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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性格偏执、举止古怪，涂抹着匈牙利胡蜡的胡须恰似蝴蝶的触角，夸张地向两边翘起，同眉毛争夺面部空间。这个加泰罗尼亚人强调，艺术家合该如此。
显然，那两撇试图摆脱引力的胡须，暗示了天才不安分的秉性。还在童年时期，达利就以桀骜不驯著称。1926年美术学院将他永久除名，做律师的父亲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与其说是宽容，毋宁说是绝望。普通的孩子需要一层蛋壳细致呵护，天才却视之为枷锁，渴望破壳而出，孕育在天地精灵中间。因此，天才往往忤逆长辈、背弃凡俗；也因此，天才不可复制。
这样特立独行的处世方式，注定会招来诘难、冷嘲甚至迫害。如罗丹，作品一再遭受怀疑、嘲讽；凡高更惨，有生之年仅卖出过一幅画；盛气凌人的拉斐尔也活到37岁，比他笔下少女般纯真的圣母大不了多少。莫非苦难是锻炼天才的试金石？这个残酷悖论曾得到反复证明，仍将延续吗？
与前辈相比，达利的狂傲有过之而无不及。“爱因斯坦去世后，大家必然都知道世界仅存的天才就是达利。”他还宣称：“与当代画家相较我的确是最优秀的，不是我非常好，而是他们太拙劣，无法跟我相提并论！”有人问，什么是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就是我！”又有人问，只保留一件作品，其他的都要烧掉，你做何选择？“一件也不烧！”达利坚拒别人强加的逻辑。
这种我行我素的风格常常出人意表。初次接触西班牙内战的预感，我震撼于那悚人视听的画面，也钦佩达利敏锐的直觉。我想当然地以为，洞悉人性扭曲、战争罪恶的达利，该多么憎恨专制。须知当年左派思潮席卷欧洲，无数青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为之倾倒。布莱顿便说，超现实主义者有着“含蓄的马克思主义”然而，达利内心深处认同佛朗哥。布莱顿对此十分恼火，批评达利信奉希特勒主义，并最终把他革出超现实主义的“教门”
我困惑了，一个酷爱自由的天才，怎么会认同独裁者？很久之后我才醒悟，这与政治无关。达利认为，希特勒的病态偏执和灾难性的忘我精神，具备典型的超现实主义症状。达利“醉心于弗洛伊德的幻想”（布莱顿语），纯粹是从审美角度“欣赏”希勒特的癫狂病态。另一幅作品西班牙中，西班牙女郎像一尊隐喻的浮雕，镂刻在画面中央。阴霾的天空压低旷野，互相厮杀的人们同时构成了女郎悲悯的脸庞、破碎的左手，以及微耸的乳房。达利用这种“双重影像”谕示内战的撕心裂肺。女郎弯曲的右手写实地靠着柜子，象征秘密的抽屉半开，夹着一块粗糙的垂着血红色尾巴的毛巾达利的基本功一流，每个细节都真实得无可挑剔，组合起来却呈现为一整幅荒诞悲凉的场景，让人想七卡夫卡。评价这种理性和荒诞的奇异交融，帕斯卡的预言或许最为妥帖：“冷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疯癫的达利不用担心天妒英才。聪明绝顶的他很清楚如何用惊世骇俗的才华取悦世人。他也不在乎同行对他追逐名利的质疑“我和疯子的区别就是我不是疯子！”是的，达利洞穿了艺术创作和商业炒作之间的微妙关系。临死前，达利把360亿美元的财产悉数赠与西班牙政府，让自己的一生变成了一场超现实主义游戏。
达利更要感谢卡拉。他一生敛财无数，却唯有卡拉一个女人，乍一听简直是天方夜谭。正是卡拉，用她伟大的爱，消融这株木棉无休止燃烧的疯狂。卡拉是一炷灯芯，恰到好处地释放酒精炽热的激情，以免瞬间的绚烂终归沉寂。在达利的宗教画中，卡拉几乎都以圣母的形象出现。卡拉是达利的恋人、母亲、模特儿、经纪人，也是达利终身皈依的宗教。卡拉死后的第二年，失去上帝的达利就再也没有碰过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