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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楼南端一溜排几个房间，都是县长办公室，最里一间是分管农村企业的张副县长办公室。
张副县长正在听着杨局长关于上半年全县农村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汇报。
杨局长低沉的噪音像读书似的，说道：“上半年全县农村企业总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主要产品产量除了粮油加工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以外，其它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尤其是砖瓦生产量比去年下降百分之五十。
张副县长正记着的笔停下了，他抬起头，摘下老花眼镜，两只有些深陷的眼睛，虽然还和平时一样温和、平静，却睁得老大。
“怎么都是下降！”他不由自主地吐出这么一句，同时，一股不乐意的感情向他袭来。但他立刻意识到，这句话会使对方不好过，甚至还不能接受，奇码也叫对方尴尬。于是，他紧跟着说道：“当然，下降不要紧，问题是要找原因！”其实，原因他都知道，不过这个时候不便说透而已。
“唉，都是老问题了。”杨局长有点悲伤的叹道：“我们的企业是原料烧香买，产品磕头卖。上半年下降的原因，第一是缺燃料，全县一共三十五个砖瓦厂，已停产三十个，尤其是几个老厂，先进单位都停一个月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第二是基建压缩，砖瓦等产品卖不出去。过去一直生产不错的几个厂存砖都有上千万块了，坯场、道路都堆满了，也没办法生产了。”
张副县长的脸上更加阴沉了，手早已放下钢笔，八字式的托着下颊，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仿佛看到了那成堆的砖瓦。
“卖给社员吧又太贵，他们不愿意买。”杨局长有气无力的说。
张副县长转过脸来，他看着杨局长的情形，像是劳累过度，疲惫不堪。
“平价砖每块四分钱。”杨局长说：“我们的砖每块六分。也难怪，这两年包产到户，农民才富裕些。可他们底子太枯了，虽然需要砖，唉！”杨局长叹了口气，端起茶杯，水已经剩得盖不住茶叶了，他底朝上吸了个干净。又说：“卖便宜吧，燃料都是高价来的，总不能亏本呀。”
张副县长默默地听着，没插一言。他知道杨局长说的是实际情况：“问题不小啊！”他也这样叹道。
“张县长，”停了一会，杨局长忽然站起身，走到写字台的横头，叫道。
张副县长惊讶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下文。“张县长，省里不是给我们县几万吨煤的计划吗？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解决燃眉之急！”杨局长又说：“要有了煤，我们一定能做到上半年欠产，下半年补上，说不定还能超额完成计划！”
张副县长微微一笑，摇了摇了头，道：“昨天开了一天的会，专门研究煤的问题，农、工、财、贸、商，各系统都要，一个奶头哪能喂起十二个孩子，分不好，只好都给酒厂、化肥厂和民用了。酒厂是县政府的金库，不保住它，我们的工资就没了保障。化肥厂是全县农业生产的根本，是保证农业丰收的前提。民用更不能断，要不然，县太爷这把椅子还能坐得住吗？”
“唉！”杨局长叹了口气，像是霜打的树叶，落回原来的坐位上去了。
过了一会，张副县长说：“老杨，你们局里有没有个具体打算？
杨局长把茶杯推移个位置，有些不满的说：“我们局就是个空架子，一无钱，二无物，三无人。那点微薄的工资和办公经费都是你县太爷拨的，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打算再多也是空的。”
张副县长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不满意的表情。他想说：我要你这个局长干什么呀？可是他没有说，他说不出口。是呀，能怪他们吗，我这个分管县长又做了些什么呢？他沉默着，仿佛在承担着责任，作着检讨。“老杨，”他终于说：“还是开个会吧，座谈座谈，叫重点企业的负责人参加，我到会，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请书记来给大家鼓鼓劲。”
杨局长没有及时回答，好象不大乐意，但还是说：“好吧，不过开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下面的恼骚可不少呀。”
