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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让当时高一的学生写过“我眼里的中国农民”这样一个话题作文，大多数同学写的是农民勤劳、本分、俭朴，有着许多的美德；我以农民的后代自豪（班上多数为农村学生）；城里人很讨厌。居然还有人说农民生活很诗意，很自由。我想这些农村出身的孩子并非不了解农民的生活，而是他们在说一些从小就被人、被教材和政策灌输的套话罢了。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在我读书之日起，我就被告知农民很伟大，它是一个和工人平等地站在一起的形象。语文、历史和政治课本里不乏歌颂赞美农民的诗文和言辞。政策口号里也在表达农民重要这个意思。父母、老师也在宣扬：农民种出了粮食，农民很了不起。年幼的我们觉得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吃饭，农民可以让大家吃饭，就是伟大。
但我们幼小的心里，并没有一个我长大了后还当农民的理想。大家的理想都是当工人、解放军、科学家，或者官。老师、父母，不知为什么，又总在说相反的教育：农民很苦，当农民是没出息的。年岁渐长，父母的期望越来越殷切和直接了：不能当农民，要跳出农门，脱掉农壳；老师的教育更形象：当农民会饿肚子，会穿草鞋；当城里人，会每顿饭有菜，会穿皮鞋。那时我们虽然小，已经明白中国有两类人，一类叫农村人，一类叫城里人。这两类人的地位、生活有天壤之别；但同样糊涂：为何种地种出粮食的人还会吃不饱，还会过得没有不种地的城里人安逸？
我虽在读书，也逐渐体会出农民的苦处了。我越来越强烈地想摆脱那个环境。我不想蓬头垢面，一脸病容；我不愿干那繁重的体力活；我不喜欢几个月才洗一次澡；我不要过那种毫无精神生活、心灵愉悦的生活。饥饿，难吃的饭菜，肮脏的房间，浑浊的目光，庸俗的人际交往，还有那些得不到良好治疗的病人，时时在提醒我，必须走出那一半是家园一半是坟场的村庄。农民，是这个世界上老得最快的一类人，他们的灵性、理想早被大山压抑。面朝黄土背朝天，有时仰望天空，只是为了缓解一下疲惫的身体。他们无休止的劳作，他们生老病死，一代代重复着命运。
有则报道说，许多青少年不记得父母的生日，报道以此证明青少年的冷漠。我想，调查的对象如是农村身份的话，并不能表明那样的结论。农村人很不看重生日，一般到了60岁，儿女有成，才开始祝寿。我有许多回忘记自己的生日，直到20岁才庆祝过生日；父母一直到现在，我也没见过他们庆祝过生日。农村人普遍不在意生日，却对“死”特别看重。出丧、下葬，看风水、选日子，都很讲究。这些不能说农民迷信，他们都有“入土为安”的理想。当“生”被艰难的生存挤压得少有乐趣时，虚幻彼岸的意义则显得特别重要，生无所欢，死殊可盼。相反，城里人注重“生”不在意死亡，这就是火化的政策最先能在城市兴起的原因。生既有乐，死无所谓。每年过春节回乡，看到坟场坟上新土，风中翻飞的冥钱纸灰，一家人坟前磕头，敬畏而虔诚，我强烈感觉到农民所面临的生存困难并未有多少缓解。
如今，我算摆脱了农民的身份，摆脱那抱着泥土睡觉的日子。其实，城市生活算不上高雅，但是对我来说，毕竟意味着一种身份的解放。在这里，我可以自由追逐自己的梦想。
农民现在成了一个骂人的形容词，它与愚昧、肮脏、斤斤计较、麻木不仁等贬义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这侮辱了农民，我倒不觉得。农民这个阶层，处在最底层，本身确实就有小农意识等丑陋的东西。是农民，本身就流淌着这种底层的狭隘，以及那些愚昧、肮脏、斤斤计较、麻木不仁等农民意识。真正侮辱农民的不是这个词，而是那种把农民变得如此丑陋不堪的东西，是那种不尊重人的体制。
作为农家子弟，我不会以做农民为自豪。我深以为耻。我深味作为农民的耻辱。农民的身份、地位、历史里包蕴藏了太多的耻辱。农民是权力的对象，权利的不沾边者。在这个权力构建的上层建筑里，农民是最下层的奠基。他们一旦翻身，此建筑就得重建了；为了防止他们翻身，就只有让他们的权利越来越少，并以重重的负担镇压之。有时为其减负，让喘喘气，也算皇恩浩荡了。
历来统治者以一小块土地来维系对农民的统治。实际上，这是非常高明的做法。统治阶级需要的粮草有了廉价或无偿供应者，且让农民戴德不已的同时，有效地拴住了农民，让其世代受束缚。没有比土地更牢固的绳索了。它让你感觉不到束缚的存在，感觉不到被奴役的命运。它让农民总觉得自己种了政府的地，就亏欠了政府。历来农民认为交皇粮公粮是天经地义。当发生天灾人祸，政府救济，他们感动；不是走投无路，他们不会反抗，反抗的目的竟是为了多分点地，多种点粮，多吃点饭。土地，成就了农民，也成就了一种农民的生存状态，一种土里土气的农民意识。因为对饥饿的恐惧，农民全身心地扑在上面，忙忙碌碌，他们觉得除了繁衍后代之外，似乎没有比劳作耕种更有意义的事情了。农民的勤劳、本分、俭朴，不过是权力的重重压榨下逼出的一种生存智慧，他们不得不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也不敢有太多的欲望。翻开一部中国历史，便是一部农民的血泪史。太平时，他们把命叫给土地和官府；动乱时，他们把命交给强盗和官府。中国的大地上，混有农民千年的辛酸血泪。
他们当然觉得苦，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命该如此。他们重视子女的教育，是为了后代能摆脱农民的身份。一旦他们有了钱，他们便学着富人的样子，以为人生之乐不过如此了。看看我出身的那个村庄，我的父母，和村里所有农民一样，劳累，疲倦，做不完的事。他们贫穷，辛苦到头病够不敢生，如果只种庄稼，根本养不活一家人；他们肮脏，手脚上，脸上，总有洗不净的泥灰；他们易于满足，政府免税，他们感恩涕零，不知政府对不起他们；他们浑浑噩噩，过年时节才有点空闲，却不知怎样打发时间。那些中年人年轻人，多在外地打工，子女教育根本不管；许多少年，初中毕业就去打工。那些女孩子，如果成绩不好，等不到二十岁便要结婚。更悲惨的是那些没有多少劳动能力的老人，不到死亡，依然不能“退休”如果下一代跳不出农门，他们将重复上一代的命运。土地荒了一大片，许多人说怎么了得，我要说这很好，农民不种自己的地，谁也管不着！
农民面临的负担之重，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上个世纪90年代，每年我们家（5口人）得交好几千，还要出许多劳役（义务工）。乡政府搞发展，拔了桑树栽苹果，又拔了苹果栽梨树，结果什么树都没栽成，被愚弄的农民却交了一拨拨的树苗款。
这个国家历来就有漠视平民生命的传统，更别说连平民资格都没有的农民了。政党也利用其革命与建设。农民的工资，没有；农民工的工资，低，而且经常拿不到手；对受损害农民的赔偿，贱；连命都没有别人值钱，死亡赔偿与城里人标准竟然不一样（这简直是对总在嘴里蹦出“人人平等”“尊重生命”这些美好词汇的政客的讽刺）。
农民们总在说：农民最重要，没有粮不行。其实，没有粮不行，没有农民，行！农民们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国家现在最大的负担。
2007/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