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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折奏师爷”这是很重要的职位，因为圣眷若何，称职与否，往往取决于奏折的巧拙。当年左宗棠就是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当折奏师爷，声誉鹊起。绍兴是师爷之乡，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乡，势力可想而知。
让人奇怪的是，章介眉与秋瑾，或绍兴革命党人，究竟有什么三江四海之仇？按当时传说与史书记载，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贵福杀秋瑾，是他极力怂恿“先斩后奏”还代拟了给朝廷的奏折，徐自华、吴芝瑛为秋瑾在西湖边建墓后，又是他出主意，让浙江巡抚增韫平毁了秋墓——章介眉这样做，所为何来？没有人知道。秋瑾胞弟所著笔记六六私乘里只有八个字：“事无佐证，章固弗承。”
然而时人都相信章介眉是秋案的主要凶手。大家何等熟悉鲁迅日后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这段话：“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全集的注释说“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这段话指的当然是章介眉。“告密”实在是很奇怪的罪名，秋瑾与徐锡麟的关系，尽人皆知，大通学堂也由徐手创，徐锡麟在安庆犯下泼天大案，浙江方面岂有不对付大通学堂之理？再说不管胡道南还是章介眉，都不是革党中人，他们有何密可告？无非是所谓“出首”给地方官的捕杀行径提供一个由头而已。
杭州光复消息传出，绍兴立刻成立了军分府，宣布独立。这至少说明从知府程赞清，到乡绅章介眉，决非大清朝的死忠顽臣。既然三年后见风转舵，何必三年前赶尽杀绝？他们难道不能像俞明震办苏报案，能放的全都放走，只剩下不肯走没走成的章太炎与邹容？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论事实如何，王金发怀着深仇大恨，却终于没能砍下章介眉项上人头，是因为章介眉与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样，并非一名地方过气官吏那么简单，背后也有着庞大的绅商势力。不妨说，这二人是江南士绅的代表符号。在革命之前，江浙绅商，从来是近于“官”而非近于“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绅尽力桑梓的一种表现。光复之后，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现，赎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关系着绅商集团人心是否安妥，也关系地方局势能否平定，进一步说，关系着江南能否成为革命稳固的后方，以支持革命党人的北伐大计。无疑，北京的袁世凯非常愿意看到江南的革命党人与绅商集团内讧不断，自相残杀。
王金发虽被人称为“莽男儿”但并非真的有勇无谋。他以“有要事商量”为由，将章介眉诱至知府衙门逮捕——这也说明章介眉有所恃仗，并不认为王金发一定会杀他。就在王金发派兵封锁章宅，调齐章介眉与秋案相关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认为章介眉死到临头之时，他终于还是放过了这个为秋瑾报仇的大好机会。
黄兴从南京派人来为章介眉说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出王金发受到的压力有多大。王金发治绍期间，处决了五十多名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无人敢管，浙江都督汤寿潜还赞其为“英雄”但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个绅商集团都在向新政权施加压力，不然何至于惊动远在南京的黄兴？王金发若杀章介眉，不仅是与绍兴一城的士绅作对，更有可能导致江浙革命党与绅商集团的大内讧。此非危言耸听，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后，旗营参领贵林父子被人告发私藏军火，阴谋反叛，总司令部下令处死两人。浙江都督汤寿潜因为此事未得他同意，大闹意见，力求辞职，终于闹出一场小小兵变，军队回浙后都督之位被朱瑞夺得，浙江亦于民元后被纳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
章介眉虽像姚荣泽那样死里逃生，但吃的苦头也不少。在候审的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王金发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为了赎罪，章介眉捐出了家产的一半（三千亩田产，现洋五万元）给绍兴军政分府。据说章介眉住在乡下的儿媳在王金发来后被乱兵强奸，恨他的人会说这是“报应”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当上了袁世凯的高等顾问，而王金发二次革命失败，赋闲杭州，你说章介眉会不会报复？
据秋瑾家人说，二次革命后，新的秋瑾墓尚未建成，章介眉从北京“派大员一名来杭，指令将秋瑾的坟改低三尺，铜像取消，三杰所作墓碑不用”——所谓“三杰所作墓碑”指的是秋瑾墓初建时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杭州名金石家孙菊令篆刻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