于反思。文革结束后“原谅”充斥耳畔，反思，尤其是深刻自省长期缺位。如果将苏联解冻时期的作品和中国的“伤痕文学”摆在一起，我们的差距是多么刺眼。中国知识分子仿佛只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人民的苦难与己无关。我们欠缺的，恰恰是知识分子所必需的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究其内因，套用明代李贽的话或许再合适不过：非无思想，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非无是非，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被蒙蔽”真的无罪？听听萨特怎么说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幸好有顾准，中国知识分子不至于颜面丧尽。但是为什么只有顾准？一想起这个“天问”我的心潮无法平复。我们是忙不迭地沾沾自喜呢，还是如朱学勤先生说的，需要一场灵魂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