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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盐务改革史上，人们不应当忘记两个人：一个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南通实业家、教育家、区域社会改良家、盐务改革家张謇，字季直；另一个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浙江盐务活动家、国家盐务署华顾问、塘沽久大精盐公司董事长景学钤，字本白。
两人年纪相差不下20来岁，但对当时盐业的专商引岸制度都深切痛恨，早就萌生改革中国盐政的思想动机。
张謇改革盐政的动机，因缘于他经营淮南盐垦和吕四场盐业。光绪二十七年（1901），经两江总督奏报清廷批准，张謇与同人集股22万两，利用吕四场南部草荡荒地，兴办通海垦牧公司。两淮盐运司心知盐业与垦业有矛盾：盐欲土咸，垦欲土淡，盐欲土地长草，垦欲土地植棉，势不两立，所以衔恨在心。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与同仁集资规银10万两，价买吕四场李通源旧垣，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从事盐业改良，因两淮盐运使赵滨彦蓄意阻挠、处处刁难，使他备受资本亏折之苦，后得两江总督端方帮忙，开办通、如、海食盐口岸，才得以走出困境。他由此得出结论：“盐法不合今情，盐官习于痼弊。”立志以“就场征税，任其所之”为宗旨改革中国盐法，前后奋斗30年，无果而逝。
景本白萌志改革盐法，缘起于20岁时看到人民因食盐细故倾家荡产，越界贩运数斤之盐，即指为枭，格杀不论；所谓引商者，重斤夹带，一票数运，并不犯法。愤愤不平而发生改革盐政思想，逐步形成以就场官专卖为过渡、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为归宿的改革路线图。时在光绪甲午（1894）以后，戊戌政变（1898）以前。自此而降，以革新中国盐务为毕生职志，举张謇为旗帜，从实际工作做起，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坚忍奋斗40多年，孕育、催生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盐法，宣告废除专商引岸，实行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但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新盐法未得实际施行，赍志而殁。
一、心仪导师
景本白生于浙江仁和，长于浙江宁波。浙东台州、温州一带沿海70多岛屿，有渔民20万人，每年捕鱼蛰四五十万担，那时没有冷藏技术，需要腌制防腐用盐百万担以上。旧时此项渔盐税，由盐商包认，年仅2000余两，盐商从中渔利，而渔民身受其害。原来，渔民出海捕鱼，非朝夕能归，所谓鱼汛，多则半月，少亦十日，有鱼无盐则鱼朽腐，故出洋时须多载盐以备腌鱼之用。而包商限以八天，过期指为私盐。以此渔民不敢多购盐，设遇鱼多盐少，只可将捕获之鱼弃诸海中；若多购盐而鱼不旺，则多馀之盐不敢带回，亦弃入海中，否则被指为私盐，将破其身家。
光绪二十九年（1903），浙省渔民组织渔业公所，愿照盐商所认原额10倍交纳渔盐税，自行解决渔盐，不受包商苛虐。本白时任渔业公所董事，自告奋勇代为渔民请愿。浙江巡抚以事关盐务，饬两浙盐运使核办。运使向受盐商供养，批交甲商（浙省盐商领袖，相当两淮的总商）核夺。甲商议覆，谓：“浙省食盐年销不过百馀万担，渔盐岂有如此之多？无非借渔盐名义，志在侵销内地。”其实，一斤鱼需盐二斤，海蜇且需三斤，浙省年捕鱼蜇50万担左右，用盐百万担尚为最少数，而历年闽私充当浙省渔盐用者，年销且二百万担。本白闻之，大不平。
适值意大利人在浙海用轮船捕鱼，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以海权关系，奏准组织沿海七省渔业公司以为抵制，而主其事者，为南通人张謇。其时张因成功兴办南通大生集团，声名鹊起，人们为示尊敬，不直呼其名，沿用历来以籍贯称呼名人之例，径以“张南通”称之。
本白对于张謇，虽从未谋面，然早已知晓其为实业家，创办有大生纱厂；同时又是盐务改革家，写有许多抨击专商引岸的论文，推测其必能表同情于浙省渔民，于是决定以浙省渔业公司代表名义，往见其面，请其臂助。
这次会见，在景本白改革盐务的生涯里留下极其深刻印象。事隔32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彼时予虽抱改革思想，但不敢自信，亦无一同志。而南通为全国中心人物，一见即认为改革同志，余胆乃壮。此实为生平唯一导师，亦促成改革思想之第一人。”当时中国思想家中，持有盐务改革主张的主要有三人：张謇主就场征税、任其所之，梁启超主官专卖，汤寿潜主无税主义，就中尤以张謇对景本白影响最大。
这次会见，奠定了两位盐务改革家毕身亲密合作的思想基石，促成了景本白真诚追随张謇，确立以为中国盐务革命奋斗终身作为自己理想追求的人生道路。
二、渔盐初识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景本白往见张謇于上海。此行目的，是表示浙省响应南洋大臣奏准事项，沿海七省组织渔业公司，浙省渔船编列渔团，纳费领旗；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允许浙省由公司认缴渔盐税，自行购销渔业用盐。请愿书面呈张謇，由张转报南洋大臣。