“听听他们的意见也不错嘛。”张副县长说。
杨局长看看手表，下班时间到了，站起身来。张副县长把笔和本子放进抽屉里，锁好，也站起身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往外走，顺着楼梯，出了办公大楼。这时，明晃晃的太阳还没有当顶，金灿灿的光线，耀人眼目，一个世界都仿佛铺满了黄金。下班的干部们，没戴草帽的，都用扇子盖着头。树上的知了，已开始了声嘶力竭的啼叫。
（二）
第五天，会议在局会议室里举行了，参加会议的一百多号人都坐在十几排的长椅上。一张长会议桌的三面，坐着张副县长，杨局长和三个副局长，各股的股长。张副县长没坐主席位，却坐在横头。没正式开会前，他将一只脱了鞋的脚搭在椅子边上，一只手拿着能折叠的小剪刀，一只手捏着脚趾头，剪着指甲。剪好了，又从茶杯里倒一点水洗洗手。
会议开始了。
杨局长讲了一下上半年全县企业发展的形势，重点讲了当前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说：“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张县长抽出宝贵时间亲自来了，还要给大家作指示。”这才将脸转向张副县长，说：“张县长，您说几句吧！”
张副县长正端起茶杯想喝茶，放下了，很谦逊温和的说：“我没有什么说的，我虽然分管农村企业这一块，却是门外汉。情况杨局长都说了，大家也清楚，我看还是同志们先谈谈，我是来听你们说的。”说着脸转向杨局长“就这样吧，啊！”“好，大家先说说，有什么说什么，最后再请县长作指示。”杨局长立马改变方法，眼睛看着与会的每一个人。
这时，会场里出现了非常的冷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电风扇“呜呜”的叫着，给人们送上一点没有凉意的风。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主席台。但是每个人都在思考，不少人的眼皮还在眨动。这样的情况，张副县长，杨局长等主席台上的人都很熟悉。这是每种会议讨论前无人规定的一种自然现象。这在这时，张副县长从他那塑料文件包里拿出本子钢笔，并拧开笔套，翻开纸页。
“张县长。”沉默了好一阵，忽然一声粗狂中带着质问的口气叫道，并见坐在前排的一个人站了起来。他这一声叫，仿佛阴霾中的一声雷，人们不约而同的向他看去。张副县长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大块头，五十多岁，方大的脸盘，两道好似长在陡峭山崖上的眉毛，一双眼睛凹陷而明亮，黑黑的脸皮显着粗大清晰地皱纹。他的整个表情给人一种严肃、忠厚，而又有些不满的感觉。
“我问你，张县长？”他继续说：“你说我们农村企业到底算不算企业，要不要发展？”他的眼光有点咄咄逼人。
张副县长本来是个很温和的人，喜欢老实人。听到这种令人振惊的发问，不仅不感到意外，还觉得很高兴。他面带微笑的而且很认真的说：“当然算啦，当然要发展啦。这是中央的精神，人民的愿望嘛，啊！”“那好！”那人又说：“我就杠木头进巷子，直来直去，拣真的讲了。国务院的文件发了，省、地、县的文件也发了，县委、县政府的大会小会也开了不少，各级企业领导班子都配齐了。可是，这都是你们上面的事情，我们下面呢，只看见来人开会，没完没了的汇报。我们出了问题了，没人处理。就好像我们是狗刺果，怕沾上甩不掉。什么事都推说有公社、大队。公社、大队又说有主管局，他们不能插手。这到好，我们到处都是领导，就是没人来领导。一年给我们几千块钱的贷款，一张合同从春天跑到秋天了还没签好，要盖七八个印，才拿到钱。”他说到这，很是激动，两只手也在空中比划着，嘴里吐出几点唾沫星，眼珠儿转动得像弹子。此刻，他大概意识到说得远了，又说到：“就说当前吧，会开过几次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其实问题明摆着，你们就是不想点子。从我们单位今年的情况看，主观是我们管理不严，技术差，质量比不过人家。客观上讲哩，我首先声明，可不是我们不努力呀，实在是没办法，就讲煤炭的采购吧，我们派了几个人，从春天开始，就在外面跑，可都是没有目标，到处散捣。有时候搞一点，一算帐，超过原价的好几倍。现在干企业不能不讲成本核算，埋头干，不上一年，我连裤子都要贴上，怎么干？走运了，搞一笔大的，可没有现钱，只能与别人搭伙，这叫什么？叫没门！”
