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他们及价值异化

杜鸿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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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说,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带给读者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即使它涉指到很多文学因素的却位,可是作为小说,或者作为故事本身,它想要达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没想到,在如今物欲横流,人们视金钱为主体性价值观的时代,竟然会产生如此反响,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情。

    然而,在这之前,我仅仅只写了李梦醒,写了一个与沙市这座城市有着相同背景的小说。写了一个站在苦难背景之上表面上看起来是恩将仇报的故事。故事最初写完,一位文友看完之后,就将我的稿子撕得粉碎。说内心话,作为作者,我当时为他的矫情在心里暗暗发笑。他对我说:我没办法不把这个东西撕掉,因为我太气愤,我并不为它的文学性,而是为这个故事,我不撕掉它,我对不起良心。当然他也知道,他撕掉的只是我从电脑里输出的东西,撕掉它,我可以再输出一份,没有大碍。可是,正是这一撕,让我读懂了他的苦闷,读懂了我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

    最初,我将这个小说定名为我们他们。无论是三十年代的文学,还是八十年代的文学,都曾以十分深入的笔触展示了个性被封建性异化的文学典型。许多人将这一点归入一种制度或封建意识形态的罪恶。事实上,到了现阶段,没有了阶级形态的时代,这种“人的价值”的“他者化”依然很突出很普遍地存在。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原来,这种异化并非一种体制或制度使然,而是根植于本民族精神泥土中的脉象之一。它存在于一种恶劣的内心:一方面,被异化者由最初的被动,变成了自觉,并从中获得一种精神或人格自认的满足,从而产生被异化的惯性;另一方面,异化者作用的客体,在接受他的价值转移时,倍受这种价值的恩惠,并形成接受这种价值的定势心理,从而产生依赖感,甚至产生对异化主体的挑剔感,以达到自己对异化者的理想期望值。这些费解的话,用一个比喻就说得很清楚了:正如你对一个乞丐进行施舍,你仅仅只给予他一分钱,而他的期待则是一元钱,这样,他就会憎恨你——他的施舍者。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施舍者身上,而在这位乞丐的内心。相反,你不施舍他,他也不会恨你,因为你没有和他构成关联。我的刁民李梦醒正是建立在这种关联之上的仇恨。这里面,所包容的,主要是人的精神方面的能指。

    当然,这种异化现象,会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发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群身上。可是,依照中国的情况,女人则为最。她们是这种异化最深重的载体,从她们的自然属性到她们的社会属性,外界都对她们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也就是说,她们的异化,显得非常典型。中国女人也许是最典型的价值“他者化”的代表。她们从一生下来,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他们的”或“为了他们”当然这不仅仅是重男轻女使然。而是更深切的历史烙印和社会心理使然。除了在行为道德上的束缚以外,我认为社会对女人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个人价值他者化”要求(当然,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具有责任和道义的男人身上)。这就是我选择七个水儿作为这种异化者的原因。这种价值的异化,和万事万物一样,都有回归倾向,在时机成熟之后,它们会努力回到原来的主体之中,即使它们已经产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问题也就来了,故事也就这样发生了。异化者就会被自己挖掘的陷井所困绕,并且不得不作出挣扎,甚至毁于一旦。在这一点上,李梦醒中的水儿们似乎是失败了,但是李梦醒更没逃脱遭受天遣的命运。中国作家编审萧立军先生在读了这个小说之后,就是这么诅咒李梦醒的。

    有人把刁民李梦醒理解成为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如果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它绝比不过已经有的经典,比如农夫与蛇,比如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从中国的民族性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是个崇尚礼仪和文明的国度,但是,这种崇尚很多时候,与我们的现实是有距离的。道儒哲学对中国的薰染,毕竟还是只发生在仁人志中间,而大多数人,或许是一些如同鲁讯笔下阿q一样的,仍然生活在一种未曾开化的状态里,人叫他喊好,他就喊好,人叫他喊坏,他就喊坏。再就是表面的利益驱动,见了利益可以忘记自己的老子是谁。这种人往往死了,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然而,千百年来,我们民族总有心怀恻隐之心的人,在面向他们做着一些改变他们命运的事情。即使他们忽视了去改良他们的思想,总是先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好处,然后,一旦这种好处被新的欲望取代之后,这些仁人仍然逃不掉被他们“革命”的命运。于是,包括他们自己有时也会惶惑。

    一个社会,有奉献者,就有在奉献中寄生的人;有恩泽万民的人,就有悖离恩泽的方向,吃水忘掉挖井人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久了,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施恩者一日不施恩则恶,受恩者一日没受恩则反目。这就是道儒文化培育的劣种。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对仁人志士在人格上有无私的要求。这种要求直抵他们的价值,也就是说,要求他们的价值观不是以“我”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他们”的姿态出现。久而久之,让我的价值,变成了他们的价值,到了永远也不能回归的地步。七个水儿与李梦醒的关系,正是这种价值的“他者化”之后,永远也回不去的悲剧。这种悲剧,在现实中也非常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