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三篇

池上客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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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日出

    凌晨四点,北戴河已是窗曙微现,和我同住一室的孙君匆忙将我唤醒了:“看日出!看日出!”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昨晚我们就相约今晨去海边观日出,本来在这宾馆阳台上也可以观日出的,但我们向往的是去海边。海边观日出可以给人更生动更兴奋的感觉哩。

    据友人告诉我,每年的五月二十日是渤海第一次观日出的最佳日子,正好今天是五月二十日。来到北戴河几天,一直都是阴沉天气,今天真的能够看到日出么?我将信将疑。走到大门边问警卫战士,今天有日出么?一脸稚气的小战士抬头望了望天,天仍然罩在夜的大幕下面,但夜色显然淡了许多。他点点头肯定地回答,应该有的吧。我对他笑笑,点点头向他表示感激,似乎这观日出的机缘是他赐给我的。

    我们的住所距海边不过百米远,片刻间就走到了。长长的沙滩上已稀稀落落地聚集起了四十多人,一位手里拿着像机的中年妇女走近我跟前,极力撺掇我和日出照张合影,我摆摆手,她大声说:“日出并不是每天都日出的!”这话把我逗笑了,难道有哪一天没有日出么?我向她解释我们带有像机,她失望地走开,又去缠着另一位游客磨咕开了。

    东边的海空上微微露出了薄薄的晨曦,起初光晕一点点,慢慢便融化成一片了。随着光晕的渐渐张大,整个天空也开始慢慢明朗了起来。我紧张地注视着那海天相接的光晕处,此时旭日正在那片光晕中无声地进行着最后的海底洗礼。仿佛就一刹那间功夫,圆圆的小半个旭日便陡然露头了,可能是海上有雾的原因吧,这小半个旭日呈淡白色,被一片氤氲罩住,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刚出生的婴儿。渐渐地,这淡白转为淡黄,又变为橙黄了。旭日的整个轮廓也愈见鲜明,被远处的海平线一分为二,一半浮在海面,一半藏在海里。在我们的视线内,这旭日两边恰好一边停着一只打鱼船,远远地浮在海面上,像是两个守职的产科医生正静静地守候着这鲜嫩的婴儿出世似的。最令人心荡神驰的一刻来到了,但见那浑如一颗鸡蛋核的金黄色旭日猛地一跃冲出了海面,在同一时刻,海里的那半轮旭日也如闪电般瞬息间消逝得无影无踪。我恍然感觉到那旭日像是被两边的打鱼船同时用力从水中猛然一下子给牵出来一般,那旭日的上面分明还带有飞溅的点点浪花哩。我急看腕上的手表,此时时针正指向四时四十五分。

    离开海平面的旭日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四时五十二分它就升起海面半竿子高了。浑圆的一轮金黄色小球远远地挂在东方的天际,那光是柔和温馨的,像是悬在天穹上的一盏灯笼。不知不觉间,沙滩上已聚集起了一两百人,挎着像机的游客都在兴匆匆地各自选点互相托日照像了。这托日照像颇具浪漫意味,被照的人背对旭日,伸开一手,让手心与旭日成一条线齐,仿佛那轮小巧玲珑般的旭日被托在手心似的。孙君见我正凝视着旭日出神,急着一个劲地招呼我赶快照像,我也效仿着周围游客着托日状留了一张影,孙君自然也一法泡制。由于闪光灯效果不佳,事后冲洗出来整个画面上人物只有影子,唯那轮托在手心的旭日成一圆圆的闪光点了。

    五时整,随着旭日继续东升,那原本柔和的一团橙黄的光亮渐渐变成了一团白炽的光芒,开始有点刺眼,令人不能直视了。对着旭日直线看去,那团光芒仿佛又变成了一根长长的闪着光辉的金线,正穿波逐浪向我奔来。这根金线仿佛有生命似的,我向南走它也跟着向南走,我向北来它也跟着向北来,颇似调皮地与我捉迷藏般。我干脆迎着这条金线走去,趟过绵软的沙滩,一直走到水里,弯下腰来拨弄它,它又散成为一团碎金了。

