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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在朋友家里的"派对"上，与严文井伉俪邂逅。记得那晚下起了豪雨，客人们回家都感到困难，于是主人爽性拿出更多的饮品小菜，热情地邀请大家换杯重开宴，客人们也且把窗外倾缸般的雨声权当伴奏的乐曲，更欢快地交谈起来。不知哪位说起了到峨嵋山旅游的事，同行的旅伴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攀上了金顶，又冒着寒气，苦苦守候在山巅，等待着佛光的出现，但是那回极顶的人们运气不佳，直到不得不撤离金顶时，也无缘见到那呈正圆形的虹彩——佛光出现，于是，叹着气下山，下山时有的人还互相嘱咐说："回去有人问，咱们可别说没见着佛光呀！"这段闲话引出了一片笑声。笑声落下后，只听有个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我登山向来不求极顶的。"我循声一望，讲这话的正是严文井。
在我出生之前，严文井已经出版过散文集山寺暮，并且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在延安他写了许多童话，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1949年后他在若干文化出版部门当过多年领导，于我而言，他是文坛老前辈，也是革命老前辈。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有幸与他谋面。记得1978年夏天，还正是报纸社论强调"两个凡是"的当口，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关于我的小说班主任的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冯牧、陈荒煤、朱寨等久闻大名的评论家，他们都对班主任做出了高度评价，使得忐忑不安的我大受鼓舞。几个发言过后，主持会议的冯牧说："请严文井同志发言。"我这才知道还有严老与会。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发言。他没有更多地从理论上去分析班主任的得失，而是以目睹身受的若干感性例证，来肯定那篇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所达到的真实程度。他的发言正仿佛引人登山揽胜，步步有景，树茂溪清，但适度而止，不做最后结论，没有极顶，却留给随登者丰沛的思考空间。后来我参加北京出版社十月丛刊的创刊工作，也开了个会，拿出创刊号拟目征求意见，严老也到了会，他没做法长篇大套的发言，只是用手指点着目录上我那篇还没定稿的小说爱情的位置，高兴地说："好呀，爱情又有它的位置啦！"后来与严老又有些零星的接触，感到他有一股与旧我旧框框旧道道彻底决裂的难得勇气，并知道他对新的文学潮流新的文学人物常有颇具力度的提携之举，但那大都并未形诸笔墨、公诸社会，多是些私下的、忘年交形式的心灵付出。
那个"派对"上严老不经意地说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使我联想到对他的更多印象。他住平房时，迁入多年墙壁从不再加粉刷，我见到时几乎已呈灰黑色。后来迁入楼房，有颇大的客厅，很快也就显得旧敝，因为他一直养猫，纵容那猫咪在家具上磨爪嬉戏。他虽很早就谢了顶，但花甲过后气色依然红润，身体底子很好，却并不刻意养生求寿。有一回见到我笑嘻嘻地说："我已成无齿之徒。"又一回我见他脖子上鼓出一个大包，还没说出劝他去医院检查的话，他倒先说："更标致了是不是？良性良性，绝对良性！"他一生写作大体都取边缘体裁、题材，写得慢而少，精美、典雅，不去追求宏阔恣肆的气象。
那个"派对"持续到后半夜雨仍很大，我们年轻些的都打算狂欢一宿，严老却表示他兴尽欲归，于是我们几个人举着雨伞去到街边，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辆空的出租车。把严老和他老伴送走后，继续喝酒聊天时，我还不住地自问："登山何必非极顶？有人攀到巅峰自然应该为他祝贺，但自己能尽力并且尽兴地登到半山，不也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