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一肩担却古今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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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杭州的近现代史上,从文人与军人中出家为僧的人不少,如显珠、谛闲、弘一、应慈、曼殊、摩尘、惠宗、虚云、却非、太虚、巨赞、持松、慈舟、尘空、大悲、大觉、月涛、见镛、白圣、肇安等等,居士就更不用说了。本文要说的是巨赞法师。

    巨赞生于清同治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江苏江阴人。俗姓潘,名楚相,字琴朴,笔名有周行、万钧等二十多个。巨赞一生颇富传奇色彩。青年时期,先读江阴师范学校,继入上海大夏大学求学。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春回到老家,从事教育工作,担任金童桥小学校长之职,与此同时,他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宣传工作,不久,被土豪劣绅告发,处境非常危险。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秋,国民党省党部下令通缉,险些被捕。

    早在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年轻的却非来到杭州灵隐寺,依慧明法师剃度为僧。十年后,也就是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一位名叫潘楚相的青年,来到了灵隐寺,时奉承化雪窦寺方丈太虚法师在灵隐寺里小住。潘楚相慕名拜访,并要求剃度为僧。出家是件大事,绝不能因了一时兴起而为之。太虚让他撰文说明出家的原因及志向。他仿庄子之笔法而成的文字,深得太虚法师的欣赏,立即推荐给寺里的方丈却非,并为他剃度,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巨赞是后来改的法名。披剃之后,他到了南京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

    巨赞国学功底深厚,进入佛门之后,他力攻唯识法相、天台教观、华严义理、禅学、四论等。其后曾到四川重庆汉藏教理院任教并到南京“支那内学院”深造,遍览群经,光读经笔记就有数百万字之多。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巨赞在论学杂志上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反响很大。熊十力时为国立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对佛学颇有造诣,很少有人能去评论他的著作。但熊十力看了巨赞的文章后,非但不生气,反而抱着欣赏的口气说:“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

    巨赞掌握三门外语:英语、德语和俄语。本想到国外去进修与弘法的,因了抗战一暴发,此举未能成行。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初,巨赞到了厦门南普陀的“闽南佛学院”讲授佛学。抗日战争一暴发,厦门行将沦陷,他赶紧离开厦门,经香港入粤,在韶关南华寺曾投虚云长老,作过一阵子记室。翌年到了湖南宁乡,面对破碎的祖国河山,巨赞无限伤感,以诗抒怀,有一九三七年冬题宁乡寒铁生余楼诗,曰:

    为压浮沉湖海梦,来傍僧舍结蘧庐。岳云千絮凝檐碧,泻水一泓映座舒,楼外诸山无捷径,室中万卷间梵书。回看车马纷驰迹,袖手高吟意豁如。

    九州沉陆滋蛇豕,绝月豆刳肠忆万夫。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黩祝复康衢。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眼看着寒铁生余楼里的万卷藏书就要毁于战火了!眼看着国家就要沦为敌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便是居住在深山密林处的僧人们,也要起来,共扶将倾之大厦。巨赞四处奔走,结识了许多中共干部,,如叶剑英、冯乃超、杜宣、徐特立、田汉等。田汉是巨赞出家前的好朋友。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春,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南岳参加领导国共合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时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如田汉、冯乃超、杜宣等人云集南岳。时巨赞正巧应邀在南岳上峰寺讲学,碰到了田汉,并经他的引荐,结识众多的文化人士,并与叶剑英亲切交谈。岳阳沦陷后,巨赞与上峰寺的知客僧演文密商,江经得叶剑英的支持,组成“佛教抗战协会”同时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巨赞担任副主任兼宣传股长。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巨赞与演文带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到长沙上林寺居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因工作需要,巨赞扬常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来往。后国民党特务问巨赞:“你同徐特立是什么关系?”巨赞幽默地说:“他讲唯物主义,我讲唯心主义,如此而已。”这之后,巨赞进入了一段相当艰苦的流浪日子,几经辗转,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到了桂林,在月牙山寺任住持,兼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时有一九四零年秋徙桂林月牙山寺一诗,记载当时的心情:

    疑人蓬瀛路,浑忘岁月迁。

    襟江澄碧濑,不用买山钱。

    当时,巨赞以该寺为聚集地点,经常掩护进步人士与左翼文化人,如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弩、朱蕴山、柳亚子、端木蕻良、郭沫若、关山月、寥沫沙、尹瘦石等著名人士。他的一九四一年人日,与方孝宽、盛成、关山月、林半宽等为龙翁积之预祝期颐于月牙山纪事,步方孝宽韵一诗曰:

    期颐预祝除腥腻,活火添薪煮嫩菘。

    雅谑不嫌京海派,清淡竞辩色心空。

    掀髯拟古情犹热,走笔成诗句独雄。

    更卜花朝共一醉,未知今是几番风。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巨赞担任狮子吼月刊的主编,宣传抗日救国和进步思想,影响颇大。太虚法师看了非常满意,亲自写诗称赞道:

