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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1年11月17日
地点：鹿鸣大酒店会议室
主持人：甘茂华
参与会议人员：评论家作家三十人
元辰：
小说写到现在，必须寻求更高层次的回归，回归于小说本身。我鄙夷三十四十年一贯制重复别人和自己，鄙夷企图以小说告诉读者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鄙夷平面记实小说，鄙夷只注重小说的某一要素。同时我必须与鄙夷文学性的劣习作战，只有写小说的时候我才能发现人身上有如此多的劣习阻碍着灵魂净化与艺术修养提高。我们经常用文学以外的危险吓唬自己，并被现实功利的魔鬼引诱。我们必须解除自己身上的束缚。在此我把一些不成熟的观念排列一下，很多是和杜鸿等小说作者的讨论中形成的，不是个人的专利，抛出来引玉：小说只能叹一声，不能给人具体结论，作者只能期望触发感悟；叙述是一种诗性，娴熟才能无巧而巧；具有多重解读可能性的小说从经得起纸面阅读，作者应注重文面、文里与底蕴三重基本结构，小说中的意象宜不断建构与解构；关注精神生态并赤裸精神行走于后位，把握提供阅读线索与隐藏意图的度，力戒偷懒与图解；三分文面七分文里，昂然构思，沉着表达；带着镣铐在人神共惑之域起舞，文面假做真，文里真若假；文化积淀应融入个体记忆与文本要素，让读者记忆在阅读中唤醒；小说的先锋性不仅在可分析的要素，更在不可言说的神秘感受与韵味，没有一种技法是过时的，也没有一种方法是不过时的，问题在于如何运用老的或新的方法抵达人的处境和精神深处。
我知道语言无能如何乖巧，它仍然时时处于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之外，一旦使用它很容易词不达意，必须时刻警惕语言圈套，防止真义在虚拟情景背后溜走，自己在岸上傻等。我于小说中渗透了哲学意义上的彻底悲观，并按我一元二致的哲学观与方法论来构思人物和细节。但我没有将之涂摸为黑色，没有张扬恐怖、性与暴力。生命的亮色不用张扬必定存在，而精神的不安若不张扬必定被忽视和掩盖。我不想在摧毁一座迷宫的同时建筑另一座迷宫，囚禁自己或他人灵魂。世间万事不可能有最后答案，宇宙人生，自然社会，灵魂文化，莫不如此。一个好的命题一定包括自我否定。且走且歌，怀一而万，居万思一，是人生的态度，也是小说的态度，艺术思维应当既能一又能万，还能万中有一、一中有万，或者不一不万，又一又万。我的散文与小说关连着一元二致的哲学情怀，我关心的是如何将彻底悲观之后的冷静还原于文学文本。艺术情怀是宗教情怀的同体姐妹，正如每个著名禅宗公案是相知相融的两颗心的互激与对悟，与不懂佛的人谈佛是罪过，与不懂艺术的人谈艺术是罪过。而任何一个少有偏见的普通读者，只要生活阅历丰富，情感真诚，对再前卫的优秀艺术，大多有着非凡的感知力。不必担心写得优秀别人看不懂，我这样的半拉子倒是往往看不懂，因为我有了太多既定的欣赏习惯。
杜鸿：
引起广泛争议的长篇白痴，是我2000年写的。我是以一种人格尊严和精神苦闷写这个东西的。我认为，在我对本民族的苦难进行观看的目光中，没有庸俗的企图。在这里还有一点要声明的是，它绝不是像征主义，更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作品。
我认为，文学的现状是，语言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文本具有心灵和灵魂的感召力，写作意图即思想以最高度的文学性的面目出席在文本里的作品，少之又少，读者的审美企求一次次地失望，之后他们只得无奈地把文学当成了一种无聊的排遗。因此，我们必须从大红大绿，大满大圆的道儒传统里走出来，从西方浓烈的精神和意识的文化图景里走出来，并非建立民族文学地站在本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上，着眼芸芸众生行走的背影，把那些人人心里明了的核心因素包容进我们的作品里，以最后排的语言位置，写并创作着。
基于这个思想，我又相继创作了两部中篇：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和情人与狼的混合物。前者写了七姐妹为了唯一的弟弟，每个人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弟弟的前程，可是后来，弟弟再度落难，便把她们的隐私当作把柄进行敲诈，获得了三十万元，而他的姐姐们重新回到原先的境地里，直到七姐卖淫被抓才露馅。小说写了七个女人由第一次“我的失落”直接孕育了第二次“我的失落”经历一个“他——我——他”的过程。后者写了一个情人为他的画家女友从山上捕捉了一只狼，供她屠杀之后作画，之后，女友将他也杀掉，创作出一幅情人与狼的混合物画作，并获奖发财，女画家最终进入牢房，并把坐牢当成她生命里最高形式的艺术创作。