两人初见的场面很特别。张謇明瞭本白研究盐学有年，所以不拘俗套，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就场征税，能行乎？”本白答道：“可！”张又问：“任其所之，能行乎？”对曰：“不可！”追问：“何以不可？”曰：“盐场未整理，税率未划一，非经过一度官收政策，骤行任其所之，诚如反对者所谓‘天下皆官盐，天下皆私盐矣！’”辩论数小时，张謇坚持其主张。接着，张謇问景本白对于浙盐打算如何改革，本白以“改煎为晒、官收商运”答。
正在这时，有人给张謇送来一纸公文。原来，当时盐商势力雄富，谁提改革盐政，就拿大清盐法志为据，斥为大逆不道。只有张謇，名望夙著，敢于明白畅言废引。就在景本白酝酿改革浙省渔盐供给体制同时，张謇也给清政府奏了一本，主张“就场征税，任其所之”；奏中声明：“如政府担心税收短绌，余愿组织公司，承认此税”户部震于张謇名望，不敢虚词搪塞，乃将原案交两湖总督张之洞拟批。时之洞号为通达时务，即命幕僚柯逢时代拟批语。所拟批语洋洋数千言，表面痛言引制之害，极力褒奖张謇政策，最后却说：“就场征税、任其所之，虽利国便民，惟改革之初，难免损失盐税，如张謇能预缴一年盐税，不妨令彼试办。”当时全国盐税列入奏销计1700万两，明知张謇无此财力，而故出此言，乃明示赞成，暗实反对，目的在使张謇知难而退。不料各省引商闻风恐慌，辇金入都，运动户部，谓张制军（总督，指张之洞）虽系刁难张謇，然天下事难以预定，以张謇现在声望信用，组织数千万之大公司非必无望；且盐为大利所在，人民多愿投资，万一弄假成真，政府不能反汗，则吾辈性命岂非断绝？”于是户部大臣将之洞批稿搁起，另命部属山东司郎中晏安澜拟批。晏氏深通盐务，但对张謇主张迟迟不能下笔，冥思苦想，乃下一批，大旨谓：“中国盐务，向未准外人干预。总理衙门对于外人请求，历次拒绝；各国通商条约，亦禁止洋商经营盐业。该绅既曰公司，难免有洋股在内，所请应毋庸议。”批文到沪，正逢张謇与景本白讨论盐务改革。张謇将部批转交本白一阅，笑着说：“户部既不敢废引，何患无辞？何至‘公司’两字误为洋行，抑何可笑？枢臣识见如此，虞不腊矣！”
最后，张謇对本白说：“我两人主张虽不同，而同为废引则一。十年后，但看我在两淮改革成功，则你在浙江亦可实现。”本白将信将疑地说：“现在还不敢公开研究，而说十年后即可实行，恐怕无此希望。”张说：“现在政局，岂尚有十年不变乎？迨政局变时，则盐政改革即可实行。那时，我等再来研究可矣。”
第一次会见就此结束。英雄所见，异中有同；革命运动，蓄势待机。浙省渔团要求甩开盐商、自行解决渔盐的请愿书，经由张謇，直达南洋大臣。结果可想而知：全国盐务本为一统，浙省何可特殊？事虽不成，但是允诺浙省渔盐税减至每担2角，从此为各省最廉。
三、盐政计画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满清帝制被推翻。人们以为，专商引岸作为依附帝制的弊政，理应就此终结。四川邓孝可首先发难，宣布废除引岸、自由贸易；广东继之，废除柜商、改为自由；福建则收回引界、围场官专卖。屈指民国管辖各省，引商多数推翻，惟有两淮、两浙，存续照旧。
当时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众推张謇为实业部长，兼管两淮盐政院。张建标本二策：“标则军政府卖盐而给还商本及息，本则设场聚制、就场征税”；众决先行标策，次并合淮南各场。上任伊始，首发“就场征税、废止引岸”宣言（即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淮商群起，通电反抗。
浙省在军政府下设立盐政局，以庄崧甫、范高平为正副局长，闻景本白志在改革，聘为秘书。本白表示：“政策行则就，否则去”庄、高宗旨坚定。遂报经都督批准，发表宣言：“改煎为晒，官收商运。”同时同盟会诸同志，尚以“商运”一层为疑，以为引商食弊已数百年，何必再许其营业，引界废除仍不彻底。政策发布后，全省运商多数就范，惟一二廒商（相当两淮的垣商），因官收如果成立，则其不能把持，乃以金钱运动都督幕府，特下一令：“现在清廷退位，南北统一，改革盐务，中央自有统一办法，浙省暂缓施行。”于是省府收回成命。其实，停止改革的真实原因，系因都督府幕友受盐商之运动，虽百口而不能解，而其代价不过6万金。
淮浙盐政改革失败表明：旧盐商势力雄厚，枝节为之，难以奏效，非群策群力，全国一致奋斗，通盘解决不可。
这样的时机，出乎意料地来了。当时袁世凯为消灭南方国民党势力，需要大笔款项，用于“裁军善后”拟以盐税担保，大借外债。但盐务不改革，难邀外国银行团信任。于是一日数电，催促张謇北上，同商改良全国盐政方案。张謇随即电约景本白赴沪，谋画改革大计。
一见面，张謇就说：“我辈几年前主张的盐务革命，时机已熟。惟引制之弊已千余年，食其弊者，不仅数十万盐商，上自盐政院、下迄缉私营，以及官吏幕僚、吏胥牙役、名士门客、游手好闲，无一不恃盐为活。此等盐蠹，不下数百万人，而屈指主张改革者不过数人。以此数人，与数百万人为敌，万无胜理。何况所谓改革派者，此曰就场征税，彼曰就场专卖，此曰自由贸易，彼曰摊入地丁。既无划一之旗帜，又无具体之计划，何能成事？好在古今中外之盐法，虽千变万变，不外征税与专卖两制，我两人实可代表此两制之主张，不妨详细讨论，决定采用何法，然后定一具体计画，与政府交涉。”
景本白说：“先生之意甚善。惟先生每日宾客数百人，函电数百通，寻常之事尚不能详谈，何况兹事重大而复杂，决非数言能了。如果欲解决此事，须闭门谢客，我两人锁于密室中，非问题解决，不能开门。否则今日谈数语，明日谈数语，虽一年亦不能解决。”张謇以为然，请本白在沪稍候。
某日晚间，张謇派人邀约景本白在大生纱厂驻沪事务所谈话。本白应邀如时而至。及至门前，冷落异常，电灯亦熄。问之，门房说张状元已回南通。——其实因恐来客缠绕，故以“回南通”为谢绝的口实。
两人相见于斗室，互相辩驳，讨论至三小时，始决定主张：张謇取消其十馀年提倡的就场征税，采用景本白的就场官专卖，并声明说：“现在为过渡计，不得不暂用就场专卖。俟场产整理，各制盐者由个人进为团体组织，仍当以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为依归。”本白表示同意。张在海内负有重望，就场征税主张已提倡十馀年，并于宣统二年（1910）冬月出版张季子说盐一书，风行全国；一旦舍弃自家多年主张，而采纳他人合理建议，其勇气肚量让景本白十分佩服。