他说到这里，像皮球泄了气，没劲了。但他没停下，只略停顿一下，又说：“上次我到江南去，人家的企业就不像我们这样受罪，是以县为单位，组成联合采购团体，人员和资金灵活周转，采回的物资，谁要谁付费用。我想，我们县就不能也这样干吗？不然，光喊发展，到哪时才能真发展呀？”说到这，他陡然停住了，一屁股坐回到长椅上，眼睛看着张副县长和主席台上的人们，鼻孔还在呼呼地喘气。
与会者听着他的话，都不作声。但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惊奇和掩饰不住的喜悦，仿佛他的言辞完全代表了他们的心声，把他们要说的，而未说的，都说了出来。他的话说完时，人们的感情几乎有点高涨了，会议室里开始出现了议论声。
其实，与会者的心情并不是一样的，尤其是主席台上的人，对演说者的言辞，虽不反感，却很别扭，奇码是听起来不顺耳。他们的脸上一直是阴郁郁的，呆痴痴的，而且眼睛睁得老大，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演说者这个人。杨局长的脸色更难看，泛上了一层红，像鸡血。他的眼睛不是睁着不动，而是像闪光灯似的扫描着每一个人。短而稀的眉毛紧紧地凝着，薄薄的嘴唇除了向张副县长介绍：“这就是今年上半年减产最多，停产时间最长的金岗轮窑厂厂长李正章。”动了一下，此外，一直是紧紧地闭着。
张副县长认真地听着，他的心里除了郁闷和发热之外，还有点忐忑不安。他不得不诚认，李正章的话是正确的。几年来，县委、县政府对农村企业在实际工作上做得很少，很少，他不是一个喜欢报喜不报忧的人。他喜欢直来直去的，讲真话，要不然，文革时他就不会成为右派。他希望能够了解许多真实的东西，喜欢有真知酌见，喜欢有人提意见。所以，当李正章提出“联合采购”一词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虽然，他还不太熟悉这里面的弯弯绕，但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待李正章说完，他没有去安慰或用老一套的几句话去与提意见者交流，却转过脸，对杨局长说：“老杨，这个意见不错，有点价质。省局的文件好像提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杨局长摇了摇头，没精神的说：“研究过了，没有人，没人钱，不都是枉然。”
“杨局长！”杨局长的话音刚落，一个人站了起来叫道。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人，黑皮肤，看样子像个烧窑的。说：“只要局里同意，我们愿意出人，工资也由我们出！”
“杨局长，我们愿意出人！”
“我们也愿意出人！”
接着很多人说都愿意出人。
杨局长又说：“有人，又哪来钱呢？”
“杨局长，张县长！”财务股长忽然说：“农行曾说过，企业只要真正是购买原、燃材料，有证明，可以给周转金，但必须有主管局担保或承办。”
“有了钱，有了人，不就成了吗！老杨我看好好研究个具体方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支持你们！”张副县长很高兴地说。
“可是”杨局长还要说什么，但在张副县长那热情的目光下，又闭嘴了，只将目光在左右的副局长、股长们的身上扫了一遍。显出一种为难像，仿佛他有一种说不出的苦衷。
“杨局长，张县长。”局生产股长，一个精瘦的人说话了：“县委表了态，我们就干，我们股可以抽一个。老不能为下面做点事，我这股长也确实干得没味道。”
“我们股可以抽一个人。”接着各个股室都表态可以抽人参预这项工作。
张副县长点点头，他的脸上却没了笑容，到有了几分阴郁，看似平静，但平静中有了点严肃。说：“老杨就这样干吧。”
“好吧。”杨局长答道。接着他向主席台左右问道：“哪还有话说？”回答他的是几十只眼睛里闪出了一样的光。“好。”杨局长这才又一次面向张副县长，说：“县长，您还是说几句吧。”
张副县长手一挥，说：“还说什么，大家都替我说了，看行动吧！”
杨局长笑笑，说：“今天的会议就这样吧，具体怎么做，我们再研究一下。散会！”
（三）
具体办法和人员安排，第二天就研究好了。
第三天，县农村企业联合采购组，在杨局长的亲自带领下，分别向省内、省外几个产煤基地进发了。张副县长一直把他们送上车。
这以后，每天张副县长除了办些急办的事外，就在办室里等候捷报。然而，收获很不理想。
半个月后，陆续的都回来了电报，除了杨局长从淮河北岸的一个煤矿来电：“多方求援，采泥煤二千吨，正联系车皮，速汇款。”其它都是：“暂无着落。”
二十多天后，各路人马都回来了。
那天下午，张副县长召集大家在他的办公室座谈这次外出采购的情况。
“他妈的，我干了几十年的工作，也出去过不少次，可哪一次像这一次叫人作闷”局里那位精瘦的刘股长说：“从矿务局到矿上，只要一说是农村企业，睬都不睬，农村企业好像比别人矮些！”
