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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上下五千年，汗青上记载了多少自杀者？自杀的对象林林总总，自杀的动因也林林总总。我除了在前文中主要列举了自杀有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类之外，还有一些自杀类型似乎既谈不上是为某种清醒的追求而殉身，也看不出是为某种超强的压力所逼迫。自杀者本来完全可以不必要采取这种极端方式来了结生命，但最终还是自杀了。这些自杀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种种类型：
冲动型。春秋战国时有一则著名的晏平仲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堪称为冲动型自杀的范本。说的是齐景公宠用手下三个大力士，真正的人才因此退避三舍。相国晏平仲便巧妙地用了一个机关，他借一次招待外宾的机会，拿出两个桃子让这三士争功，谁功劳大桃子就赏给谁吃，结果功劳最大的一个反而因表白晚了未吃上，他在又羞又怒之下便抽出宝剑自个抹了脖子。这一下却引出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剩下的两个都觉得对不住这死去的一位而先后步了他的后尘。晏平仲轻易地用二桃除掉了三士，从而为齐国真正打开了人才之路。可笑的是这三士由于太冲动，至死也未弄清自己究竟是为什么死的。晏平仲用二桃杀三士是利用了三士的愚昧和好胜，三士的死纯粹是咎由自取，丝毫怪晏平仲不得的。今人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也多有类似的自杀者，都是凭着一时的气愤和冲动，因此给人轻易地弄了手段。
内疚型。人们熟悉的楚霸王项羽就属于这类自杀。想项羽是何等人物！从他年轻时就自号为“万人敌”见到秦始皇招摇过市时竟敢直呼“彼可取而代也！”随其叔父项梁起兵后身经百战，破釜沉舟，所向披靡，如狼似虎般的秦军能灭六国却奈何不了项羽。和刘邦争天下时也只有刘邦怕他的份。他的“西楚霸王”称号是全凭勇力和战绩树起来而不是由谁捧出来的，即使是在垓下之战中被刘邦十面埋伏尚存二十八骑时犹能“三战而三胜之”他本来完全可以东渡乌江重振旗鼓，但一辈子杀人不眨眼的他却一反常态最后在良心上进行了一番自我谴责：“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他尚知有愧，就是不肯过江东，独自在“杀汉军数百人”后从容自杀。在自杀前他还特地将自己的脑袋许诺给汉军中的一位老乡吕马童做了个天大人情，让他拿去领赏封侯。每当我在玩味史记记述的这一章时总感到有点滑稽可笑，尽管李清照对霸王的这一举动称赞有加：“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但我从心底还是赞同杜牧的观点：“胜负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的。
怄气型。如果说以上“三士”和项羽的自杀都是因为其是武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对问题欠思考的话，那么，宋代的宰相寇准则是不折不扣的一介文人，他的自杀则纯粹出于怄气所致。寇准一生曾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是真正的“三朝元老”他刚直性烈，心高气傲，太宗曾有“我有寇准犹如唐太宗有魏征”之赞语，真宗也是因寇准助成他继承的帝位，可以说寇准一生确是做到了“一心报答赵官家”了。然而他好心终未得到好报，由于政敌的排挤和谗言，他被一贬再贬，先是贬为太常卿，再贬为道州司马，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想寇准堂堂二十年的宰相哪能受得了这般窝囊气，他终于在怄气之下“冲冠一怒”自杀了。死前还不忘郑重地穿上当年为相时的官服，围好御赐腰带，这种腰带全天下也只有两根，另一根太宗自用，并恭敬地向北行跪拜之礼。没有人逼他自杀，照说他只要稍微想开一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了二十年的宰相也够可以了，他满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走自杀这条路，但他却如此一本认真地自杀了，是可悲，孰不可悲？
劝谏型。还有一种带有劝谏意味的自杀就更为可笑了，古书称之为“尸谏”而尸谏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荐人。据韩诗外传载：卫大夫子鱼就曾尸谏卫君，要卫君招用贤士蘧伯玉。清代道光年间，大学士王鼎和林则徐在祥符今河南开封）兴修水利，结为知己。工程结束后，王鼎多次向道光帝推荐林则徐，由此惹怒了道光帝。为了能说服道光帝，王鼎的倔劲上来了，他仿效古人尸谏一法，事先写好一道推荐林则徐的奏疏放在衣带中，然后从容自尽。结果道光帝仍然没有采纳王鼎的尸谏，王鼎算是白白丢了一条命。本来为国家推荐人才是一件好事情，采不采纳也犯不上非要去死的。子鱼和王鼎的尸谏属于一种消极的不可取的规劝方法，想必现代的人不会再像他们这样犯傻了吧。