写到现在这种状态，我感觉到自己的小说创作，陷入了多重否定与多重肯定的怪圈与悖论之中。这让我很难说清，我想怎么样。包括对传统与新生，排泄物与生命金属之间，距离有多远，我很难说清。
吴过：
1998年前后，我独自一人在家乡宜都的清江边坐了一个下午，静心思考的结果是重新回到书斋中来，重新回到读书和写作的生活中来，也就在那时候，我和元辰的交往多了，关于元辰，最初的印象有三点，依次是：精瘦的汉子，在政府部门任职，喜爱文学和哲学。有一次，我找到了元辰在网上的家西陵借山堂。在一篇名为“杀手”余生的文章中他写道：“用全部的创造力为所有远行者造一间木屋，让他们疲惫的身心暂歇；然后用鞭子把他们赶到无可躲藏的荒野，逼迫他们自己去问——我的家在哪里？”
这样的话让人想起塔希提塔的那个疯子画家凡高，同时也想到高更，想到高更临终前画在墙壁上的巨大的壁画，想到那幅壁画的词：“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对灵魂的终极拷问，是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的毕生使命，不然的话，我们的文学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想象年终盘点那样，遂一回忆与元辰在网上交往的细节，关于元辰在网上的精彩以及不太精彩的文章，他已在网上漫语中结集出版，前不久宜昌市文艺创作1999至2000年度评奖活动中，几乎所有评委都对这个本书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富有激情的智慧，以及对生命有强烈的冲击力，是元辰网上漫证一书的主要特色，这本书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个标尺，表明元辰曾经登上过某个高度。
然而我在此更想说的是元辰的小说创作。众所周知，元辰是政府官员，而且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事务缠身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写作——尤其是需要大块时间的小说写作。今年春节后的一次小聚，元辰私下告诉我，平时太忙，好不容易盼来一个春节，整个春节期间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埋头写小说，窗外的鞭炮声、锣鼓声好象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他觉得浑身上下酣畅淋漓，像洗桑拿一样。这个的境地是幸福的，也是让人羡慕的。正是元辰的勤奋，才得以使他的系列小说元家场纪事像母鸡下蛋一样一顺溜诞生，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我看到的中、短篇小说有猫虎人家、巴瓶遗事、午夜金瓶梅、夏日情殇、老僧等计有十多万字。元辰说，他笔下的乡村仅仅只是一个符号，相对于生活的真实来说，他更追求艺术的真实，是的，在这方面王尔德说得不错：生活模仿艺术。元辰选择乡村作为写作对象，更重要的想是通过他笔下乡村的那个酒杯，来浇心中的块垒。
我和元辰在一起聊天时，元辰总认为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同他有共通之处。我们经常生活在一些非常具体的荒谬场景中，还得一本正经地对待那些荒谬，想想确实有些悲哀。但是我要说，恰恰是这些荒谬的生活场景，正是我们记忆宝库中最值得珍惜的一笔财富，这是那些车装船载的文字无法比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敢于、善于从记忆中去发掘它，这需要耗费全身心的精力。元辰是那种舍行为写作付出心血的人，他曾对我说过一些写作计划，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和系列小说，我真诚地希望元辰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也真诚地希望能在以后的写作道路上与这位老大哥继续结伴同行。
相对于元辰而言，杜鸿是一位更年青的朋友。我一直在默默关注这位后来者的写作。杜鸿的脱颖而出，或者说他写作的渐趋成熟，是最近两年的事。迄今为止，杜鸿的作品有散文集怀想三峡，长篇小说石牌保卫战、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中短篇小说困兽、尔雅书院、情人和狼的混合物、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以及一些散文和随笔。整体上看，杜鸿正在沿着一条上升的抛物线平稳前进，其中或许免不了有曲折、有波动，但是“只有不完满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创建中的人生才是响亮的人生，只有探索着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有可能，无限的前程。”（余秋雨语）