“唉，热脸蹭人家的冷屁股，都不让你蹭。”一位采购员说：“我们在山西一个矿的供销科，跟着科长转，递烟都不接。想进他办室，被人推出来了。”
“现在唱高调的人太多了。”杨局长说：“我跑的几个地方，总是叫你去煤炭厅开介绍信，他们没调拨计划。我说是农村企业，向他们求援，他反说我们是在与大工业争原料，应该关停！真是，要关停！我搞的这二千吨，还是从二号矿井附近的一个大队搞的，每吨按原价加十快钱。噢，我还没有汇报。火车皮是我找一个在徐州铁路局的亲戚才搞到的。要不然，就是买到煤了，也运不回来。”
其它几个同志也说了各自的情况，大体都差不多。
“昨天，我刚到家，就有人给我汇报。”杨局长说：“又有两个轮窑也停产了，还有几个也告急了。这二千吨太少了，实在不好分。给哪一个厂吧，到还可以，一分散，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杨局长又说：“联合采购组成立了，现在没采购到货，下面会怎么说呢？照这情形，再出去也是枉然。”
张副县长仔细地听着，眼睛一动也不动，仿佛在深深地思考着。
“张县长，”杨局长又说：“我看您能不能和李书记、刘县长汇报一下，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给省里打个报告，看能否从省里解决点。”
“看这情形。”张副县长看看大家，又看看杨局长说：“目前，农村企业的原料、燃料短缺，不是我们一个县，也不是我们一个地区，全国大多数地区都一样。现在，国家正在调整阶段，所有原料、燃料都要保证重点企业，对于我们这些农村企业只能靠市场调节，自找门路，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他这一说，没有人回驳，也没有人吱声，仿佛人人都被一种无形的东西堵住了嘴和鼻孔似的，喘不过气来了。办公室里鸦雀无声，静静地像一幅无声的图画。窗外飘进了一片被太阳晒得萎黄的树叶，落在房中间的地上，翻了几个滚，又随着一阵风从门口飞了出去，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它。
“唉！”坐在木沙发上的一个四十来岁的采购员的一声叹息，打破了沉默：“现在干企业可真不容易呀！”
“上面只是宣传的好。”另一个说：“实际东西作难的还是我们哟！”
“要不是答应过两年后，让我们公社每家都能盖上新房子，我就不干了。种那几亩地，还怕比别人收得少？”
人们议论着，声音的调子是低沉的，悲凉的。但他们的心是热的，都是为了企业，为老百姓。他们对调整没有怨言，对党更无二心，只是
张副县长一声不响地听着，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他忽然对眼前这几个人，除了杨局长、刘股长，其他都是“泥饭碗”的人，产生了一种钦佩、怜悯的感情。仿佛这些人都比他高明，而又和他同样无能。他又仿佛觉得，这几个又粗又黑的人，就像山里的一种叫不出名的花，看花色，黄黑、黄黑的，可去掉花叶，露出的蕊芯，竟比玉石还白。他的眼睛不由得向杨局长和刘股长瞥了一下，杨局长那白皙的皮肤红了。刘股长的脸上带着气愤，好像还在想着“递烟都不接的景象。”
张副县长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站起身来挪开椅子，走到墙边，眼睛看着窗外，低沉而又坚定地说：“我们要依靠自己，还要出去，江山是打出来的，企业不能停产。”他的眼光又在每个人身上扫了遍，说：“你们都回去，处理一下家里，说不定谁家的稻子还没割完。我出去一趟，搞到更好，搞不到再想别的办法。不过，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您！张县长。”杨局长一惊，站起来：“张县长，您不能去，这大热天，您吃不消的。”
人们都站了起来，看着张副县长。
张副县长笑笑，转过头，看着杨局长说：“没事，我虽然年近花甲，但我每天早上都能围着县委大院跑两圈，身体素职还是不错的。就这样吧，哪一位不怕我死的，跟我一道！”
“我去，张县长，我不怕你死！”刘股长第一个说。
张副县长说：“你休息吧，看你比我瘦多了。”转身对旁边的那位曾在李正章发言后第一个表态愿意出人的黑皮肤，三十多岁的烧窑人说：“你怎样，身体好，跑路我不行，你给我跑路，我们一道吧！”
那人一笑，有些拘束地说：“行，张县长，我一天跑三百里都行！”
“黄兵！”杨局长对那人叫道：“你要照顾好张县长，我明天给你们厂长打电话。”
“明天就走，黄兵，行吗？”张副县长问道。
黄兵憨厚的点点头，说：“现在走都行！”
（四）
一列北上的火车正在奔驰着。
