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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极了街角的酒吧。踱步而入，选一处临窗的位置悠然落座，点杯卡布奇诺，任凭香甜的蒸气舔过指缝、抚过鼻尖，轻歌曼舞在爵士的浓郁节奏中。凝视窗外，看原先行色匆匆的各样人等，走到红绿灯面前不约而同地放缓脚步，有的还谨慎张望，方踩着黄昏的鼓点，翩然远去。十字路口，演绎紧迫笼罩下人类神态的微妙变化；而酒吧那堵窗，让玩赏风景的我，也做了别人的风景。
呵一口气，细密的薄雾粘上玻璃，我意识到，两道风景因为这透明的隔断而产生。上海的酒吧常以“怀旧”招徕顾客，经营着“老克勒”的弥散烟云；无论是慢性子的老式挂钟，还是青灰色的壁砖，都指向“沧桑”于是窗外的陌生路人调配着窗内的陈年摆设，仿佛我的身躯安坐在中世纪的厚重台阶，目光却随21世纪轻盈流动。历史和现实的融汇与对望？这仅仅是第一层。
上海的酒吧重生于1980年代，如今被捧作经典的衡山路，之前还很是清幽。其实老上海的酒吧胜地是霞飞路、广西路一带，衡山路多属居住性建筑，但它镌刻了旧日印痕：花园洋房、饭店公寓、学校教堂尤其高大的法国梧桐，茂叶繁枝编织一幅“东方巴黎”的缩影，令人怀恋丛生。这是老式欧洲，是欧洲在老上海的倒影。有这般家底，政府便大力开发，将那倒影略略改造，就恰到好处地嫁接起怀旧与时尚的盘根错节。毫无疑问，外来语“酒吧”已自动曝光了第二层含义：异域和本土的碰撞与交错。
老上海诠释老欧洲，红粉佳人依偎卡布奇诺，怀旧亲吻时尚，囊括了所有的浪漫素材，折射到街角酒吧的窗上，暧昧闪烁。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由国家权力和商业资本合谋缔造的语境里，前者悄然隐退了。“虚假”！我猛然醒悟。
虚假感主要源于新兴酒吧对历史的涂抹。老上海不只是鸳鸯蝴蝶梦，抑或陈丹燕们的金枝玉叶，她也是汇聚各种激进人士的大峡谷。没什么好奇怪的，左翼思潮曾席卷欧洲，知识分子纷纷为之倾倒。布莱顿就在法西斯猖獗时把刊物超现实主义革命更名为革命的超现实主义；即便希特勒，不也有过“啤酒馆政变”吗？这股世界性潮流深深浸染了中国的城市，酒吧、咖啡馆成为作家、艺术家以及职业革命家的沙龙。这里没有隔天的纽约时报，但生活周刊一样燃烧热血。他们辩论、创作、谋划、组织，豪情胜火。内山书店附近有爿咖啡馆，清一色火车箱式背靠背座椅，鲁迅先生经常于午、晚不接时会客，初见萧军、萧红便在此处。酒吧、咖啡馆、餐厅，正是具象的“公共空间”
此情此景已然消失。你大可以啜饮着“罗马假日”想象几十年前的青年出入酒吧，为文艺、爱情痴醉。但注意，他们只是空洞符号，给你的矫情增添些诗情画意罢了。你所消费的1930年代，那些同商业不相称的内容已遭到删除。换言之，政治是享乐主义的禁忌。
表面上，酒吧情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距甚远，然而在“革命叙事”转向“执政叙事”的当下，前者正是后者喜闻乐见的。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标榜过的革命旗帜越来越成为异议者的壳资源；另一方面，由于思想领域不可遏止地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的魅力江河日下，再一味摆出“政治正确”的蛮横脸孔，难免逐渐丧失话语权。与其这样，不如同资本联姻，用软饮把顾客的荷尔蒙引向消费，用消费的幻觉篡改历史、绕开现状。同时，这种“中产阶级趣味”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因特权而掠夺的奢靡；酒吧，不仅为奢靡提供了展览高雅身价的场所，也构成某种“语义场”颠覆了危险的革命话语，避免了尴尬的政治言论，而单向度地驶入欲望层面。
诚如许纪霖先生所言，上海的酒吧从不像欧洲那样走进日常生活，它只是“文化贵族的身份验证”把它解释成左派摇篮是不恰当的；以左派为标尺，否定老上海的其他场景更不恰当。但我绝不是说1930年代的酒吧常客（包括左派）全是富人——粗暴的阶级划分很愚蠢。我想说的是，当革命话语权将酒吧视作资产阶级的腐朽垃圾时，他们极不诚实地掩盖了如下事实：那些以启蒙者姿态活跃在酒吧的青年左派，很可能是先锋艺术家；而当国家权力借助商业资本标榜酒吧的先锋概念时，他们又极不诚实地剥离了政治性、公共性。
如前所述，这是必然的。1949年-1976年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严重受挫，得到改写的现代化标准隐约指向1949年（至少是1966年）前的道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延续资格构成威胁。为了垄断历史合法性，国家权力拿“政治标准”抵抗1930年代的入侵；为了获取现实合法性，它又伪装成全球化的欢迎者。吧台四周的陈设意味深长地呈现了后一点：背后的陈列架里摆满各式洋酒，滴酒未动或几近见底；台面上排列着精致酒杯，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杂乱张挂的照片、图片；boy或girl迷惘冷漠的眼神至于第一点，国家权力则由“不在场”予以巧妙呈现：通过“大众”“平等”等包装，仁爱部不直接现身，真理部则与大众的放纵和狂欢达成妥协。本雅明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法西斯主义试图组织新生的无产阶级大众，却并不触动他们所要求消灭的所有制关系。法西斯主义将大众获得表达（当然绝不是获得权利）看作为它的机会。大众有权改变所有制关系；法西斯主义试图以维护所有制关系为条件让他们有所表达。这样，法西斯主义最终是要将政治审美化。它以领袖崇拜强迫大众屈膝伏地，与对大众的这种压制相一致的是对机器的压制，即机器应为生产膜拜价值服务。”只要改动个别字眼，例如以“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替换“领袖”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描述国家权力、商业资本和酒吧之间的联系。
讽刺的是，酒吧情调既成功背叛了它执意回避的东西，也瓦解了它执意重建的东西。道理很简单。我坐在酒吧里，身旁的一切都是怀旧的，窗外的景象则不停地将我拉回现实。但那种“旧”无非是做出来的，是不折不扣的技术复制品。而且贵得出奇的价格，总是暴露了商业利润这一显然与眼前氛围相悖的企图。
当然，消费主义的确能稀释伪崇高——当切格瓦拉财神似的贴到酒吧的大门上，而身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t恤的青年慵懒地前来开启，开合之际两张脸庞莫名一笑，稀释效用便格外扎眼。不过且慢高兴，因为一旦国家权力和商业资本携手，稀释即走向反面。从某种角度说，切格瓦拉热不过和红色歌曲热、红卫兵餐厅热一样，首先满足了老人们失落了的乌托邦梦幻，其次满足了青年们意淫的暴力革命。这种腔调非常像酒吧里令人眼花缭乱的饮品：天使之吻、意乱情迷、一见钟情等等。它们不外乎是白兰地、威士忌、碳酸饮料等东西不伦不类的混合物，却取了引人眼球的名目。所以，酒吧情调虚拟（不管向左还是向右）的历史无法真正同现实进行融汇、对望；扭曲的异域氛围无法真正同本土形成碰撞、交错。这也决定了，上海的酒吧始终是“非民间性”“非公共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