    五夜阵风狮子吼,四邻鞭爆海潮音。

    大声沸涌新年瑞,交织人无祝瑞心。

    巨赞在桂林时,许多朋友包括田汉等人都劝他还俗,觉得他才华横溢,过早地遁入空门,未免可惜,不如趁这个抗日救国的机会还了俗。谁知他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觉得干革命工作的途径并非只有一条,从事佛教工作,照样可以干革命。他写了一首诗,以明志向,诗题为友朋中有以罢道为劝者诗以答之,诗曰:

    亡羊自昔多岐途,脱俗方为中道行。

    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从冰雪验人生。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巨赞路过桂林开元寺时,见古刹原貌不复,已成废墟,伤感万分,赋诗道:

    空王原不计行藏,种福无田实可伤。

    舍利函空秋露冷,金刚碑仆月华凉。

    难凭胜侣穷生死,敦认残灰体断常。

    极目神州无限泪,桂江日夜泻汪浪。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初,巨赞回到了当初的出家之地灵隐寺。先后担任杭州市及浙江省佛教会秘书长。在此其间,他撰写了灵隐小志,第二年出版,非常受欢迎。灵隐寺自古以来,有这么多的高僧与高士,如果不写点什么,那就太对不起前人了。按他的原话说就是:“东晋开山迭经兴废,千六百载,名德如林。永明大慧之禅修,赞宁契嵩之著作,道标皎然之吟咏,道济守益之神奇,或传佛祖之心灯,或示迷徒以正轨,功在圣教,矩*(*:上“萑”下“又”)常存,不有所书,将同忘祖。”灵隐小志到了1980年再版。巨赞为了弘扬佛法,培养佛法后继人才,与若瓢、会觉等人开办了“武林佛学院”初由会觉、枯木担任会长之职,后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学院经费十分困难,几近倒闭的边缘,巨赞临危受命,在杭州各大寺院来回奔走,筹措经费。巨赞主张学员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文化知识上面。他说:“文化知识好比水,佛学知识好比船,唯有水涨才能船高,否则,陆地行舟,寸步难行!”

    1948年底,武林佛学院因经费来源断绝,被迫停学。学员作飞鸟状,四散而去。巨赞此时于香港、台湾、澳门之间奔波,这期间,他先后会见了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钊、郭沫若、赵朴初等旧友。1949年4月份,巨赞到了北平,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和周叔迦居士一起商讨,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提出改革佛教的方案。并得到毛主席的亲笔复信,让他与政务院的李维汉联系。

    1949年9月21日,巨赞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至此,他结束了飘飘泊泊的云水生涯,在北京定居下来,致力于佛教界的工作并担心领导职务。先后担任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现代佛学社主编、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等。但在反右斗争中,巨赞受尽屈辱,几被打成右派。在“文革”期间,被关押七年。1975年出狱,写有出狱书感一诗:

    不婚不宦情如洗,独来独往无所求。

    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

    巨赞对自身的遭遇并不介意,但对好友田汉死于“文革”痛心疾首。他曾于1942年与田汉会见于桂林,还赠诗给田汉,诗曰:

    崎岖山下路,恻怛佛家情。

    对镜憎华发,年来白几茎。

    田汉平反之后,巨赞颇为伤感,亲撰悼诗云:

    靴声橐橐忆当年,慷慨陈词猛着鞭。

    南国剧场聆夜话,祝融峰顶设斋筵。

    北来常作书房客,迟到方知厄逆连。

    往事萦思剩一恸,于今昭雪尚凄然。

    “文革”以后,巨赞继续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并领导出版法音刊物。巨赞不仅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还“明于经,优于史,妙于文,工于诗”并对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有广泛的涉猎。弘一法师读了巨赞的先自度论与为僧教育进一言两篇文章后,所作的评语是:“叹为希有,不胜忭跃。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巨赞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如安世高所译经之研究、试论唐末以后的禅风——读碧岩录、读宗镜录、鉴真大师律学传承、天台与嘉祥、华严宗的传承及其它、汤著佛教史关于太平经与佛教的商榷、龙树提婆与无著世亲、禅宗思想与风范、东渡弘法的鉴真大师、关于空与有、般若思想在汉民族地区的发展、一行大师和他的大日经疏、玄奘法师和他的会宗论、道安法师的著作和学说等。专著有新佛教概论、灵隐小志等。

    1984年4月9日,巨赞法师于北京去世,享年七十六年。4月2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李维汉、叶圣陶、帕巴拉•格列朗杰等送了花圈;习仲勋、刘澜涛、杨静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参加了追悼会。

    1981年秋,巨赞法师在避暑山庄观时,写了一首观白荷诗,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我把诗录之于下,作为本文之殿:

    姑射仙人冰雪姿,亭亭玉立耀秋池。

    经尘怯染铮铮骨,烦恼难抛袅袅丝。

    历尽兴衰惟莞尔,忘情荣辱不求知。

    端严常使须眉愧,磊落襟怀未易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