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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先理后草生花
时变空联国与家。
资本盈余贫富起
工农革命海天斜。
马恩著说列毛践
创继恢宏固盛赊。
大浪淘沙新替旧
抱残守缺使人嗟。
（2015。12。07至2016。01。06，于南通市德民花苑。）
注释：1。解题，诗为通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有感而作。2。首联，概述本书内容，谓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推动物质，普遍联系、永恒发展，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物、理，客观世界与思想理论。时、空，时间与空间。3。颔联，概述本书内容，谓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贫富起，谓贫富悬殊成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动因。海天斜，形容社会革命波澜壮阔，翻江倒海，天翻地覆。4。颈联，概述本书内容，谓国际共运史暨中国革命史起伏兴衰、任重道远。著说，创立学说。践，把理论付诸实行。恢宏，宽阔。赊，广远。5。尾联，指出本书美中不足：谓党中央对真理标准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并在历次党章中推出更新的表述，最终形成实践成功、生产发展、人民受益、历史进步四大标准；但专家教授囿于成见，株守“唯一标准”不变，对新论断和新表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刻舟求剑、抱残守缺，使人困惑嗟叹。”大浪”句，原作“皇帝新装终有揭”为免刺激改。
荣生按（平和地说理）：
我们党对真理标准的认识是不断深化、与时俱进的。因为实践在发展，真理在发展，对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认识也在发展。1978年全党范围内的真理标准讨论过后，1982年党的12大党章在“总纲”里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987年党的13大党章沿用未变。1992年党的14大党章在“总纲”里，根据邓小平南巡谈话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新增一段：“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另外在“党的思想路线”之前，增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97年15大党章沿用未变。2002年党的16大党章“总纲”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增加“与时俱进”2007年党的17大党章，在第六章“党的干部”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至此，实践成功、生产发展、人民受益、历史进步等用来检验真理的四大标准得到完整表述。2012年党的18大党章“总纲”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后面，增加“求真务实”其余未变。
从1982年到2012年，前后30年，为何党章始终没有采用“唯一标准”的表述呢？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命题，它有缺陷，不符合大千世界的实际情形，本身经不起实践检验。“唯一标准”的缺陷，是把实践孤立化、放大化、绝对化。它会误导人们、尤其是青年，进入这样一个误区：“甭管做什么，只要做成功了，就是真理。”从道德层面说，在大千世界里，每日每时都有正面的实践在成功，也有负面的实践在成功，因此在实践中成功了的，并不都是真理；与此同时，在实践中没有获得成功的，并不一定都不是真理。社会实践活动是纷繁复杂的，情境多彩多姿，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要论证哪怕是荒谬绝伦的歪理邪说，都能从社会实践中轻易找到相应例证。我们的时代，是多种社会制度竞存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社会制度体系博弈胜负的时代。首先，社会实践的主体有千群万类，不是仅仅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而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参与者都在实践。在世界范围内，有中国有外国，有社会主义者有资本主义者，还有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在中国国内，有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人民与敌人，有君子与邪徒。其次，社会实践的内容有千姿百态，归纳起来有两类：正面的与负面的。再次，社会实践的条件有千差万别，也可归纳为两类：适宜的与不适宜的。经验表明，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与否，常常决定于条件，而不是内容：内容正面而条件不宜则不能成功，内容负面而条件适宜却反能成功。殖民理论、霸权理论、侵略理论、颠覆理论，强盗逻辑、混账逻辑，叛徒哲学、特务哲学，黑厚学、马屁学、靠山学、投机学、钻营学、懒惰学，贪腐经、嫖赌经、冒险经、犯罪经，都有可能成功，并且每日每时都有人成功；例如日本侵略中国，前苏联东欧巨变，美军侵略伊拉克，西方颠覆阿拉伯，搞“和平演变”搞“颜色革命”都已经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或者曾经取得成功，但这些都不能算是真理。相反，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千千万万革命烈士为之流血牺牲时并未成为现实，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则是直到今天尚未变成现实，但它们却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语），载在我党章程，成为8000万共产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的信仰、信念与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主要的不是依赖于既成事实的证明和检验，而是因为剩余价值学说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资本主义制度至今仍在实践中继续取得成功，但它相对于较为落后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是真理，相较于比它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更为完美的共产主义愿景，它却算不上是真理。