绝望型。因感到对时局和前途绝望而自杀的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头脸的典型人物当推蒋介石当年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陈布雷虽原是一介布衣书生，却在二十多年中一直是蒋介石政府幕后最有权威的操纵人，是蒋介石在文事方面的左右手，主要为蒋介石策划政事，草拟文告。他毕生忠于蒋介石，从来对蒋介石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不是不敢，而是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闪”念头。他对蒋介石的忠诚与对蒋介石的信赖都是虔心的，他自认为自己是在辅佐蒋介石做着定国安邦的大事，从来不会也不愿想到蒋介石有一天会垮台。但是，当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蒋政权面临不可挽回的颓势时，他是真正地感到痛心更感到绝望了，由绝望而产生自杀的念头。或许他是想以自杀来唤起国民党的警醒，给行将垮台的蒋介石政权注射一针强心剂，但事实证明，他的自杀没有也不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无非是为蒋政权作了无谓的陪葬而已。
抗争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曾经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文革”一时“人妖颠倒是非淆”许多人因受不了突如其来的人身凌辱而争相选择了自杀这条解脱之路，黄泉路上大有摩肩接踵般的势头，比较有名的有文坛老舍、邓拓的自杀，体坛容国团、傅其芳的自杀，军界罗瑞卿大将的自杀未遂，政界自杀的就更多了。他们的自杀似乎都是在印证“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条古训，也似乎都是在作拼死一搏的以死抗争。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自杀者并非都不谙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并非对党和国家都已丧失了信心，他们在自杀前头脑应当说都是相当清醒的。这里不妨举邓拓和田家英为例。据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回忆，邓拓在被打成“三家村”所谓反党集团之首后给党组织写的诀别书中，以铁铮铮的一件件事实揭露了阴谋家和野心家的两面派嘴脸，批驳了他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还满怀深情地用生命的最后一息高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遭迫害时也很悲愤但很清醒地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一个坚信自己所信仰的主义会万岁，一个坚信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他们却不愿意耐着性子等这一天的到来，硬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杀。对邓拓和田家英二人的为人和才华我一向是极其钦佩的，但对他们选择这样的死法我却一直不敢苟同。他们的自杀看似死得壮烈，实际上还是性格里存在有脆弱缺少点坚韧的一面的。
厌世型。这些年来不断听到一些名人的自杀消息，前些年有顾城，他写得一手好诗，却不知为什么竟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还捎带将自己的夫人也与之陪死。就凭这既自私又残忍的一点，我发誓再不看他生前所写死后出版的书。后来有三毛，她是我一位中学同学的小姨，是与琼瑶类似的一位才女。她的自杀一直是一个谜，有的说是为情，有的说是为病，总之是感到这个世界“无可恋”了。现在又有张国荣，本来歌唱得好好的，戏也演得好好的，也不知为什么原因想不通竟从十几层高的楼上跳下去了。这些人的自杀难道都是因为功成名就后看破红尘了么？还是因为心灵受到无可弥合的创伤而干脆以一死来寻求解脱么？没有人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真实答案。但有一点我却敢肯定，他们的选择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都是对这个世界感到厌倦了。他们这样的自杀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是只能使人为之掬泪而不足使人对之效法的。
糊涂型。我之所以想到还有必要单列一种这样的自杀类型，是因为这大千世界上的确还有这样一批糊里糊涂自杀的人们。前些年报刊上曾报道过某些国家存在的邪教组织，裹挟其所在组织的数百信徒集体自杀的事例，那种场面是很有点惊心动魄和惨不忍睹的。你想，不是几个人、十几个人，而是数百人，他们并不是因生活所迫活不下去，也没有谁对他们施以死亡的威胁，却在一个所谓教主的蛊惑号召下，为了一个本来就属虚幻的邪教信仰，就这样自觉自愿地群体自杀了。可以说他们活着时糊里糊涂，死时照样也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这大概也应算得人生悲哀之极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