宗旨既定，乃由景本白以张謇名义口气，起草改革全国盐政计画书，分大纲为：民制、官收、商运、民卖四章。由刘厚生加以润色。成稿后，又召集江浙两省盐政机关之人材及向来研究盐政之人，会议七日，逐条互相辩驳，推敲定案。故此计画书既是张謇盐政改革思想的集中体现，又是集当时南方盐务改革派意见的共同结晶。
四、京师博弈
改革全国盐政计画书由通州翰墨林书局印装成书，张謇携书偕景本白一同北上。书由刘竹君译成英文，分送驻京外国使团。美国公使嘉乐恒曾有评论。法国公使则说：“中国自来只有盐务，并无盐政。此书出后，中国始有盐政。”
二人于民国元年（1912）九月抵达北京。首先由张謇将计画书送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过目。袁未有异议，说：“可与周学熙会议后，提出于参议院。”当时国会尚未组成，只有临时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议员40人，由各省咨议局选出。
周学熙（1865－1947），近代实业家、官僚资本家，字缉之，安徽东至人，淮商领袖，袁世凯的亲戚与心腹幕僚，与张謇也有戚谊，当时任财政总长。改革中国盐政，必须得到他理解支持。张謇便去登门拜访。晤谈归来，对景本白说：“人们都说缉之顽固，且系淮商领袖，必定反对改革。然而与他一席谈，他并没有反对我的主张。”本白叩问：“所谈何语？”张謇说：“我对缉之讲，‘盐务非改革不可，改革非废除引界不可。我知您手中有引票。不但您有，就连我也有，而且我还有吕四场的盐业。但是为了国家考虑，我辈不能不做牺牲。不过引票虽废，还可以组织运盐公司，对于您的营业也没有害处。”张謇说到这儿，本白插言道：“您错啦！您不说废引票，只谈改革，他以为商运公司就是引商化身，不过变一下名目，与他无害，所以赞成。现在您明言引票废止，而他手中现有40张盐票，每张市价值万余金，岂肯牺牲？则首先破坏我党计画之人，必出于他！”听了景氏此言，张謇怫然不悦，说：“你这未免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缉之脑筋虽腐败，利害未尝不知。现在大借款的担保，舍盐税外，别无他物，而外人非握有监督盐政权，断不借款。若改革盐政之权操诸外人之手，恐引商虽欲组织商运公司而不得。况缉之身为财政总长，实负此借款责任。不比我辈，不当其位，可以不负其责。况且他财产千万，区区40万，有何问题？即我一穷措大，尚能牺牲吕四场，当时向盐商购买，亦耗28万金。我尚愿牺牲，何况他责任重于我，财产几十倍于我呢？”认为本白所言为杞人过虑。
于是，张謇继续每天与周学熙商议，如何由政府名义提出于临时参议院，如何改组盐务署，为实行改革之筹备。张謇还特别再三警告周：“此项改革计画，务须严守秘密。一漏泄，则全国盐商，必以金钱破坏。恐参议院不能通过。”因为盐商并没有他种能耐，惟以金钱为武器，不可不防。
不料几天后，上海报纸忽将原文批露，每段加以反驳。各省盐商反对之电雪片而至，对改革计画大施攻击。其最重要之点，是说张謇20年来主张就场征税，有张季子说盐一书，出版尚未数月，忽而改为就场专卖，举棋不定，拿国事当儿戏。其实盐商明知就场征税条件未具，而就场专卖则确有实际施行之可能，不能不拼死抵抗。
而改革计画华文文本，只有两本在外，一在袁世凯，一在周学熙。文本交彼不足一星期，尚未提出参议院，而报端全文发表，不是周氏有意泄露，又能是谁呢？至此，则周氏与盐商一气，张謇才恍然大悟。但他仍然认为，周氏只能暗中怂恿盐商反对，至于改革方案本身，袁总统已令财政部提出，周氏终究无法打消。
不料，财政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的改革方案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一种即张謇的改革案，另一种也称改革计画，全文内容照抄张案，只将“官收”改为“官收商收相辅而行”“商运”改为保存引界，以原有引界为公司销盐区域。如此一改，改革精神全失，引界可以子孙万世。
张謇目击情形，知现政府万无改革希望，决计即日南归，他函告周学熙说：“您的政见，既与我不同，则财政是您专责，可以您的政策提出，没必要同一机关，同时提出两个互相反对的议案，贻笑外邦！”其实，周氏同时提两议案，是有考虑的：因为张謇议案，已由袁世凯令财部提出，却并未赋予其修改之权；乃同提两案，以为捣乱，一面在参议院运动，由议会打消张案，而通过周案，则引商在民国法律上占有地位，以后无人再敢言改革。
张謇决计南归，而张氏改革计画案，已与周氏财部案，同时提出于临时国会。乃命景本白与张弧留京，作为张謇的代表，预备议会开会时的说明。
五、办会办刊
张謇动身回南通前，就如何推进改革，问景本白：“宗旨何在？”景答：“本届议会，政府既提出两种相反议案，则我党改革政策万难实现。况周氏现长财政，岂许改革实行？即使通过亦无效。袁世凯对您，不过宾师，尊而不亲。对周氏，则不仅是亲戚，而且是心腹，除非有重大政局变迁，否则周氏财长地位不能摇动。所以就我的眼光，现在改革万难实现，惟希望明年正式国会，各省人数众多，盐商未必能人人运动，必有对人民表同情者。”本白又说：“考虑到盐务秘密无人能知，非公开研究、灌注常识，使多数人明瞭盐务的利害不可。”张謇表示赞成。本白接着说：“要使多数人明瞭，只有组织团体，发行杂志，别无他法。”张謇深以为然，但是提出一项前提条件：“杂志功效甚缓。假如您能牺牲三年不做官，不办他事，必有效果。若出数期就中止，则不如不办。如您能践此约，则杂志经费，当由我负责。”本白当场对张謇立下誓言：“盐政改革，一日不成功，我一日不做官！我做一天人，出一天杂志。只要您能补助经费，毕生以之，何必三年！”张謇听誓，大为满意，订约而归。