“专家教授”们为何置党章关于真理标准的与时俱进的表述于不顾，而株守于“唯一标准”不愿放弃呢？也许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健忘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真理标准的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著名观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实践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二是混淆了“第一”和“唯一”的概念。“第一”具有容他性“唯一”具有排他性。实践标准对于检验真理的作用，犹如市场对于配置资源和发展经济的作用，是“基础性”而不是“唯一性”是“第一位”而不是“唯一位”强调实践在检验认识正误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对的，但上升到绝对化的程度，就走向了原始初衷的反面。俗话说：“三分帮忙真帮忙，七分帮忙帮倒忙。”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只要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把“number one”写成“only one”正如把大米是“第一的”粮食，写成大米是“唯一的”粮食一样，本来正确的表述就会变成错误的表述。三是模糊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唯一标准”在助推拨乱反正方面，发挥了开路先锋作用，在政治上是积极的和有益的，但这并不等同于它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因为政治与学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不能划等号。政治的基本追求是有利，学术的基本追求是成理；政治的基本要素是向善，学术的基本要素是求真。政治的信条是：“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学术的信条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在政治上于我有利的东西，不等于在学术上都能言之成理；在政治上站得住脚的东西，不等于在学术上也能站得住脚。典型例证：1948年冬，辽沈战役之后、平津战役之前，为了稳住龟缩于华北各战略据点的傅作义集团，不使其因畏惧被歼而迅速决策南逃江南，从而增加日后举行渡江战役的困难，毛泽东一面电令林彪率领东北解放军火速入关，一面亲自为新华广播电台撰写林彪谈国内时局的新闻稿，文中特意点明林彪当时仍然滞留在长春；而实际上，此时林罗早已挥师入关，正在对华北蒋军实行“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这在军政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兵不厌诈”“虚实相生”；但如撰写历史，例如编纂林彪年谱，就必须按照林的实际行踪据实编写，否则便是伪史。因为史学属于学术，它的基本要求是真实。在艺术哲学看来，社会生活中的事物，除了假恶丑的大类之外，在真善美的大类中，有些偏向于真，有些偏向于善，有些偏向于美，常常不是完美的；当然也有三者天然合一的，例如革命男女在刑场举办婚礼，又如百万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天堑，等等，那便是艺术上的“完美”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是打破了那时代造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破除了由林彪宣扬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所谓“绝对权威”从而开启了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新路线的历史新时期。认识到此为止，还只停留在表层。真理标准讨论的实质，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深远的意义，是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体论断的机械叠加，更不是他们全部言语的简单总和，而是由他们的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把她看成一成不变、只需照抄照搬、一概灵验的僵死教条，而是把她作为灵活运用、指导实践、并且据以发展新理论的行动指南。自以为是的人说“唯一标准”的表述，是由某伟人发明的，被某伟人引用的，是某本本印了字的，因而移易不得。这实际上是认为打破“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式，仅仅是针对毛一个人的，而不是一视同仁，同样适用于在毛之前、在毛之时、在毛之后的中国乃至人类一切思想家与理论家的。似乎在确定对毛不适用“两个凡是”之后，还有别的甚样人，甚样文，甚样书，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行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因而继续适用“两个凡是”这种观点离开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离开了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列宁说：“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46页）邓小平说：“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邓选第2卷，第149页）有意无意地搞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只会禁锢理论创新，形成新的束缚思想进步的精神枷锁，窒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永续发展的生机活力。小平同志如果再世，也会对此感到忧虑，并且提出批评。
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无损毛泽东的伟大。同理，消亡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而现在不再继续适用的“唯一标准”表述，对谁都没有妨害。一是无损于胡耀邦的光彩。他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上的突出贡献，和在廉洁从政、勤恳为民上的高尚品格，全党皆知；他因为一时笔误，把“第一”写成“惟一”为胡福明教授的论文帮忙到七分，出发点无容非议。二是无损于邓小平的光辉。他在领导全党扬弃毛泽东晚年实践，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上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世界瞩目。在真理标准上，他先是恢复实践标准，随后提出生产力标准，相继提出人民拥护标准、历史论定标准，本身突破了“唯一标准”的樊篱。三是无妨于批评毛晚年错误。因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上了书、进了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四是无伤于改革开放。因为强国之路和立国之本，同时纳入党的基本路线，载在党章，刊在宪法；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寰宇首肯，它所催生的中华崛起势不可挡。五是不属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讨论哲学命题，属于学术范畴。何况“唯一标准”从未进过全党的总章程，反而是党章对检验真理的标准，早在9年以前，已经有了比“唯一标准”更全面、更完善、更恰当、更科学、更有生命力的新表述。至于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把“唯一标准”用作离间毛邓、虚无历史、倒毛颠共的理论基点和口实法器，那就离开了轻松活泼的学术讨论范畴，而进入严峻沉重的政治博弈领域了。