我对杜鸿的写作看好的原因，是源于读他的长篇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这部小说有一个有趣的开头：“我”被调到文联后忽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对文字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厌倦，整天捧着书本或者稿件，却怎么也看不进一个字。这样的状态，对一个和文字打交道的编辑来说是块致命伤。恰好我也是一名编辑，恰好我也同杜鸿小说中的“我”一样，有过那么一个痛苦不堪的时期，居于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快便进入了杜鸿营造的那座艺术迷宫，读完后感觉这是个好东西，主动将这部作品收入由我主编的网络长篇小说书系（长江文艺出版社），估计明年四月前后出版。
关于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网上有很多精彩的评论文字，杜鸿说，他“是以一种人格尊严和精神苦闷写这个东西，就像一个为了生育自己的儿子必须和老婆恋爱结婚生了一样。”在对本民族的苦难进行观看的目光中，杜鸿说他没有庸俗的企图。这话我很赞同。但是仅仅没有庸俗的企图是不够的。如何面对一个民族苦难？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健忘的人，他们因为工作和商务的繁忙，将过去的伤痛忘得差不多了，即使偶尔在灯红酒红的宴席厅里被提起，也往往只是为了一种炫耀，昔日的那块伤疤如今变成了金光闪闪的奖章，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被恶梦惊醒，也会想起那些苦难，但是在讲究实际的残酷现实面前，除了一声叹息之外他们实在也没有别的招数了。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一个丧失记忆的民族，实际上已经是堕落的开始。
在民族的苦难面前，除了健忘之外，更可怕的粉饰。一个民族在苦难和灾难面前，避而不见、无动于衷固然糟糕，更可怕的是昧着良心的粉饰。因此我认为面对民族苦难，仅仅没有庸俗的企图还是不够的，这里需要作家艺术家在面对邪恶时，要有决斗士们丢下白手套时的那种勇气和潇洒，要坚审自己的基本立场，这是最起码的底线。此外，在境界方面，我绍终认为，大慈大悲的怜悯远远高于刻毒和仇恨，真正的大智慧应该充满爱意的光芒，那样的光芒是狡黠和小聪明无法比拟的。
我注意到，在杜鸿的发言中有这么一段话：1998年时，杜鸿已经开始讨厌新写实主义，因为此前的1996年，他尝试写过一个中篇小康工作队（三峡文学），可是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幸亏觉醒得早，没有陷入这种写实的泥潭里面去。否则，就会毁在这种文本手里。杜鸿说，纪实不是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其实新写实本身并没有错——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问题在于粉饰，或多或少的粉饰，或真诚或虚伪的粉饰。王小波用后现代的手法，维妙维肖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有趣的艺术世界；刘震云应用白描的手法，照样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荒谬至极的艺术世界。这两位作家殊途同归的含义昭示了我们，我们今天的文学正在一天天失去读者并不是因为艺术技巧上的原因，我们应该从更深层的地方找出病根。
捷克有一位后来当了总统的作家叫哈维尔，写过一篇文章叫第二口气。我想用哈维尔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作为这次发言的结束语，与元辰、杜鸿以及今天在坐的各作家、作者、编辑朋友们共勉：“当一个作家进入了良好的写作状态之后，他会不断地写，写得又好又快又轻松，其想象力永不衰竭，然而很快，作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已经耗尽了自己对于世界最初的经验和表达方式。他必须决定如何进一步继续下去。当然，他可以为他已经说过的东西找到更出色的表达途径；也就是说，他可以基本上重复自己。或者，他也可以停留在他最初的喷发所取得的地位上，想方设法保往这个位置，以确保自居文坛上的一席之地。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渴求写作的心灵来说，他应该有第三种选择：可以放弃已经取得的一切，超越他到目前为止太熟悉的，最初的世界经验，从他自身小小的传统、公众期待以及已经建立的自身地位中解放出来，去尝试一种新的和更为成熟的自我界定，与他现在的并且是更为确凿的世界经验相一致。任何人选择了这条道路——如果他想继续写作的话，这是真正有意义的——他的日子将不会轻松。他人生的兵团台上，他不再是一张白纸，而是要努力告别某些东西。他起先的热忱、自信和直率已经离去，而真正的成熟尚未到来；事实上他必须重新开始，这次是在更为艰难的条件下。”