不久，改革派组织的盐政讨论会正式成立，张謇为会长，熊希龄为副会长（熊在东三省发表就场专卖宣言，对于废引尤为积极），各省分支会成立十余处，入会者计数千人。盐政讨论会发行盐政杂志，闻风兴起的改革文章如风起泉涌。反对改革者也不示弱，两浙盐商乃有谈盐丛报出版，专为反对盐政杂志，年耗七八千金，终因无人阅看，而无形消灭。
六、百折不挠
临时参议院，是两军对垒的战场。周学熙同时提出改革两案，本意是让议员一时无所适从，然后从容运动议员，以冀打消张謇议案。时有议员40人，共和党（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程德全等为理事）12人，国民党（孙中山为总理，宋教仁主持党务）28人，占2/3。周氏想，要打消张案，只有借助国民党之力，乃不惜以前清遗老身份，亲填愿书，加入国民党为党员。当时国民党以“政党内阁”为标榜，自唐绍仪去职，只有“过渡内阁”故对周氏入党，认为荣幸，以为袁世凯心腹也加入本党，则目下之过渡内阁尚可看成“准国民党”内阁。殊不知周氏入党，乃专为利用国民党打消改革盐政计画，保全手中引票。
鉴于改革风潮猛进，学熙乃运动国民党本部，组织盐政研究会，以为抵制。又介绍私人杨某加入国民党，由杨将周氏盐政计画提交党部，作为党纲议案，果能通过，则临时参议院国民党占大多数，必可打消张謇案。如此，则国民党将成为周氏与改革派作战的大本营。
当时国民党本部，以宋教仁为政务部主任，关于政治问题，属于党纲者，非经他认可，不能列作议案。教仁适回湖南，党部乃寄去张、周两议案，并说明组织研究会，以与共和党对敌。宋氏回信，大不谓然。大旨说：“引制万难存在。张謇计画准盐商组织运盐公司，改革还不彻底，照我看，非自由贸易不可。张氏改革计画，是他20年苦功，又经海内改革家共同研究，不能仅看作共和党一党计画。我党对共和党可攻击，对张謇可攻击，万不可以此为武器。若意气用事，以此为党争，结果无异自杀，万勿被盐商利用，损坏本党信用名誉。”国民党得宋氏警告，学熙遂不能利用作战，而议案搁置临时参议院，遂成相持不决之势。
景本白竭力催促参议院将盐务改革案列入议事日程，迅速开议。学熙心知两案同时付议，他的议案不能取胜。乃心生一计，另提盐务官制案，以为抵制。关于盐务官制，张謇案有如下设计：设置独立盐务机关，仿前清盐政院制度，集权于中央，不受各省各部掣肘，迨改革完成，再并入财部，日本改革盐政也是这样。”而周学熙为阻止改革，首先反对盐务官制独立，乃向议会提议，将盐务署附设于财政部之下，骨子里盐务署既在他之下，虽议会通过改革计画，仍不能实行。本白认为，官制独立与否，应视政策为转移：如不改革，则如前清在户部下设一山东司即可；欲改革，事务繁重，非独立不可！故主张先议改革计画，后议官制。而学熙坚持先议官制，后议计画。
国民党议员明知争论计画不能取胜，乃舍去政策，专攻官制之独立，而共和党健将丁佛言、王幼山力争先议政策。丁氏兼任亚细亚报编辑，在报上竭力宣传；而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也竭力反对。当时北京报界有两大团体：共和党为报界同志会，国民党为新闻俱乐部。其时京城报纸，不出这两种舆论。中国国会，此前向无两党作政治之战争，惟临时参议院对于盐务案，乃有此正当之作战。不但党报，党外报纸亦各自应战。实为中国政党史、议会史、民主政治史上新气象。惜乎昙花一现，以后议员诸公，惟知选举总统、议长可得贿，同意阁员可得利，弹劾权可交换利益，而于政治问题各不过问，以致袁世凯得以解散国会，酿成10馀年大乱。
两军对垒、肉搏血战的结果，是将改革计画与官制议案，同时交付议会审议。正当胜败未分之际，忽然传出善后借款草约成立的消息。原来，袁世凯急于得到借款，指使周学熙等人全权与外国银行团洽谈善后大借款合同。周氏在合同条款中，把盐政主权送与外人，作为保障引票有效的交换条件。但是，依照约法，借款条约非经国会同意，不能有效。周氏将六国银行团借款草约提出于临时参议院，其中第五条关于盐务各条件，将盐务官制、改良盐务订入约内。王幼山、丁佛言等群起反对，谓：“盐税担保、设立盐务稽核所，已开监督财政之端，此有关于国家行政主权，何必订在约内？”而国民党议员，因周学熙同党缘故，为之辩护，致使此项损失国权的草约，居然得多数通过。而当时美国总统认为借款合同有干涉中国内政条款，与美国传统政策不合，严令美国银行退出，于是草约不能签订。
民国二年（1913）正式国会即将开幕。3月，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在上海刺杀宋教仁，国民党始知袁世凯不可靠。而袁为削平民党，假用民意，以武力威胁议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面令善后借款合同迅速签字。国民党也知一旦借款成功，万难与袁抗衡，参众两院议长深夜叩门拜访外交使团，声明借款合同未经国会同意，不应签字。而周学熙声称：“临时参议院早经通过，现不过美国退出，日本补入，其他条件未变，无须再提交国会。”外交使团既经政府说明，乃令各银行团于4月28日正式签字。签字之日，周氏兴高采烈，对其部僚说：“盐政权虽断送，然各省不能截留盐款，且引票由洋员签字，订在合同中。他们改革派，能运动国会，而不能变更国际条约。在此三十七年内，若辈即有通天本事，也不能改革盐务了。”
善后借款合同未按约法规定经国会同意而成立，激怒了国民党。乃将经过情形通电各省，而南京、广东、江西三省都督遂宣告独立。至此，民党议员痛恨周学熙存心戏弄，均表同情于张謇的改革方案，一时两院国民党议员加入盐政讨论会者达200多人。而北洋政府则公布临时参议院通过该件的议事录，以为国民党始则赞成，继则反对，有意捣乱，于是战端遂开。而人民心中也不以国民党为直，以其反复无常。后来终于失败，而逃亡海外。
本白默察两院议员已多数赞成改革，乃提出改革盐政建议案于国会，已列入议事日程。适因国民党实力消灭，致使袁世凯敢恣意妄为，乃于一夕之间将民党议员徽章收去，驱逐民党出国会，其尤激烈者8人，则逮捕之。国会根据约法，不承认政府有解散国会和逮捕议员之权，仍然每天开会，但因人数不足，无决而散。每天议案日程，首列盐务改革案，如此者三阅月，直到为袁世凯称帝张目的“修改约法会议”成立，国会始无形消灭。盐务革命本以国会为战场，国会解散，已无用武之地，不得不宣告停战。