高校是生产先进思想的地方，理应占据理论高地，挺进学术前沿，自觉当思想先导，努力开风气之先。搞唯物主义的不讲实事求是，搞辩证法的不讲与时俱进；本应生动活泼、不守成规的学术领域，依然保留本本主义，通行“首长思维”、“文件思维”不能说与高校的地位职能是相称的。要厘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政治上令行禁止，学术上百家争鸣。在学术范围内，一事当前，首先应当考察的，不是它说自何人，定自何会，印自何本，而是应当首先考察它是否实事求是？是否恰如其分？是否言而有据？是否言之成理？高校的学术研究，是全社会的思想库，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智囊团，理应运用学术新观点为政府服务，而不是把自家学术范围内的争论与是非，提交政府官长用行政的手段来裁决，这就把本来的事理弄颠倒了。例如“唯一标准”的先天不足，凡有社会常识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却因了无从上桌的原因，大家隐忍怯言，岂不是演绎了现实版的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拿我家为例，妻姐妹俩是千年古镇知名美女，妻许婚时对我有约法二章：一是婚后不许打人，二是婚后若有争论，她对的就是她对的，她不对的也是她对的。我五官不是特别丑，但个儿小，在男子汉中难入英俊之列，我把邓而不是毛作为自己所在人群的骄傲，并且以邓自强不息、努力作为的榜样来策惰励勤。因有约法，假如夫人错了，她在口头上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但她并不坚持错误，她会默默地改错，那就是她在行动上不再坚持原先意见，而是采纳我的意见。出于人们都能理解的原因，权威部门修正错误的途径，也会不拘一格：或者不再继续使用某一提法或口径，或者公布或暗示某个文件不再继续有效，而以新的提法、口径、文件取而代之。不一定非得明榜公示某项口号错了，只要实际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去伪存真、弃旧图新，其正面效果也是一样的。
株守成见、不思进取，墨守本本、落后实际，明显离开了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是思想懒汉的表现，有负党和人民对于高校作为思想库领先现实创新的殷切期望。置千百万人民司空见惯的社会常识于不顾，置党章与时俱进的新表述于不顾，思辨能力逊色于沙家浜里的胡司令，痴人说梦话，睁眼说瞎话，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铸成现实版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尚不自知、更不自拔，犹且曲为之说，犹且强为之辩，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会视为笑柄。这不是学人的光荣，而是学人的耻辱；这不是学术的吉幸，而是学术的悲哀。
如果说，在政治上，令行禁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在学术上，百家争鸣、实事求是，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在共产党人面前，只有真理，没有“凡是”不只是不搞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而且是不搞包括马恩列斯在内任何人的“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选第2卷，第38页）邓小平说得好：“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选第3卷，第382页）很显然，只有实事求是的话，只有实事求是的事，只有实事求是的人，不管朝换臣改，不会树倒猴散，一万年，都能站得住脚！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我们常常重视前二者，而忽视后者。如果把前二者看作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因与过程，则后者便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轨迹。列宁形象地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正如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把稻粒选成稻种，把稻种育成秧苗，把秧苗培成稻粒，又把稻粒选成稻种，进入下一轮循环。农业上，看到分散的弊端，建国后推行集体化；看到集体化的弊端，改革开放后推行分田；看到分田的弊端，现在又推进集约化经济，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微妙现象。经济上，看到自由竞争的弊端，推行计划经济；看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恢复市场经济；市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会反过来求助计划管控。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称赞是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选第3卷，第83页）。过了8年，受南巡谈话推动，党的十四大决定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现在，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想法，又在专家学者头脑里酝酿。由此归纳推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无穷尽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实现其“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轨迹的。可笑的是，人类进步的每一阶段，都有人认为达成了对于“绝对真理”的认识，因而嘲笑前人：“瞧，这么简单的道理，前人都不懂，真笨！”其实，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流年年只相似。每一代人都有着前人未曾认识、而由自己认识的“自由王国”也都有着自己不能认识、而留待后人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比祖宗高明，子孙又比我们高明。按照教育学、家风学和孝道原理，我们怎样对待前人，后人也怎样对待我们。如果我们鄙薄、嘲笑、嫌忌祖宗，后代跟着学样，在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的博弈竞存中，自坏名誉、自乱阵脚、自毁长城，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妙声誉就会被蚕食消蚀殆尽；那样，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重演列宁创建的苏维埃被颠覆的悲剧。谁都没有结束真理，因为认识真理没有穷尽；谁都需要继续探索，因为必然王国总在前面。马列主义没有结束真理，所以有毛思邓论；毛邓没有结束真理，所以有江胡习学说。每一代人只要在前人基础上，把事业向前向上推进了一步，就应当在历史上享有无愧于前贤后秀的历史地位。也许，我们的党员和人民，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端，以及从事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不仅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要具备正确的历史观（合起来是“四观”），明晓我们只是宏图伟业万里接力中的一棒，只是在人类认识“绝对真理”的长征中比前人进取了一小步（如皋方言叫做“一荞麦壳儿”、“一指甲片子”），没有啥子值得趾高气扬的地方。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前人（不藐视），正确对待自己（不骄矜），正确对待后人（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