张勇：
文学是一种非功利的精神活动，是灵魂的寄托。
李华章：
元辰这几年在网上是有成就的人。读他的东西给人的感觉是思想很犀利，文风也很犀利，夸大地说有鲁讯的风格，其思想奇特，观点鲜明，这是可贵的地方，能给人一种启发，我很满意。从行文和观点上有一种轻松内在的心态，很有开发性。这是主要的优点。做得不够的是，有些还要继续加强思想的深度，说得更充分、深刻，思考得深，才写得深。这是我总的一个印象。杜鸿我感觉是个年轻有为有才气的作家。他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小说创作听到反映很好。就怀想三峡这部书而言，从书的目录上可以看出很活跃。但是，要有一种作家的责任感，在一些篇章上，作者生活在三峡，可是对三峡的认识，存在着基本功欠扎实，文化底子不厚，连一些基本常识都弄错的问题。作为散文必须符合真实性的要求。
夏雨：
这两个作家都生活在三峡地区，在三峡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三峡是一个文化落后风情迷人的地方，三峡地区的作家们似乎与身具来就有一种值得同情的地方。今天，非文学的东西太多，作家们对作者的后退感到特别憔虑，文化意识使我们的阅读方式大为改观，对作家们的创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杜鸿的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上看到——阅读和写作的变异和改观。杜鸿在白痴说道：“让心灵和肉体化作一片空白”这种神态在杜鸿的时代无法替补，这是一种时代的困惑，也是一种写作状态上的困惑和探索。白痴所表现的村庄对这种变态的改变是无可奈何的。
作为一个移民读者，我以同等的身份来谨慎地审阅作为三峡地区的作家所面临的处境。真正的作家不能生活在大师的阴影中。而今天的元辰、杜鸿在创作上力图凸现自我个性，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的时代的和作家独特个人特征的主体意识，令人很兴奋。
在狭隘的三峡地区，宜昌的作家们经常把自己宥于三峡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生存状态上，进行文化和思想上的探讨和写作。从某种状态上说，我感到他们沉缅于这种地域性的文化写作，从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作家。我觉得这是宜昌作家所必须突破的一种写作态，应该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形成一种大器的、具有广博写作空间的作家群体。
上午的发言者，代表领导讲话的很多，而代表读者发言的则很少，在宜昌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但作为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评论他们呢？假如你真正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的话虽然不能影响你在文学史和教科书上的地位，但我相信这些是值得一读的，作为读者因为太多的原因，请原谅我不能说得太全面、太深刻。杜鸿说思想是一种感谢，写作也是一种感谢和酬劳。作家们最大的写作和酬劳就是获得了最大的心灵酬劳。
假如一个作者真正是伟大的，我一定会匍匐在你的脚下。我相信三峡地区的作家们有理由相信自己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作家，三峡地区的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上一定要表现出创作主体的独特性，否则就是一个阳痿的作家，对于一个女性作家而言，那么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我为杜鸿在文学创作上的精神探索感到欣慰，他以一种轻松的笔调来探索三峡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关于生与死、宿命与对命运的反抗，取得了一定的深度，具有很强的文学思辩性。我作为一个读者，非常关心作家的精神状态。作为三峡地区的作家，你的使命是什么？你自己又是什么？如果你不能超越自己，那么我想作为一个作家，那是很悲伤的，因为你很难突破自己。