张副县长坐在靠窗口的位子上，脸朝着窗外，一股股热刺刺的风，吹着他的脸颊，掀着他的头发。原野上青绿的禾苗，金黄的稻子，银白的水塘，摇头摆尾的树枝一片片，一块块，相连在一起。远方的在移动，近处的在飞跑，几乎一刻不停。张副县长没有心思观察窗外的景色，也没有和黄兵说话。对面的，过道上的，都是人，议论着各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心思去听。他只在玩味着老伴的一句话：真想不到，临老了还当吹鼓手，做采购员！
老伴埋怨他：你图个什么呀，还想把老骨头送到煤窑里去！
真是笑话，他图个什么呀？
解放后，他一直在县里工作，当过县委办公室的秘书，当过文教局的副局长。要不是中间当了几年的“走资派”说不定现在是干什么呢。不过他从来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按他的水平－－－读过几年私熟，上过半年“华大”干个副局长，应该很不错了。平反以后，恢复县政府，他被任命为副县长，早已超过了他的预期。他接触农村工作不多，对一些情况比较陌生。所以，他走出办公室，下基层做调查研究是经常的事。
在农村，他看到农民的生活情形。很多农民还是住着简陋的茅屋，一到下雨天，满屋漏雨。农民们穿的衣服，分不清颜色，补丁压补丁。吃的是小麦糊就野菜，一天还只能吃两顿。
他觉得无比的难过，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可人民得到了什么呀！
一九七八年，中央的政策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可以搞包产到户，鼓励发展企业。这，可是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呀！
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向县委申请兼任新成立的农村企业局局长，但县委考虑到他的身体，没有同意，只让他分管。分管就分管吧，反正有事干就行了。
然而，江河巨浪并不是天天都有，一阵风去了，水面就平静了，只有一丝波纹。农村企业是否也如此呢？总让人有一种声势大，雨点小的感觉。
张副县长叹了口气，他总认为自己没能为老百姓办点实事而自责。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来当一会采购员。
（五）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张副县长和黄兵，在这坐全国闻名的煤城下了车。
“住哪儿哩，张县长？”出了车站，黄兵就问道。
张副县长的眼睛正在四处搜索，好像这里的一切对他都很陌生。眼前是一条宽阔的大街，楼房林立，人来车往，好一派热闹景象。夕阳柔和的光线，正向他投来。但是，整个空间都飞舞着乌黑的灰尘。因此，楼房，街面都有些暗淡。也许，这就是煤城的特征吧。
“离车站近一点吧。”张副县长说。
他们穿过一条巷子，在一个“光明旅社”门口停下来。
“就住这吧，赶车方便。”张副县长说。
黄兵一瞅那乌黑的小楼，低矮的门楣，楞了一下，但马上就点点头，走进去了，在登记室小窗口办好手续。拿着两块红色的塑料“出入证”两人就上楼了，按着证上号码，找到了305房间。迎门口一张三抽桌，一个洗脸架。分两边放着三张床，乌黑的帐子搭在帐杆上。靠窗下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人，一本书遮住了脸。张副县长一瞥那封面，就知道是唐人的金陵春梦？和谈前后。他们进去，那人仿佛没听见，动也没动地继续看着书。
黄兵放下包，拿起脸盆就出去了。张副县长显得有些疲惫，坐到与洗脸架作邻居的那张床上，呼了一口气，打开旅行包，拿出毛巾、拖鞋、肥皂，随手还带出那张县政府的介绍信。
“老同志，你们是哪儿来的？”躺在床上的那人忽然坐起来，把书放在枕头上，亲切的问道。
“城西县来的。”张副县长抬起头，向那人看看，不假思索的答道。他这才看清：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长脸，皮肤白净，双眼深陷，小分头，张耳朵。上穿白色蚕丝短袖衫，下着黄裤，黑皮鞋放在床下。一看就是个潇洒英俊，一副跑外交人的模样。
“是出差吧？”那人说。
“采购煤炭。”张副县长说。
“噢，那我们是一路人！”那人高兴起来了，下床走到张副县长跟前，随手从口袋里掏出带过虑嘴的凤凰牌香烟“抽一支吧，我是江苏临江县工业局的，姓杨，杨明，也是来采购煤炭的。”
张副县长本来不想接他的烟，听说对方也是来采购煤炭的，不由得感到有些亲切，接住了烟，正想说什么，黄兵的声音打断了他。
“张县长，洗把脸吧。”