七、恳切题词
当民国三年（1914），全国政治重心全在中央，所谓“强有力政府”和“第一流内阁”均在此时。随着大借款告成，盐务稽核总所成立于北京，政府聘任的洋会办兼顾问是英国人丁恩。丁氏在印度以改革盐务负盛名，周氏聘之，实指望其保全引票，所以借款合同内载有“引票须经洋员签字”一条。不料，丁氏首先反对引商，就任伊始，即欲废除引岸，实行自由贸易。
在丁恩就任洋顾问同时，盐务署聘景本白为华顾问。其时熊希龄任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张弧任盐务署长兼稽核总所总办，张謇任农商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海内称为“第一流内阁”共和党赞成盐政改革的同志多出任各省盐运使。本白认为盐务革命机会已至，即膺盐务署聘，就任华顾问，从改良盐业产、运、销、缉做起，开展一系列实际工作，作为改革全国盐政的必要准备。
首先改革盐政程序，设全国场产整理处于上海，特派调查与测绘队，分赴两浙、福建、浙江、广东、淮北各地，历时三年，制成调查报告，实测盐场地图告成，如粤、闽、浙等省多至百余幅，五千分之一比例，比较陆军地图尤为精密，耗资十余万。召集全国盐政专家于北京，讨论盐专卖法，开审查会至数十次，盐务署也派委员列席。同时，由景氏厘定各种条例，如盐税法、制盐特许条例、私盐治罪法等而公布之。民国时代所公布的盐务法律皆在此时。另有运盐条例、场警编制、官制官规等，均因盐专卖法未公布而不能发表。而该法草案已得盐务署同意，只因拘束于借款合同关于“改革盐务，须经洋员赞助”的条款而不能公布。当时丁恩见长芦盐区整齐划一，且盐斤皆以归坨，以为全国均如此，认为可移用其治印度盐法治理中国盐业，只需用铁丝木栏一围，就可实行就场征税、自由贸易，因此不赞成景本白的就场官专卖。景与丁讨论数次，反复向他说明全国场产分散、税率纷乱至百馀种，与长芦迥异，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场官专卖，创造条件，然后再实行自由贸易。丁氏对景说：“我初来中国，对于如何改革，一时难定政策。待我花三年时间，实地调查全国各场，然后再定。”待其三年调查告竣，虽欲改革而时机已过，因为袁世凯死后，中央失驭，各省干涉盐务、截留盐税，虽欲维持现状而不得矣。即连大借款专为改革盐政的存款2000万元，也已被袁挪用。这是后话。
民国三年（1914），正当景本白与同仁积极推进盐业改良，袁世凯忽生恢复帝制思想，所谓政事堂、国务卿、祭天祀孔、五等爵、九品官等，凡前清帝王时代旧制度，一一模仿。周学熙再长财政，徐菊人为国务卿，专以復古为要义。文牍中见有“改良”、“改革”字样，即指为“革命党”盐政当局善观风色，从前主张改革者，皆一变而为维持现状。景氏见状，乃辞去盐务署顾问，不与闻盐政，专办杂志，继续鼓吹盐政改革。
同年冬，张謇上书，辞农商总长并水利局总裁。张为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许多人求其墨宝而不能得，景本白也在其中。当此之时，趁张謇又要离京南归，乃复重申前请。于是，张謇濡墨染翰，为其书写条幅一纸。右起横排，用汉隶大写“盐迷”两字。左侧，用小字草书注明以下内容为跋语：“十年以来，海内可与说盐者，独一景弢伯。每与析古今中外卖国乘合之故，未尝不相视而叹也。盐法既变，而变之者又为歧中之歧，可杜口矣。而弢伯谋之不已，不可谓非迷也。每嘱书，遵为即此。张謇。”有叙旧，有赞扬，有感叹，也有勉励。本白视为殊荣，珍如至宝。
此时政局虽变，时机虽过，而本白仍然努力奋斗：一面利用刊物宣传张謇与他的盐政改革政策，向旧势力宣战，一面对就场征税制作详密的研讨；同时创办精盐，从改良制造、提高盐质上，促进盐业改革，作为破除引岸的急先锋。而其真正目的，仍在于就场专卖制一旦实行，能于维持现有盐商职业条件下，达到利国福民的宗旨。
迨至民国四年（1915）8月，遂有筹安会“六君子”之登场。12月，袁世凯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黔、桂、粤、浙继起响应。民国五年（1916）3月22日，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袁氏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从称帝到废止，前后计83天；又76天，遂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忧惧而死。当帝制闹剧甚嚣尘上，本白知时局日非，不但改革无望，且亲手创办、誓毕生以之的盐政杂志也不得不停刊一年。于是盐务革命遂与中华民国同时中断。
八、会长领衔
自民国三年正式国会解散，革新盐政失去论战场所，景本白乃专意于“盐业革命”希图从生产力进步入手，间接推动生产关系变革。首先，一意在盐政杂志上宣传主义，又选录从民元到民十关于改革盐政的文字，编成盐政丛刊一书，广为传布。其次，以精盐为武器，实施盐业革命。首创久大精盐公司，得范旭东锐意经营，历经5年，大著成效。闻风兴起、呈请立案者多至数十家，实在出盐者也有六七家。精盐价廉物美，备受人民欢迎，但销地仅限于通商口岸。内地人民见此洁白好盐，远胜引商劣盐，无不向往购食，奈盐商疾之如仇，贿通官吏兵弁，指为私盐，没收重罚。于是湘、鄂、赣等省议会纷起攻击专商引岸，惜无正式议会，无从建议讨论。与此同时，随着盐税法多年施行，旧时纷乱达数百种之多的盐税税率，至民国八九年间渐趋划一，统全国计之，不过数十等，为归并和扩大引界提供了条件。