元辰作品网上漫语深深地撞醒了我，那种深刻的思辩，让人感到震惊和欣慰，他的文学魅力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评说清楚的，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我感到无资格评说。
姚永标：
元辰、杜鸿在作品上都存在一种共性，即“村庄情节”（这种情节是地域上的，而不是行政上的），这种“村庄情节”是一种思索探讨，以一个村庄的模式来负载其寻找人类群落中的精神和状态，是一个缩小的方向，这种自觉的个性人格是可喜的，有一个“村庄意识”其思考多少代表了一种理性上的思考。杜鸿拒绝写实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思变，他和元辰共同的特点和思考的方式，是一种凝结的写作，同时具有批判精神。若失去这两点则失去探索的精神和意义。但是，作为地域性的写作“村庄情节”在整个创作中是不是一个沉没意识，能坚持多久？村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这种代表性太具体、太强，在传播上是否有一些局限性，我们必须把它抽象出来，否则太实太硬，在理解上容易造成一种肤浅的印象，让读者以为就是一个具体的村庄。村庄的语言或语言的村庄，指的是什么？让读者得出的比较理性化的东西是什么？语言化的创作是把具体的生活归结到一个母体。语言化的思维方式有多长？假如每一个作品都这样，我担忧，当一个母题写完之后，作者还能写些什么？过度地村庄化、语言化是一种写作上浅短的文本现象。语言化的色彩及其思维方式是一种语言化的方式，太抽象一旦逼近视野，就会造成读者视觉上的肤浅化，或是一种思考上的沉闷。
文本过于符号化就会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哲理概念，我以上的意见，当然是针对思路而不是他们某个作品的。现在在这个经济社会，作家过剩，文化也存在过剩。问题是我们的作家面对这种现象，你拿什么来奉献这个世界，才能使你从这种文化过剩的现象中凸现出来。
南野：
元辰、杜鸿的作品我看过一些，他们在作品中较强的地域性是让人无法回避的，在阅读中是让人难以摆脱的，这是一种在创作上的文学资源的一种界限，一方面这种现象对语境提供了一个空间，同时也是一种界定。他体现出的地域性的东西有一些情节在理解上是比较困难的，我对当地的景态的东西（包括寓示的东西）难以领会，从文化地域的角度来看，说明了他对人先天性的影响，说明了地域创作的影响是存在着较大界限性的。但元辰、杜鸿他们的写作跟原来的写作有着较大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价值所在体现在艺术上的是地域中的特殊变异，后天的承受等是导致艺术由来的天性，他们是反判性的，从整体上看，是对地域性的认同，他们承现了地域性新的、初步的认同而又反判的东西，可能元辰、杜鸿他们对此有所意识。
元辰、杜鸿小说中所闪现出来的个人化的、理性化的思索是值得观注的，相对而言中国的小说创作也曾进行过理性探索，但能较深刻的体现个人化的理性探索很少，他们值得观注。将地域性的景观带入小说的创作，其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不是一种过程，而是一种走向超越，则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在元辰、杜鸿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文学性是值得令人关注的。中国文化流派的划分，是以文学以外的的东西来划分的。文学性也是人的一种本质。有从文本到文本的东西，原来的创作是从某种模式开始。并且以为这是来源生活。从作品里感到他们力图突破自我，进行自身创作的改变，这是值得称道的。
针对于杜鸿的白痴，他一方面需要相当节制，主观性过于张扬，如过多的涉及到“性”等，对事物的理解在主观上直接张扬过多，从另一方面张扬得过少，作品中抽象的细节则较多，这样对人的冲击力不大；中国小说描写性的东西太少，叙述性的东西太多，具体的动作表情较少，这是他所要解决的。把文学神圣化，让文学承担更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不必要的。文学不是神圣的纯净的事物，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是一种专业性的个人化的自我性的东西。
陈宏灿：