那人的眼睛一顿，显得惊讶非常！“啊，县长，县长来采购煤炭？佩服，真是少有啊！”“县长，不县长，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来采购煤炭，就是采购员了。”张副县长说着，拿起毛巾便洗脸了。
杨明又递支烟给黄兵：“一道来的？我姓杨，杨明，也是来采购煤炭的，贵姓？”
黄兵也很客气的接过烟，说：“姓黄，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到晚，半个月了。”
“有头绪了吗，搞了多少？都要经过哪些关呀？”
“哎呀，你就别说多少关了。”杨明不乐意的一甩手，不过他的脸上还是带着一种骄傲的神情，说道：“登泰山，最难的不过十八盘，什么煤炭局，矿务局，供应站，分销处没有点关系，你只好在门口转，回家叹气。我这次来，还是靠在矿务局的一位亲戚的帮忙，请了十几桌客，还送了几条烟，几瓶酒呀，才拿到五千吨。”
黄兵听得忘记了去洗脸。虽然，他知道如今的采购员，一般都晓得这里面的关门过节，还是觉得这杨明不得了。
张副县长听着杨明那娓娓地言谈，并没感到高兴，到觉得头脑里有一根胫要断，疼得不得了。他就用毛巾捂着头，心里感到烦闷、压抑。在这五十多年的生活记忆里，只知道国民党行贿受贿，坑害百姓。共产党的干部也出现过少数贪污分子，但哪里是杨明讲的这种情形。他想，是否自己平时工作不仔细，忽视这些了。城西县有这样的情况吗？他想出去走走，但实在是有些疲倦了，床是目前最好去处了。
“采到了，怎么还不回去？是没车皮远吗？”黄兵又问道。
“唉，你就别说了。”杨明大为扫兴的叹道，随手掏出一张纸，扬了扬，又塞回衣袋里。“这不，前天家里回电，说长江发水，不少工厂受淹，损失不小，原筹措的一笔款子拿去救灾了，暂没钱，要我处理。真是，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却要撒手，我有些不忍心。”杨明说着，声音都变低了，仿佛这是他血汗换来的“儿子”怎么舍得“抱”给别人！“
“噢！是真的？”黄兵象是寻水的人，遇到了喷泉，说不出的高兴。“老杨，你要卖锅，我要买铁，不正好吗！啊呀，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呀。五千吨全给我们，张县长，您看”
张副县长本想睡觉，现在哪还有睡意，眼睛早就盯在杨明的脸上。但他的内心却是冷静的，黄兵问他，没有转脸，只是看着杨明，说：“你愿意吗？”
“愿意，我当然愿意，不过”杨明乐意的开了口，却又为难的闭了嘴。
“当然，我们要给你一定的手续费。”黄兵猜透了他的心思，没等着与张副县长商量，接口就道：“你不要担心。”
“那，那你们能给多少？”杨明忽然抬起脸，眼睛瞅着黄兵，那眼光叫人有一种着摸不透的神色。
黄兵看看张副县长，没有及时回答。张副县长明白他的意思，略一沉思，并不是很热情的说：“你不是出来半个月了吗，我们付给你一个月的工资，如何？”
“一个月工资？”杨明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摇了摇头。一点不把张副县长当县长似的说道：“五十几块钱算什么？我请一桌客还不够哩，县长同志，你算算我花了多少钱，这些都没有发票，我回去还要向领导作检讨。”
“那你说要多少？”黄兵有些着急了。
“昨天来了两个人，每吨给我十五元的手续费，我没干。今天碰到你们，这样心诚，又是县长亲自出马，一定是急需了。每吨十元，一分不少！”杨明说着，眼睛大大地睁着。
“你想挖银伢子呀！”张副县长的脸顿时红了，鼻孔里的气也出得粗了。但立刻冷静下来，站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淡淡地说：“算了吧。”
黄兵的黑脸膛抽动了一下，吸了一口气，说：“我们是小‘生意’，吃不得你这么大的‘茶饭’呀？”
这场相遇的“生意”谈崩了。
张副县长和黄兵两人吃过晚饭，洗过澡，觉得舒服了许多，躺到那乌黑的帐子里，睡去了。但他们一时都没有睡意，闭着眼睛想着想着想着什么呢？
那杨明也不知道吃了没有，洗澡了没有，还是原样的躺着，看着书，动也不动，仿佛他已经进入了国共和谈的关键时刻。
（六）
第二天早晨，张副县长和黄兵两人刚准备出门，还躺在帐子里的杨明说：“怎么样，干吗？”
“还是那个价？”黄兵问。
“当然，一分不能少！”
张副县长没有作声，出了门。黄兵也没作声，走了。
他们知道，省煤炭厅在这里设了个供应站，是专门搞计划调拨的，首先就去那里。
供应站是一座普通的落满灰尘的三层楼，并不起眼。可是门前的景象却不同，小汽车、大汽车，一大片。人来人往，匆匆忙忙，那水泥台阶早已踏出了凹坑。张副县长随着进出的人来到二楼的站长办公室，里面早已是站着的，坐着的，一屋子都是人。不知是屋子小，还是人太多。张副县长觉得里面再没有他们立足的地了，只好站在门口。屋里众多的声音吵吵嚷嚷，听不清人们在说什么，只有一个字听得最清楚：“煤！”
