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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观看胡锦涛访问朝鲜的电视节目，画面上煞是热闹。不知不觉间，我和父亲扯了几句那个国度和那场战争。二十出头的我自然不曾亲历，只是通过沈志华等人的文章间接了解；倒是父亲很有感触地提及，当年有一首金日成将军之歌，也算耳熟能详了。
我颇怀兴趣，隔天便从网上下载了。又琢磨，有其父必有其子，一搜索，果然找到了金正日之歌。不同的是，金日成将军之歌有中文版，金正日之歌则是原汁原味的朝鲜语。
平心而论，歌曲不坏。金日成将军之歌作得较早，充满崇敬、热诚，也不乏贴切、亲近，仿佛那位建立卓越功勋的伟人就在身旁谈笑风生，睿智而温暖。它使我想到东方红，连歌词都异曲同工：“劳动人民的解放者，我们的恩人”“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解放者”和“恩人”共存、“谋幸福”和“大救星”并肩，完全是儿子献给慈父的赞美诗，那个年代特有的氛围。
相比于金日成将军之歌，金日成之歌堪称气势磅礴的“宏大叙事”进行曲式的激昂、交响乐般的恢宏，几次震醒了地铁车厢里昏昏欲睡的我。半个字没听懂，我也能凭直觉判断，歌词对金正日的歌颂是登峰造极的。我莫名瞎想，小金颂歌的调门比老金抬高八度不止，这似草蛇灰线的变迁，耐人寻味。
坦白讲，倘若四周长久弥漫着个人崇拜的气息，作为群众的一分子，我也会沉醉，升华到“忘我”境界。幸好我是局外人，能够自问：金日成将军之歌金正日之歌马赛曲，我喜欢哪一首？选择简直不言而喻。尽管热情灼人的马赛曲包含若干危险成分，尽管丹东“路易应该死，因为法国需要生”的逻辑令我疑虑，尽管鼓吹思想自由的罗伯斯比尔竟走向了雅各宾专政，尽管法国大革命从推翻巴士底狱的一七八九年坠入血腥的九三年但“自由、平等、博爱”毕竟随着风暴成为普世价值，人权宣言毕竟是法国大革命的底色。
这些理念“二金颂歌”中丝毫没有。不过，歌曲的确有一种匪夷所思的“包容性”听金日成将军之歌时，我会想起朝鲜三千里江山，想起朝鲜民众与日寇作的顽强抗争，想起初中曾通读的“黑雪系列”小说（叶雨蒙著），甚至想起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刺杀事件。实际上，这次刺杀由在中国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成员金九策划，该政府的“大统领”是李承晚。所谓“朝鲜义士”尹奉吉，严格来说应称作“韩国义士”中国境内的朝鲜义勇军多属此类。他们的命运很悲惨，先是苏联阻挠他们归国，最后被金日成镇压。金日成本人则是苏军上尉军官，在苏联的扶植下才回到北朝鲜。（复述自钱文军朝鲜战争五十年祭）金日成终于摇身变作“朝鲜英雄”颂歌将一切荣光归诸他的名下，飞入千家万户的歌声，轻轻松松完成了历史的虚构。至于金正日之歌，感官为之震动是一回事，我内心却从未燃烧起豪迈。1997年朝鲜大饥荒，有人开始吃死尸，越境逃往中国的很多只要一想到雄赳赳的颂歌下，堆积着累累白骨，我不寒而栗。
我真的厌倦了。除了父、神、王三合一“二金颂歌”还剩什么？如果说马赛曲是“公民之歌”“二金颂歌”便是不折不扣的“臣民之歌”公民和臣民的本质差别是，前者站着而后者跪着。所以公民之歌热忱而平实“臣民之歌”的调子却越来越高——领袖需要用臣民的仰望，支撑自己的豆腐渣基座。
我当然清楚，我获得的信息经过重重加工、过滤，是扭曲的。可我有我的坚持；每当有人称赞那个国度，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不相信。是的，我不相信一个公民不能公开运用自己理智的国度，能与自由人权繁荣富强沾边，即便他们把“民主”“人民”等烫金大字张牙舞爪地贴到国号上。或许“二金颂歌”的演唱者比马赛曲的演唱者更虔诚，然而法国大革命的起点是站着的一七八九，绝非跪着的一九八四。
按照某些人的看法，像我这类八零后是不配臧否那段岁月、那种情结的。理由是我既没有经历，无从切实体会，也不懂所谓“特殊历史条件”我不以为然。拿今人的观念苛求古人，固然搞笑，可我们学习历史不是为了“以史为鉴”么？同情、了解上代人的理想和质朴，不等于放弃批判立场，不等于把过去美化成田园诗，不等于今天的我们要重复昨天的故事。何况，反右、三年人祸、文革这些惨痛史实，真与理想、淳朴之类毫无瓜葛？英国作家福斯特说：“民主政治的附带优点之一恰在于它不鼓励英雄崇拜，不生产伟人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叫我说，管它个人崇拜是怎样“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都不是好东西，千万别忘记金塑伟人背后那双权力大手。没错，权力无处不在。于是理想、淳朴这些原本优良的品质，成为了阔人厨房里的油盐酱醋；而被端上宴席的，正是我们这些匍匐着的愚民。
耳畔蓦然传来罗大佑的侏儒之歌：“斗争的市场指数迷惑，革命的教条像股票的行情。”我是希望这首歌速朽的——它太教人心碎；但我也知道，只有“臣民之歌”率先衰朽，它才有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