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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悔之晚矣，但大大小小栽倒的贪官，无不后悔不已。可纵使悔断肠子，这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吃。当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贪恶者身陷囹圄之后，命赴黄泉之前，大都会“悔过”一番“善言”相告为仕者不要重蹈覆辙。在那不乏“真诚”的忏悔中，贪恶者没有忘记为自己寻找蜕变的理由。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这样可以挽回一点昔日的“面子”或“自尊”
查考一下贪恶者颓败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放松型。以成克杰.胡长清为代表。成在“悔过书”中写道：“特别是当上自治区主席后，由于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导致灵魂堕落，生活腐化资本主义极时行乐的思想作怪，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本质。”胡为自己查找堕落的根源是：“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去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太差，思想的大崩溃，犹如脱缰的野马，一放不可收拾遇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不战自败”不亏做过高级干部，什么时候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都高，尤其在他们明白自己罪不容诛之时，仍把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看得清清楚楚，认为自己做了“主席”“省长”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放松对资本主义的警惕一个“放”字，竟使非无产阶级战胜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导致走上腐化堕落之路。这理由冠冕堂皇得耀人眼目，可是成、胡贪婪淫逸生涯结束时的回光返照？
委屈型。原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及其两个女儿，先后收受价值900余万元的钱物。受审时，赵虽然承认是收受贿赂，但在当庭指认犯罪事实的过程中，或说“是在办公室怕别人看见才无奈接下”或说“是无奈之下的选择”；甚至对其女儿在行贿人公司“打打字，接接电话”除月薪13800元外，两个“年终奖”达180万港币及一套价值91万元的豪宅、一辆奔驰骄车的受贿事实，竟委屈地说“以为是公司福利”；而对行贿者送给其另一女儿100万港币的出国读书费，赵“贪关”辩称还对行贿者进行了“批评”：“这样会把孩子惯坏的。50万元就足够了，一个小孩怎么能给这么多钱！”你看，赵“贪关”不知吃错的是什么药，既坦白又辩白，既清楚又糊涂。坦白是受贿，辩白是无奈；清楚是犯罪，糊涂“以为是福利费”堂堂一个厅级关长，他不知道国门的重要？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有多重，别人凭啥重金重物地给“福利”、送“学费”？其实，他这是在装“聪”卖傻，他把关长之位作为“权利寻租”捞取个人不义之财，在其庇护下，行贿者大肆走私贩私，致使国家流失税款27亿多元。而自己则在法庭上耍聪明地“无奈”犯糊涂地“委屈”岂不是“贪坛”笑柄、人间笑料。
亲情型。以林国悌（原湖南省机械厅长）、祁崇岳（原盐城市人大主任）为代表。林、祁二贪据说不嫖不赌，没有情妇，生活简朴，属于“口碑不错”的“好”贪官。尽管他们分别贪了480和170多万元，但其敛财的理由挺“感人”林是“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以后的生活”（林国悌的狱中家书）而贪；祁则是由于长期在家乡做官，难以挣脱“人情网”对亲友请求解决困难时的送礼不好拒绝“逐渐养成了办事收礼的惯性，且味口越来越大，是害在亲友身上”（祁崇岳的狱中总结）。林、祁这样自圆其说贪财的理由，与其说在为自己寻找“遮羞布”还不如说是在给家人和亲友蒙上难以洗刷的耻辱。“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个人意志薄弱，价值观扭曲，在金钱与亲情面前把持不住，沦为“出山泉水”美其名曰为子女亲情而贪，实则害的是家庭，害的是亲人，害的是自己。可见，亲情只要与腐败沾边，照样害人害己。
容易型。原柳州市公安局长于丁与其妻陈红共同收受贿赂246万多元，陈对办案人员说：“自从于丁做了局长，钱就有点不像钱了，来得太容易了。”原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只稍稍利用了一下“职务之便”某公司经理便给其夫人上“贡”400余万元。“什么是后悔呢？当初那腐败的条件实在是太优越了。”这是贪恶者栽倒后差不多一致的悔恨。由此可以看出，腐败分子层出不穷，除了贪恶者利欲熏心的个人因素外，社会机制的某种缺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古人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时下的权力运行规则与程序不改革，不从源头上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就只能使贪官们张扬从恶之心，唾弃从善之志。捞钱如入无人境，敛财全不费功夫——有谁能不贪呢？
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纵观当今贪官所得之“祸咎”概莫能出其“不知足”和“欲得”之外。不管贪恶者攫取钱财的理由多么充分，但“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却是一条永恒的生活哲理。欲如水，不遏则自溺；贪如火，不遏则自焚。身在宦海，不能知足抑欲，修身戒贪，必然会步入歧途“祸咎”自取，落得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