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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时有位帅哥讲师，回忆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到河北农村做调查。晚上大家睡一个大炕上，师弟们出于可以告人的原因，把挨着农民朋友的铺位留给他。极为兴奋地谈了一个晚上，天快亮了，他漫不经心地问了句，你们这里用水紧张，都多久洗一次澡？农民叔叔说为了省水，一个月洗一次。
后来有一次上课，讲师挖了一下鼻孔，我想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入乡随俗”？还有一次，不小心在讲笑话时打了个嗝，我当时就觉得他真是亲切：这是多么乡土气息的饱嗝啊！
昨天妈妈说，市长今天到我们乡里慰问群众。今天妈妈又说，我们家那条街上的六户人家都被告知不许离开，等着市长来慰问。而且在家不许打麻将，不许闲磕牙，不许无所事事，但村里拒绝告知可以做啥。结果六位妈妈整个下午都互相打电话，一来可以拉家常，二来有机会造成业务繁忙的假象。终于把背下来的讲稿都灌输给市长一行人了，村长很高兴，说这几家本月的电话费都由村里报销，于是我妈激动地跟我讲了三小时长途，我总结出一个中心：市长真是平易近人啊；两个基本点：老太太基本没忘词；我们村的形象基本上更加光鲜明亮。
我曾经想过，狐狸不说葡萄是酸的，它还是酸的，除非经过转基因。或者吧，没有话语权但自我意识突然膨胀的小众们，正在对既得利益者们的大言嘟哝着小话。看到某企业家说他不会给穷人造房子，我说很好，因为他没说“经过科学分析，穷人不需要我们给造房子”承认一种说法是不小心从发言者的恶梦中溜出来的，真是一种美德。做为一个农民，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史无前例地抬高，简直超过工人、知识分子、广大华侨、海外华人，大家都忘不了说：“广大农民朋友”听起来就像是说“广大非洲朋友”那样亲切自然。
我是认可鲁迅先生那个铁屋子里的沉睡者的设想的，如果注定一个阶层的人必须做愚人，那就让他们愚昧着。反正变成天鹅之后，故事还是从一只丑小鸭开始讲起，而且是在天鹅初长成之时戛然而止。
怎么会有沉默的大多数，读初中时我问过，读高中时我想是生活压力使然，大学知道学生会的厉害之后，我想是少数人说得太多的结果，后来我确定这不需要寻找原因，如果我成了不沉默的少数人，我自然会明白。现在我是沉默的少数人，于是我不问，也尽量不说，于是生活，于是找个旁边没人的地方说说。
不知道为什么一篇东西一定要有个标题，我是俗人，还不甘心流于恶俗，所以尽力找了个题目。但是标题和行为没什么关系，这一定不是我发明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