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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怀着梦想走上讲台，渴求学问立言，渴求精神立身。五年了，也曾快乐和充实过。可是，我今天竟然要怀疑这个职业了。我有时觉得自己就是被招安后继续来招安（所谓招安，就是得应付过那呆板的考试变成一个呆板的人），也或许，我们只是一个工厂的职工而已（高中学校，比任何一个学校更象一个加工厂）。这个职业与梦想无关；与人的精神心灵无关——如果说有关，那就是在戕害学生也在戕害自己的心灵；与学问，当然更无关。
我发现我是“误落尘网中”了，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深渊，让人越陷越深。你越是不甘平庸，你越是痛苦，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让人平庸的职业或者说它本来就平庸。你想跳出这一坑洼塘而跃进江湖，只怕也无力无能了。教师遭遇的尴尬让我常泛起绝望的思想。
首先就是虚幻的崇高地位与真实的卑俗身份之间的尴尬。虽然许多人说教师是灵魂工程师，虽然还有一个教师节，但实际上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其次是一半的文人身份与一半的市侩角色的尴尬。以前我是无法想象教师要到市场买菜或讨价还价的，也无法想象讲台上仁义道德下来就一张生意利嘴、满口铜臭。教师无论如何也算半个文人吧，他有精神上的追求，可是又很难把教书的匠人身份翻转。教书这个行当的重复性与耗时性让多数教师的耐性与热情、智慧与理想在庸常的灰飞中烟灭了。大多数老师，也只是冬烘先生一个。再次是社会的高期望与教师的低素质之间的尴尬。让教师当灵魂工程师，老师是当不了的。师范院校的降分录取标准（与世人不愿从教有关），师范院校培养过程的简单粗糙与理念的浅薄，造成教师队伍的先天不足。当前的教育与考试体制（如盲目追求升学率），教师这个职业的特点（耗时费心等），让教师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充电。虽然教育部门也常组织继续教育，可无非是师德教育、技能培训等，还收取高额费用，已经成了老师的身心之累了。
常常在办公室为了一个诸如加不加逗号的问题而争论不休，实际上，很多问题是大学现代汉语的教授都没搞清楚的盲点，而我们不得不争论：想给学生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自己陷入了茫然。
我发现教中学语文，所谓的学问就是“茴”字的几种写法“阿”的几种读音；深一点，就是课文的不同角度赏析（所谓嚼别人嚼过n遍的馍），或者总结文学作品“三步曲”系列，或者装模作样，总结点解题方法。写自己都想呕吐的文章，真的是一种学问，也需要学问！
写作文，开始时叫他们想什么说什么；高三了，叫他们得思想健康。思想健康就是说祖国和人民好听的话。
该用什么去引导学生学习的动力？为中华之崛起？为了父母老师的奖励？连自己都不以为然；用血淋淋的现实压力？看着学生似信非信带着恐惧的眼神，自己竟然有些得意。
班主任轮流入住学生寝室。当灭灯后，我们开始逐一检查。大多时候，我们会贴门偷听，顺缝偷窥。有时，我们还会深夜闯进网吧；有时，我们会课间偷袭厕所。为了学生，我们成了军统特务。
我们也严刑逼供，也威逼利诱；也发动学生互相揭发、自我检查。哦，有时我怀疑自己坐在戴笠的办公室，或者自己是中央文革的特派委员。
晚自习排到九点五十，高三排到十点半，听说附近学校排到十一点四十。哦，任凭我们将时间排得满满，也无济于事我们疲惫而麻木的心灵。
早晨，我们比学生还讨厌早起。但是，我们不得不半闭眼睛吃完饭，去催学生起床，去守早自习。当有的学生红着眼睛昏昏欲睡，我们说什么好？
成绩好的学生可以自由在各学校进出，所以班主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防止优秀生流失。对有要走迹象的，要苦求留下；对从外校转来的，要笑脸相迎。
老师每周都要开大会，这叫政治学习。偶尔学习上级文件，多数时候是领导拉嗓子，出气消火、咳咳嗽。我们从喋喋不休的麻雀变成昏昏沉沉的乌鸦后，然后去给学生传达。
什么时候安全这么重要？开会总要声嘶力竭讲安全。政教处主任说，谁出了安全问题，谁下课。教务处主任说，安全第一，学习第二。是的，出了安全的事，就有开除公职之虞；考试成绩差了，就是挨顿骂。但到了期末成绩出来时，校长只说学习，说，以后还是要实行末位淘汰制：学生考得不好，恨不得将老师拉出去枪毙。
老教师总说年轻人境界不高，一做事就要钱；年轻教师总说，现在当老师多累啊，累死累活，可是凭啥老教师每月工资是自己的两三倍呢；还有，领导哪来那么多钱？
评职称得写狗屁不通的论文，并用钱买发表。论文一文不值，刊物一文不值，可是发表费少一文，不行。
各种教改理论满天飞，各种教师培训深入人心。可是教室里仍是九十来人，我们依然是粉笔乱舞，唾沫横飞；各种战术，抢夺时间，奉分数为真理。为什么脱离实际无法施行的东西让人吹捧？这就好比现在流行的许多改革一样，方针是用来听的，政策是拿来说的，实际做还得从前一套。
常常想起那些遥远的时光，想起那些遥远的梦，那些自由的歌谣，那些青春的诗句。如果每天都这样浑浑噩噩，毫无成就感，鲜活而渴望激情的生命蚕食于这些琐碎平庸的黯淡日子，我不禁要问：当一个老师，有什么意义？
200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