元辰的网上漫言体现了一个思想者的形象，在互动性、答辩性中体现的光芒和语言的智力，令人关注。杜鸿的白痴也是一种创新，其表现手法揭示了我们生存和精神的状态。他们的作品，在我们地域性中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有些方面还要努力：故事传统文本应当肯定，但有些大而无当的东西，虽然文本中不是很多，但应该注意；二是要避免了出现形象上的符号化和抽象化倾向；三是语言上要力主使用描写性的语言，尽量改变小说叙述的传统，等等。至于怎么进一步开拓思考，怎么突破是他们面临着的挑战，怎么再往前冲是一个大课题。他们的散文赢得的读者，主要是文化方面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才能读得懂。
韩永强：
元辰、杜鸿的作品，尤其是元辰的作品，思想上有深度，特点很鲜明。尤其是网上的贴子，三言两语就体现出对生活的关注，语言尖锐，是有些媒体所无法达到的，元辰有深厚的道行和思想。我也写过散文，故对小说关注得少一些，杜鸿怀想三峡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文化的展示，但对作者三峡真正从历史上、厚度上缺少一种深入，比较粗糙。
江涛：
怀想三峡语言精美，体现了厚实的知识结构，实力较强，语言结构使我感到吃惊。
汪淑琴：
元辰的小说具有一种地域特色，探讨了“村庄情节”通过元辰的作品，其形式是三峡文化和外面的文化形式上的链接，既有本地域的内涵，也有外面的氛围。杜鸿的怀想三峡我感到有一种激情，还有一种开悟的感受。
程世农：
用现代和现实所构思的小说，不是退缩于虚无的梦想之后，舔噬伤口或者无所事事，而是拿起一切可以用于表达的设备，无畏地开始创作。当元辰的小说充满我的空间，他叙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让我发现淤塞他那故事的遗落，让我有足够的理由想起关于人生的三个问题：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在他的小说里，我看到那么多东西正在慢慢死去，化为灰烬，而后无所不在，这就是他小说文本的态度。小说源于生活，这话不一定是绝对的真理，但小说中的人物不温不火地过着生活，那些恋爱、那些笑、那些思考和未来在小说中都是纯粹的东西，让人感触很深。小说就是把问题弄到极致，让读者在思考中激走，也许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分裂，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思考。
读到杜鸿的白痴，在白痴的一些经历看来，他似乎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一个典型的卡理斯马小说现象，如果按传统的写作技巧来将这样的小说结尾，那无疑是苍白的，而且会苍白得损伤人们阅读的兴趣，而杜鸿避免了传统老套的手法来叙述白痴这个人。白痴在杜鸿笔下，他不仅是一个高、大、全式的完美人物，而且是一个留存现实与可能的幻觉，作者捕捉这样的幻觉来叙述他的故事，这不由让人想起这种幻觉是白色的，像冻僵的大海被拉上海滩。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真实的故事。我以为这部作品并不是魔幻与现实的作品，这部作品在我看来，将真正的小说概念和矫饰进行了无情地抛弃。这部作品应该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集体运动。将生活的白痴与艺术的白痴分隔开来，这种小说的建筑就像绘画。具体地说，它是语言理解的体力，不需要猜测，它让荒诞的语言能力表现得更加丰满、更加完善。
陈万华：
他们的小说呈现了一种地域色彩，其地域性与世界性是写作中一个大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是关注地域，还是关注世界性的文学性。世界性的大作家写作核心是广阔的，而不是对地域性的重复，这是他们要解答的问题。元辰杜鸿对现代文明有一种本能的抵抗，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为什么他们在生养他们这块文化的土地上生长了思辩与抵抗。是这片文化之地已然生锈，还是他们的路子越走越远，越走越偏？
甘茂华：
今天的会比较成功，大家畅所欲言，还讨论了创作以外的东西，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情。元辰、杜鸿的成果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要有紧迫感、压力和动力，要努力去干，认真地提倡好书主义，达到自己最高的水平，这个会给了我很多启迪。
注：参加会议的作家还有：陈胜乐、刘玉泉、魏以清、姚鄂梅、张继萍、刘莉、李承华、李亚男、郭大庆、胡之、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