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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左右的五四时期，不仅引发政治上的变革潮流，更是一个文化事件，标志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展开，可谓一个知识分子的“创世纪”20世纪里，能与之媲美的，惟有八十年代。它常常和纯真、浪漫、理想主义、激情、精英等词语联系在一起，正如作者所言：“是一个人文风气浓郁、文艺界和人文知识分子引领潮流的时期。”（p7）和五四一样，那是一个令知识分子无限兴奋、充满快感的时代，同样是在百废俱兴之际，同样是知识分子成为了英雄。无论是反对极左思潮，倡导思想解放，弘扬人道主义，鼓吹民主、科学与自由的理念，无论是朦胧诗歌、星星画展、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探索电影、哲学潮、美学热、沙龙聚会，都延续着五四的精神氛围和精神使命。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以雄壮的气魄，开放的眼光，豪情万丈地呼号、创造，凶猛地呼吸与消化西学，是这个让当事人与后来者在如今怀想、嗟叹的最大理由。可惜，生于七十年代末的我，八十年代还只是懵懂顽童，对这个时代自由、热烈的思想勃兴与人文风流毫无感知。直到进了大学，学习当代文学，阅读西方哲学，才知道八十年代的创造能力与消化能力，是当下这个贫乏的时代弗如远甚的。
对于这样一个翩翩的时代的气质与气节，我们需要观照和反思。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2006年5月），便是一本还原和批评八十年代的书。这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作者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这些受访者回顾了八十年代的社会思想面貌，以生动的细节展现风采，当然，并没有刻意怀旧，所以不乏批判。他们几乎都谈到了九十年代和当下，并与八十年代对照，更显得如今熙攘为利的喧嚣下，这些当年的知识分子“弄潮儿”群体对现实的失落和不满。
受访者里，甘阳主要谈哲学潮，颇让人为当年他们的狂妄与野心激动喝彩。李陀从“友情与争论”的角度，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式的单纯交往和烫人的友情深情回眸。他说：“八十年代的友情不但还延续着革命时代的激情，而且它本身就是革命时代的产物”它“带来了非常活跃的思想生活”（p270，p271）刘索拉也说八十年代是“产生单纯人的时代，不懂得功名利禄，所以不计后果”“八十年代的热情”“特别旺盛和真诚”（p388，p399）
阿城认为八十年代几乎是“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p24），因此那是“恶补”的一代。那时的大学的学习氛围异常浓烈。栗宪庭回忆了当时艺术家聚会热血沸腾而且酷爱形而上的交流。原因呢，就是林旭东所说：“那几年可能是整个文化气氛最活跃、最宽松的一段时期。一个是大家对各种新的知识有了解的热情，还有点理想色彩，愿意不那么功利地去做一些事；另一个是好多东西开始不停地被允许介绍进来，一些从前忌讳的话题也开始被议论，一些界限也开始被一点点突破。”（p345）
北岛回忆今天在当时盛大的诗歌朗诵会，让我想起了海子。西川在死亡后记里说一次海子对一间饭馆的对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老板可没有那种尼采式的浪漫，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见崔卫平主编不死的海子，中国文联1999年3月，p31）虽然海子他没有成功，但他能提出那样的要求，说明当时的诗人是不以谈诗歌、文学为耻的。
当然，八十年代由于经历了文革的断层，同样显得肤浅。陈丹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国家民族半醒过来，文化圈恢复一点点残破走样的记忆，如此而已。”“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p102）其实，其他受访者也或多或少反思了八十年代种种不足，并没有将八十年代浪漫化和理想化，这就是本书真诚的地方。
八九事件、海子之死是八十年代精神真正黯淡甚至消亡的政治和文化标志，而不是时间坐标八九年。八十年代的激情、热诚，友情与争论，理想主义与使命感，已经随之被焦虑、世故，精明和利益，时尚与个人主义取代了。
海子在阿尔的太阳里这样写梵高：“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没有月亮/面包甚至都不够”其实，这完全是八十年代物质匮乏的象征，而“从地下强劲喷出的/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是丝杉和麦田/还是你自己/喷出多余的活命的时间”“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把土地烧得旋转/”又完全是八十年代纯真与激情的写照。八十年代的诗情不再，或许只有在当年的诗歌里想象与咏唱吧。
200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