民国十一年（1922），黎元洪再任总统，国会復活。九月三日，盐政讨论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办欢迎会，欢迎两院议员，到会议员有百数十人。原拟提出改革盐政案，因不知众位议员意向，乃用盐政讨论会名义，先提出请愿案，要求：“凡同一税率区域，不得援引‘越界为私’，以重民命。”此案并非明言废引，只求对“越界为私”加以司法解释上的限制，以便同一税率食盐得以自由流通，人民可以自由购买。请愿书署名，由正会长张謇领衔。副会长熊希龄早被淮商收买，已充当淮商公会正会长，不惜背叛民三之前主义，向自家开战，故此愿书不能再署其名。此案一出，淮浙盐商首先恐慌。淮商包围张謇，要求他宣言不承认盐政讨论会提案，未获允许。适值其子孝若受政府之命，以实业专使名义，来京领款，准备出洋考察，淮商乃运动孝若在报界宣言：“撤回请愿书，另提改革案。”而议员中，亦有为盐商辩护者，同时提出反对案。
在此前不久，湖北省议会接受本省18省商会请愿，愿书请求解除“精盐限于行销通商口岸”之禁令。省议会两次议决，定为单行法，省长出面与盐务署协商，结果准许内地人民购食精盐，以每人20袋为限，出示晓谕，布告周知。而湘、鄂、赣、皖向为淮盐传统销区，淮商运动省府，将欲收回成命。鄂省议会由此大愤慨，乃建议于国会：“根本取消引票！”而当时号称盐学博士的左习勤，著成一文，曰敬告鄂湘赣皖四省父老书，引发四省民众反感，一时间开会演说，公举代表，来京请愿者，日有所闻。
众议院各议员见改革风潮猛进，也纷纷提案，前后计有13案之多。有主张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的，有主张食盐收归国有的，有主张政府专卖的，有主张制订改良盐质、取缔食盐法的，有主张修正私盐治罪法及缉私条例的。其中最得议员同情者，为田桐改良盐政、废引设场案，连署提出的议员超过200多人，超过众议院半数。各省盐商均辇金入都，欲求打消此案，同时运动江苏督军齐燮元、浙江督军卢永祥来电反对改革。而所谓镇守使、师旅长也纷纷来电，各省议会及商学自治团体亦函电纷驰，共同催促国会迅速制定改革法案。旬日之间，两院收到双方电文不下数百通，乃汇印一册，以便传观。众议员鉴于全国震动，认为国会以来未有之重大案件，也格外注意。
分析众议员所提13案，内中只有四川议员李某，本系盐商，主张维持现状，其余各案，虽主张不同，而主张废引则一。田桐提案，连署者既过半数，当然可以通过。不料政潮忽起，曹锟恰于此时逼黎总统下台，驱逐出京，又以5000银元一票，收买议员590人，投票选他为大总统，造成民国史上贿选总统大事件。凡民党议员，稍有气节者，惧祸，连夜出京，田桐也随众南下，而此改革盐政案，虽列入议事日程，而开会无期。若贿选风潮再迟半月发动，则本案必获通过。
九、薪尽火传
1926年，张謇因病逝世于南通。中国盐政改革由此失去一位富有威望和号召力的旗手。
1928年，景本白全面回顾他追随张謇并与之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盐务改革的历程，撰著盐务革命史，写下一段深情话语。大旨谓：“溯自民国元年张謇因周学熙蓄意阻挠盐政改革，愤而南归，临行与本白订约助费出刊，条件是本白暂不做官。其实至办刊第二年，张謇已不能补助经费，而由本白独力筹措。自民元十一月出刊第一期盐政杂志，迄今已历17年，虽未能按月发刊，而尚在继续奋斗。其间惟洪宪帝制时期，因强迫用洪宪年号，不愿，而中止年馀。至于服官一层，自知此生可免，张謇地下有知，当信我力践此约也。”自从张謇逝世，本白失去唯一导师，从此，他更以继承导师遗志，完成盐政革命为终身职志。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洋军阀的失败中和共产党人的血泊上宣告建立。国府以“三民主义”为号召，所谓“民生主义”首与专商引岸制度相左：凡企业有独占性质者，均须收归国有，何况食盐为人生日用所必需，理当由国家掌控，不允许引商独占。军阀尚须打倒，盐阀何能独存？盐务改革派同仁，均认为盐阀生命宜随帝制、军阀之馀威而告终结。
首创革命论者，为浙江省府委员庄崧甫、马寅初。庄氏为盐政改革先进之一，民元已举改革旗帜，被廒商金钱破坏，后虽去职，宗旨不移。马氏以经济财政负盛名，因盐税关系中国财政占第一位，故研究有年，主张废引。两人建议，省政府已多数通过，只因盐务关系全国，非浙省一隅能行，乃以省府名义建议于中央。
适逢财政部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庄氏以浙省政府委员列席。会议召开前，先在上海开一经济会议，出席者有金融界、实业家，而淮浙盐商领袖巍然居首。会上，有政府委员卫挺生提出改革盐税案，为盐商所阻。陕西政府代表过之翰也提出改革盐务案，庄氏等参与审查，结果定一原则：“就场征税，卖买自由，以裕国课，而利民生。”过氏案随后提交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大会，众政府委员审议结果：“以整理场产、划一税率为第一步，就场征税、卖买自由为第二步”主旨还是要拖延引商生命。
庄氏有鉴前车，断定财政部没有改革盐政的勇气，决计浙府提案不在财政大会提出，而在更高层次的第五次中执大会努力奋斗。他对景本白说：“北伐告成，训政开始，关系内政外交、国计民生之政治，更无大于盐务者。若此弊制不能去，则所谓民生主义者，乃变为民死矣！当彼军务倥偬时代，一切政治无暇整理；且财政当局为筹款计，不得不维持盐商、有所调剂，吾人亦当谅解。若五次中执大会，乃专为结束军事、建设政治，必能本先总理遗训，实现民生主义，去千百年之秕政，而救吾民于水火。”
国民政府五次中执大会上，庄崧甫以浙江省政府委员名义，将改革盐政案建议于大会。同时，中执委员经亨颐也提出改革盐务以兴国本教育案。大会审查结果，庄氏案未蒙审查会采纳，而经委员提案因与财政方针不符，自动撤回，未得交付审查。会后，庄氏表示：“将再接再厉，非达到革命目的不可！”