“哎，同志们，听我说！”一个声音不大，却很有魔力的声音，让吵嚷声立刻停止了。“你们都有困难，我们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四化建设。我们有责任为大家解决困难，但你们要知道，我们供应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我们只能按照省里的计划调拨，别的，我们没有权利呀！再说，矿上的生产能力就这么大，我们到哪去弄到煤炭呢？”
“站长同志！”又是一个声音：“国务院都说要支持我们农村企业，目前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唉！”站长叹着气，又说：“我们理解，你们应该去找地方政府嘛，计划分配权在他们手里。国家又没有给我们分配计划的权力，你叫我们怎么办呢！我手里没有煤，要是有，不给你，我留着又不能吃嘛！”
屋里平静了，人们都在呼呼地喘气，仿佛空气都要窒息了。
张副县长本想进去和站长谈谈，此刻他的脚竟不由自主地往外挪。他听着站长的声音，好像看到了站长脸上的表情。
黄兵似乎也失去了信心，一句话也不说，连头都没抬，跟着张副县长往外走了。
接着他们又去了s省矿务局。
矿务局正好在供应站的北面，相隔不过三里路。措落相连，紧挨在一起的七八幢大楼，被一堵大围墙围在里面，大门两边全是树，却不见绿色。
张副县长和黄兵两人找到办公楼的三楼，在东边的一间办公室里找到局长，这局长不胖，个儿不大，光头，五十多岁。他看了介绍信，很热情的请他们坐，谈了一些情况，就有些为难地说：“这样吧，我写一个条子，你们去供销处看看，上次有几万吨的机动煤，不知处理完了没有。若还有，就给你们一点，这么远来的。”
张副县长拜辞了局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把那张条子，一张三十二开的便笺，龙飞凤舞的几行字，看了一遍又一遍，好像有千斤重，那是煤，那是砖瓦呀。他自己也为别人写过不少条子，可从来也没有想过拿着别人写的条子竟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同志，哪位是处长？”来到供销处，黄兵向当门口的一个坐在办公桌旁打毛衣的女同志问道。那女同志没作声，头也没抬，只用那毛线针朝窗口哪一指，算是回答了。
这个办公室不大，一间房子，三张办公桌，靠墙下有一对沙发、茶几。一男一女对坐在两张桌子边，还有一个男子靠在沙发里。
“哪位是处长？”黄兵问。
“什么事？”和女同志对坐的那人答道。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瘦长的人，一支香烟正抽完半截，一缕轻烟还在袅袅地飘着。他正笑嘻嘻地看那女同志，那女同志说：“什么时候请你喝两杯？”坐在沙发里的男子接道：“哪天有空，打个电话。我什么不弄，就弄几只甲鱼，怎样？这可是你最喜欢的哟！”
“好，我一定”被黄兵的话打断了。
“噢，处长同志！”张副县长带着笑叫道，并将局长的批条递到处长面前：“我们是城西县的，来求援的！”
“这是我们张县长！”黄兵接着介绍道。
处长满不在乎的瞥了一眼那张条子，无动于衷地踢了踢烟灰，没作声，没眨眼，像和尚看美女——没看见一样。但最终还是接过去向桌上一抛。然后，他像是充了电似的，站起身走向电话台，拿起电话：“喂，要局长室！”那声音像是闷天打黑雷，又沉又重：“黄局长，我老龙。黄局长，上次的五万吨，分完了，你不是知道吗！怎么又批呀，我到哪弄去啊，最后剩下的五千吨不是给江苏临江了吗，昨天送的材料你没看到？啊，没办法，他来路再远我也没办法。没有货，黄局长，这个您比我更清楚。好，好，就这事。”
“唉，同志！”处长这才转过身来，脸上还带着怒容，说：“你们都听到了吧，省里给我们的计划，都难以完成，实在没办法，你们还是想想别的门路吧。”
“处长同志，我们千里来求援。要是实在有困难，少一点也行。”张副县长说。
“啊呀，我说县长同志！”处长屁股落到椅子上，说：“亏你还是县长，你那个县产不出粮食，我硬要叫你卖余粮，你有吗？没有就是没有，你求圆、求方，我也没办法呀！”说着，手在嘴上摸了一下，正好，坐在沙发上的哪人，递来了一支烟，很长的，可能是“中华”的。
张副县长的脸顿时红了，好似别人打了他一拳。他的嘴唇动了动，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黄兵可忍不住了，说：“老百姓饿着肚子，不都卖过‘余粮’吗？为的是”他想说“养肥了你们”但话到嘴边了，觉得太重了，还是忍回去了。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处长一边说，一边歪过头，坐在沙发的人给他点火，马上吐出一口烟，说：“你们想出人头地，才逼着老百姓干的！”
