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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记载与回忆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徐锡麟,一个深谋远虑,打算利用安徽的地当冲要,做一番大事,他时常于星期日,约教员学生,驰马郊游,暗中窥察安庆地理形势,以谋大举。他密刊木质印信一方,文曰“江皖革命新军总司令印”并印就反清文告数千张“先期暗结日本留学生、南洋革命党及内地宁皖党人”
安庆驻军有六十一标与六十二标,六十一标标统是汉人,六十二标标统是旗人。徐锡麟主要在六十一标宣传鼓动“常请我们这些营长们吃饭,意思是在联络感慨,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常恒芳),据巡警学堂学生凌孔彰回忆:有一天晚间,徐锡麟“邀请这个标的许多军官到安庆对江大渡口芦苇滩里秘密集会,歃血为盟,齐喝雄鸡血酒,誓愿同心同德推翻清朝,参加起义,永不背叛”
而另一个徐锡麟,仍然深陷冲动狂热之中,似乎在安庆的使命便是博浪一击。他虽然带着巡警学堂师生四处踏勘,但直到起义,知道他的用意的不过陈伯平、马宗汉等二三人。陈伯平拟就了光复军告示,他只是在告示后加上几条“杀律”:
“一、满人从不降者杀。二、反抗本军者杀。一、乘机打掠者杀。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一、仍为汉奸者杀。”
虽然徐锡麟提前发难,有革命党人叶仰高在上海被两江都督端方拿获,供出有党人已打入安徽官场的原因,但是否真的需要如此仓促起事,颇可商榷。根据蒋介石1927年的说法,徐锡麟是被陶成章“逼死”的,不少台湾学者也以此来证明蒋介石刺陶的合理性。陶成章对徐锡麟的确存在误解,而且随着徐锡麟的升职,误解也越来越深。章太炎书信中曾说“伯荪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徐锡麟致陶成章的长信,也为自己辩解:“自问生平遇最苦之境地,值最难之际遇,而麟出以无形之运动,期曲折以达目的,其中忍耐坚苦备尝之矣,可为知己道也。麟自早至暮,无一念或忘,无一事不从此著想。”这当然也可能成为徐愤然起事的动因之一。
即便如此,安庆起事,仍然在经光复会同意的计划之外。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二班,每班二百人,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再训练乙班。徐锡麟的原计划是“甲班学生训练期满,把这批毕业学生分发到各军警机关工作,从事秘密活动,联系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待机起义;等到乙班学生训练期满,再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发难”如今连甲班的训练尚未期满,安庆的新军也不能说联络妥当,而由秋瑾负责响应起义的浙东会党也未集结完毕。
反过来说,虽然有人说此时恩铭对徐锡麟已经起疑,但从恩铭把缉拿革党之事仍然交托徐,又欣然来参加甲班毕业典礼来看,他对这位老师、连襟联袂推荐的下属仍是“信之不疑”直到徐锡麟都在他面前掏出枪来,他还问:“会办持枪何用,岂要呈验乎?”
骤然发难,把握太小,这一点徐锡麟未必看不到,只不过他率急的性格发作,顾不得那么许多了。这时候,我们能看到那个匆匆出发去追赶游方僧的幼小身影,那个连续射击俄兵标靶,虽自伤不惜的愤怒青年,他从光复会的计划轨道中跳了出来,要执行自己的“杀律”
因为恩铭要去总文案张次山家贺其母寿,巡警学堂甲班的毕业典礼又被提前了两天。五月廿六日毕业典礼,前一天下午,徐锡麟召集少数学生讲话。很明显,这些学生都是他平日的亲信。徐的讲话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带领全体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当披发缨冠而救”直到此时,他似乎仍无法直接向学生们分派起义任务,而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辞,又因为“说的是浙江土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太听懂。
第二天上午,徐锡麟集合全体学生集合训话,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反覆数千言,慷慨激昂,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均不察其命意之所在”——也就是说,还有三个钟点便将举事,整个安庆城内,知道徐会办今日要杀官举事者,只有他自己、陈伯平、马宗汉三个浙江人,这,这有点开玩笑了吧?
恩铭当然也不知道,他到了学堂,听到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通过臬台毓秀密禀说“徐道台不是好人,请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于是辞谢午宴,于是,他的死亡也就提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