庄崧甫对改革盐务的执着坚持，给予景本白以很大激励。他在当时所著盐务革命史中写道：“庄君以70老翁，百折不回，实足为青年同志模范。犹忆辛亥革命，经过17次革命运动始告成功，然所取得者不过推翻满清，并不得谓之政治革命。何况经济革命，其影响更大于政治；而盐阀有千馀年历史，非若满清入关不满三百年；而食其弊者，多至数百万人，非若清室少数人受影响：则盐务革命之成功，断非一蹴可几。现在革命正在奋斗之际，望吾同志不必灰心，多一次失败，即多一分成功。帝国主义尚可打倒，军阀尚可铲除，此项盐阀终有取消之一日。爰敢引先总理遗言以相勉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盐务革命，双方向以国会为战场。立法院并非民意机关，但与政府官僚尚有区别。故自立法院成立，改革派即注重在院内宣传盐务革命之重要。当时立法委员共49人，改革同志占5人，即经济委员会庄崧甫、马寅初，财政委员会陈伯修、卫挺生、刘芙若。是年冬，盐务署在首都南京召开盐务讨论会，景本白以专家出席，会前邀约立法院五同志会议提案事。会议结果，考虑到立法院仅是政府的从属机构，又考虑到盐商耳目灵通，一旦侦得消息必加破坏，故而形成改革思路为：“由立法院定一原则，报请政府同意，然后再定法案，且不可专定盐法原则、引起盐商注意，而是从财政所关的各方面（如关税、地丁、盐税）皆定原则，报经中执会通过。那时盐商虽欲反对，已无及矣。”大家赞成，即照此进行。
而盐务署召开的盐务讨论会，也以“改革盐务”相号召，所邀盐务专家以景本白为首。本白以为财政当局确有改革决心，到会后，才知完全为向盐商借款，恐引商不到，而以改革相恐嚇。到会者，除盐官外，所谓盐务专家乃两浙、两淮大盐商，非盐商、盐官而列席者，仅景本白与范旭东，而范氏因母丧未至。会上议案多达百馀起，无非盐官与盐商争利，或甲商与乙商争利。陈伯修委员当场声言：“此非讨论会，乃分赃会！”景氏原先已向会议递交改革盐务案，后见与会者全系盐官、盐商，乃自请撤回，另提工业用盐免税案，以为敷衍；一面力促立法院速定盐法原则。而立法院因民法、刑法关系更为重大，尚无暇考虑盐法。
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国民政府召开五届中执二次全会。庄崧甫当面向蒋介石主席力陈改革盐政之重要，由蒋提出振刷政治案。会议决议“整理盐法，减轻盐税，剔除盐弊，调节盐价”令财政部应于年内制订计划并负执行责任，所拟计划呈送政府，交立法院审议。是年八月三日，行政院勅财政部速拟盐法。延至次年一月，财政部呈復：“军事迭兴，各省盐务深受影响，改革计划不易实行。”其事因而搁置。
清末以前，盐有引界，酱油原无引界。至民初，两浙盐商声称“酱系盐制，事同盐法”运动官厅颁布取缔酱销规则，不但酱盐税加重，且禁止出境行销，于是盐引效力波及酱引，而日本酱油趁机行销中国，旧时江浙以酱为业者大都停业。值此改革盐务，立法院委员中，遂有提议拟订盐制物品条例草案者，旨在促成酱油通销，同时还有主张精盐通销者。事在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景本白闻讯，当即函告庄崧甫：“盐法是整个的，不宜枝节规定”并将所拟就场征税法原则21条附函致庄。于是立法院大会，多数主张起草全部盐法，不作局部之规定，由院长胡适指定焦易堂、庄崧甫、陈长蘅等15人为盐法起草员，焦为召集人。
及至民国十九年十一月间，第一届立法委员期满，盐法尚未起草，原因在于原则不能决定。纵观从来盐法，不外征税、专卖两制。张謇、景本白依据民初实际，曾提出就场官专卖，旧时阅过盐政杂志者记忆犹新；今则改提就场征税，一时意见分歧，难成共识。于时立法院中，多数委员拟采用日本专卖制，而庄崧甫等改革同志则主张自由贸易，以致相持不下。庄氏只得约景赴京解说，以求化异为同。
民国二十年（1931）一月，景本白抵京（南京），邀请盐法起草员10余人，会集于中央饭店，说明民元所以主张就场专卖的原因，及现时非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不可的理由。经一场辩论，思想统一，原则决定。乃由胡院长令派焦易堂、庄崧甫、陈长蘅等16人为第二届起草委员。原则初步决定，却被新闻报泄漏报端，引商大起恐慌。乃由浙商周庆云、王绶珊发起，召集长芦、山东、两浙、两淮盐商，开大会于上海，一面草成宣言，遍登全国报纸，一面筹集巨款，包围财政部，收买反对文章，以冀打消改革案。立法院有鉴于此，恐被盐商破坏，自此历次开会，均为秘密召集，即连草案，也不油印，惟恐泄漏。
正在努力起草之中，忽发生胡适辞去立法院长风潮。盐法起草委员虽指定16人，而推庄崧甫、陈长蘅为初步起草员。陈因胡院长辞职，对盐法颇抱消极，起草事将无形中止。本白闻息，与林振翰（时任稽核总所驻京主任）同访庄崧甫，叩以“起草是否中止？”庄云：“胡院长辞职是个人事，并未解散立法院。上两次是国会解散，吾党只可中止。此次立法院还在，即使起草员全体辞职，我一人也必将草案拟妥。至于通过与否，属立法院全体负责；公布与否，属政府负责。若因院长辞职，起草中止，何以对人？况盐商正在运动打消此事，外间不知，必谓我辈受盐商运动。如陈君不能起草，不妨将已成条文及原案送来，请您二位帮忙，务必完成草案！”本白二人再见陈长蘅，始决定共同完成草案。景、林尽三昼夜工作，讨论各条之利弊，最后由陈制成条文，加上说明，提出于起草委员会。不但外间不知，立法院全体不知，即连其他起草员也是直到开会才见到条文，且未付油印，用原文传观。因为一旦付印，则盐商在院内侦探即可将原文抄寄。故四省盐商在上海开会，以为胡院长辞职，改革盐法一事必与上两次同样流产。不料霹雳一声，全部盐法条文通过于立法院，时为民国二十年（1930）三月十八日。草案通过，本白即于是日返回北平。行前，又叮嘱庄崧甫督促政府早日公布盐法。其时已定于五月五日召开国民会议，而庄氏被浙省公推为浙江参加国会代表，庄氏因事忙欲辞，本白坚阻之，谓：“盐法虽通过，尚未公布，不可不留一退步。如盐商以金钱报效政府，阻止盐法公布，您尚可在国民会议提议，督促政府实行。”
就在景本白到达北平的三月廿日，报载立法院通过新盐法，即日送政府公布。两浙盐商代表周湘舲见报万分恐慌，当即运动稽核总所洋员，面见财政部长宋子文，要求三事：“一是稽核所权限尚须扩充，二是盐税须增加至每公斤8元（原案5元），三是引票不能取消。”宋向蒋介石建议，谓盐法须加修正，蒋乃约立法院全体起草委员会议，与宋辩论多时，坚持不能修改，得蒋认可，未交復议，但公布一层，从此不再提起。消息传布，京、沪、津、平各报，纷起责备盐商的论文，多达数十篇，均望政府不受引商运动，早日公布。