“同志，你不能这样说，那都是”张副县长实在忍不住了，才吐出这一句，但后面的还是被咽了回去。他的脸色变白了，白得和一张纸差不多。只说：“我们走吧！”
走到门口，听到后面处长的声音：“真是的，县长的头比我大？领导一个县，还想领导我？老康，你什么时候开票，噢，甲鱼，不要多买啊，我一个人一只就够了！”
张副县长不由得回一下头，却意外地发现，处长桌子底下有好几个塑料袋，里面鼓鼓鼓囊囊的。他的眼睛发花了，一个闪失，差点跌倒。他连忙扶住墙，抬起头，走了。
晚上回去时，杨明已经不在了。
他们闷闷不乐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又跑了几个单位，都是属铁公鸡的，一毛不拨！一连跑了五天，煤城几乎所有的供销机构都跑遍了，也没能跑出个头绪来。
到是有两家“不困难”愿意给一万吨，但有个条件，就是要以几十万斤大米作交换。好大的口气，几十万斤，这是多少农民一年才能生产出来的呀？张县长没有同意。
这天下午，他们从一个井场步行往回赶。
“真是，煤没搞到，我到先吃饱了。”黄兵一边用指头扣着鼻孔里的黑泥，一边埋怨到。
张副县长没作声，只是默默地走着。
“张县长，老是这样下去，怎办呢？家里还等着我们呢！”黄兵说。
张副县长还是没作声，默默地走着。眼睛看着地上被脚带起的灰尘，正在想着心事。
“张县长，我们还是将杨明那五千吨买了吧。十块就十块，总比”
“不！”张副县长打断黄兵的话“空着手回去，也不能买这样的煤。你看出来了吗，杨明纯粹是投机倒把分子。我现在才想起来，江苏根本就没有临江县，唉！”张副县长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半天才长出了一口气。他的眼睛盯在一列满载着煤炭的火车上，眼皮一眨也不眨。
“张县长”
“张县长，小黄！”
黄兵想说什么，却又被远处的喊声盖住了。他们同时一愣，转脸向传来声音的方向看去。原来有一个人正从北面的一条路上跑来。
“啊！是老李！”张副县长惊喜的叫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来人正是李正章，他跑得满头是汗，气喘吁吁的。“张县长，小黄，我前天来的。”
“你这是？”张副县长问他。
李正章稍平静下来了，很坦然地说：“我也来‘捣煤’呀。你们走后，我想你们就是搞到，一下子能搞到多少，全县这么大，要煤的很多。所以，我们就乘午季丰收，动员工人集几万块钱，跑来看看，能搞到更好，搞不到就算了。张县长，你们怎样了？”
“你都跑了哪几家，有头绪吗？”
还没等张副县长回答，黄兵就问上了。张副县长摇摇头，眼睛看着李正章。
“搞了一千吨。”李正章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边说：“是江苏一个叫杨明的人卖给我的，每吨给他手续费十块钱，火车皮他帮我联系，等钱汇来就提货。”
“什么？是姓杨的！”张副县长惊问道，黄兵和李正章都一惊，他们看到张副县长的脸变白了，眼睛睁得几乎要裂开，眼光像剑一样剌人，像火一样灼人！嘴唇张了几张，似乎要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好半天才说：“回旅社吧。”
李正章可不是糊涂人，听言察色，他知道张副县长是为了什么。他似解释，似检讨般地说：“我知道，张县长，这种煤太贵，这样的买卖是违法的。可是，我不能让窑厂停产呀，一百多号人跟着我要吃饭呀。我算过帐，运到家每吨煤要合一百好几十块钱。买高，我就卖高，暂时卖不掉，不要紧，市场缺口大，最终还是能卖掉的。”
张副县长只顾走他的路，仿佛根本就未听见，他在想着心事，想着他头疼的，没办法能解决的心事。
“真倒霉，又要等五分钟。”黄兵嘟哝道。
“什么？张副县长没明白他的意思，问道。
“啰！”黄兵手一指前方，原来火车要过道，那根黑白相间的标杆已经放下了，立时挡住了过往的车辆，可只听到火车声音，火车还没有到。
终于，一列满载着煤炭的火车从面前轰轰隆隆的开了过去。张副县长的眼睛一直盯着火车，仿佛满载着面包、大米、鲜肉在饿汉身边游行，叫人向往，却一点也得不到。他的心里在想，这列车是去哪里，是城市，是农村，什么时候能直接开到老百姓的场院？
“张县长，走吧。”黄兵摧促道。
张副县长的眼睛从那已经离运了的车留下的黑色烟痕里收了回来，才发现，人都走了，就剩他们了，路还是原来的样。
张副县长的心又沉重了，但他的眼睛却向他的前头看去，向那人声鼎沸的地方看去！
一九八一年七月初稿
二o一二年五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