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国民会议开幕。景本白同日抵京，散发8种小册子，请国民代表注意盐政。一面由党部提出建议案，敦请政府月内公布盐法，限三个月成立“盐法改革委员会”五月八日，第三次会议上，由庄崧甫说明提案内容，全场一致通过。到会500余人，未起立赞成者不过20余人。浙商代表张淡如也亲自来京，宴请各省代表，散发各种小册子，大旨借灶户生计反对改革。淮商代表张某，并指立法院之盐法为“景本白之盐法”；遍发传单，谓“此次改革盐法，背后乃景某专为精盐谋发展。景某此次来京，带来精盐公司运动费数十万。是以各报纸每天有赞成盐法的文章，均系景某一手包办。”
无如公道自在人心，国民代表以压倒多数通过盐法。政府鉴于民气激昂，遂于五月卅一日将盐法公布，而约法公布则在六月一日。当时各省代表都说：“此次冒暑会议，最有价值者，乃一部盐法。至于约法，民国以来已有两次，宪法也有一次，不足为奇。而盐法，则自宋以来，千馀年始有此成文法，不能不重视也。”当时舆论评价，称誉新盐法为“约法外第一事”“民国史上的大事件”
十、盖棺论定
张謇从清光绪二十年（1894）殿试策中萌发改革盐政思想，到民国十五年（1926）逝世，前后主张并致力于中国盐政改革凡33年。他为后人前赴后继推进盐政改革，树立了榜样，铺垫了道路。
景本白从事盐务革命约40年。当1931年新盐法公布，各省改革同志纷纷来电道贺，他反思改革历程，不禁感慨万端：“余对于盐政革命已三十年。正式发表政见亦二十年。至今日始有一部盐法出现。实行虽尚无期，而法案业已公布，可告一段落矣。”
历经两代人前后70多年的接力奋斗，才实现了一部盐法的革故鼎新。其曲折历程是怎样的波澜壮阔，其坚忍精神是怎样的锲而不舍啊！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行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属于上层建筑，既受经济基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盐法的变革，体现的是以食盐供销为载体的利益关系巨大调整，必然引发丧失利益的旧盐商的强烈反对和拼死抵抗。而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所以它们不可能真心支持张謇和景本白的盐法改革。
事实上，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周学熙就是旧盐商利益的集中代表。而南京国民政府早在1929年已经接受旧盐商的“验票”请求，在收取巨额验票费后，发给“查验引照凭证”允诺他们“永远照旧环运”所以，新盐法虽然通过并且公布，但是实行遥遥无期。直到抗战开始，重庆国民政府公布盐专卖暂行条例，才真正实施食盐政府专卖。1947年又公布盐政条例，宣布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但实际利权仍然掌握在官僚手里。张謇与景本白的改革理想没有、也不可能在旧中国真正实现。
张謇与景本白的奋斗史实说明：一项事业的兴创更始，确非易事。回观民国期间革新盐法的艰难历程：第一次失败于袁世凯驱逐民党议员，第二次失败于曹锟贿选风潮，第三次曲折于胡适辞职风波。前两次功败垂成，后一次倖免于败。非亲历其事者，不知其难。
宇宙无穷，人生短暂，以至于在有生之年能够做成一件两件重大事业的人，是那样的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张謇和景本白的时代，政府反动，社会腐败，没有先进政党领导和先进主义指引，所以革新政治难上加难。但是，他们矢志兴利除弊、一意造福人民，百折不挠、毕身以之的奋斗精神是永存的，历史和人民会长久地记起他们。前人的成果，我们要好生珍惜；前人的精神，我们要好生承扬。这才足以告慰前人，无愧来者。
意味深长的是：当年张謇与景本白努力奋斗，旨在把食盐的利权从私人盐商手里夺取过来，转换到国家和全民手中；事隔70多年，随着市场经济风靡全球，勤于思想的专家学者们，现正致力于把国家统制专营的食盐利权重新返还给民营企业家。宋人说得警策：“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世事就是这样在波浪曲折和螺旋回环的轨迹中前进上升着，不由人不感慨系之。
（2010－09－12成稿，为南通市政协文史委张謇与清末民初风云人物作。资料来源：南通图书馆藏盐迷专刊，1935年。作者单位：南通市盐务管理局，手机13951317051。）
作者自注：1。引制，即专商引岸，起于唐代划区行盐，北宋末年规定盐斤以引计量，印发引票，商人纳课领引，凭引到盐场支取盐斤，运往指定销区（称销岸）销售；元代因之；明万历中创行“纲法”以一年销量、课额为一纲，将各商所认引额编立纲册，每年按册上旧额行运新盐，纲册无名者不得加入。2。引票，旧时盐商独占食盐运销权的官府执照，最初取得需花费一定资本，认运一定数额盐斤，数额载于引票，以后按年循环，子孙世袭，无引票者不得加入为商。3。运动，旧语词，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奔走钻营，义同打点、打动。4。反汗，反悔。5。虞不腊矣，谓政权即将终结；虞，周代小国名，在山西平陆；腊，古代在冬季农历十二月合祭众神。6。计画，旧语词，同计划，即设计筹划。7。会议，旧语词，即会商计议。8。穷措大，一作穷酸大，旧称呼穷困的读书人。9。取缔，旧时法律用语，义同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