    海风轻轻在吹,海浪轻轻在摇。朦朦胧胧可看到左边很远的海面上有只小船,船上有一渔人正在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地打着双桨。右边不远的海边则是前日我刚登过的碧螺塔,这碧螺塔造型别致,浑似一只放大了不知多少倍的田螺,高高耸立在海边,俯瞰着宽阔的海面。沙滩上的游客越来越多了,人声也渐渐喧哗起来。几乎到处都是身着夏装的男女游客,有的仍在抢拍日出镜头,有的正在弯腰拣着贝壳,有的则在沙滩上追逐嬉闹。不远处有几位中年妇女正在吆喝着兜售用贝壳和珍珠制成的各类工艺品。饶有意思的是有一对醒目的俄罗斯年轻夫妻,男的魁梧,女的窈窕,身边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不过五、六岁左右的孩子,他们相依着静静地坐在沙滩上,正凝神注视着冉冉升起的旭日。那样子极是虔诚,看来观日出也是需要虔诚的。

    五时十分,橙黄的旭日已完全演变成一轮白炽的朝阳,显得更加耀眼了。海面上起了风,浪花也开始拍岸有声。这时,有一位五十左右仅着短裤的壮健男子印入我的眼帘,他独自一人走下海边,迎着浪头走进波涛,继后俯下身从容不迫开始游泳了,他用的是点头蛙式,但见那只谢顶的头在水中时起时入,向着日出的方向渐渐远去,一直游出了我的视野。

    秦皇行宫遗址的沉思

    来北戴河的当天,孙君便特地购买了一幅秦皇岛市地图,他像个将军似的扒在地图上左看右看,一个点一个点地边画着圆圈边和我打着商量:这里要抽空去看看,那里也要抽空去走走。平素的他是不戴老光眼镜的,看地图时却非要戴上才看得明白。我见他这副认真的样子憋不住笑了,早就听说孙君对工作一向出奇的认真,但凡工作认真的人干什么都是认真的。我随便瞟了一下他画的圆圈,只见靠海边的一个圆圈尤其醒目:秦皇行宫遗址。

    呵秦皇,这千古一帝的秦皇,这为整个中华民族称颂又诅咒了多少个世纪的秦皇,美丽的秦皇岛市,不正是因为他而神奇地出现在了这浩瀚的渤海边的么?

    地图上的秦皇行宫遗址座落在北戴河金山嘴南边临海处,离我们的住地不过一公里之遥。吃过晚饭,我和孙君边散步边聊天,不知不觉间便走到了。这声名遐迩的秦皇行宫遗址从外表上看实在没有什么动人可观之处,除了围墙大门边的一块石碑上赫然标着遗址名号并特地说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外,其他就只剩下一片空旷的被平整过的遗址房基了。这一片房基布局整齐,洋洋洒洒,房基由长方柱础石砌就,房间排列井然有序,使人可以想见当年宫殿的轮廓和规模。据考古学者考证,像这样的秦皇行宫遗址在秦皇岛一带还有多处,不过金山嘴为规模之最。金山嘴现已成了中央军委休养所的所在地。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有考古学者在此地发现过秦汉砖瓦、古墙遗迹和箭簇等物。在休养所建筑之前的一九八四年,当地有关部门曾在这里发现并收集到菱格纹空心砖块、加贝卷云纹瓦当、夔纹大瓦当、直径20厘米的饕餮纹半瓦当、直径180厘米的大陶井和巨大的柱础石等秦代宫殿建筑构件。以秦皇岛为中心,东北20多公里是石碑地,西南20来公里是金山嘴。石碑地以东还有止锚湾,以西还有黑山头。金山嘴以北还有鸽子窝,以西有莲蓬山。如果把这几处已被认定的秦皇行宫遗址连起来看,就可以发现这是一组颇似阿房宫式的覆压300余里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

    这种行宫布局和规模很令我惊讶了,秦皇真不愧为一位大手笔的皇帝,须知他统一六国称始皇帝是在公元前221年,而他五次东巡在第四次住进这秦皇岛行宫时是在公元前215年。只短短五年多时间,在离秦都咸阳千里之隔的渤海岸边就耸立起又一个“阿房宫三百里”!又一个五年后秦皇去世。史料告诉我们,就在秦皇统一六国后的这短短十一年内,他又是修筑万里长城,又是营建阿房宫,又是修建驰道网络,又是兴建行宫,同时还在建筑至今还埋在地下的神秘的骊山始皇陵。可以说是一刻也未停止过搞全国性的大兴土木,而这些大兴土木又无一不是以工程特别浩大著称。统一之前他穷兵黩武,统一之后他劳民伤财,当时的秦朝到底有多大的国力和民力供他这样无休止地驱使和挥霍呢?

    我久久地徜徉在秦皇行宫空旷的遗址上,环视着这一大片黄色的土地,眺望着蓝天白云下面的渤海。昔日这里的金碧辉煌早已随着悠悠岁月逝去,惟有永不知疲倦的海浪年复一年在浅吟低唱着古老的歌谣。这歌谣里究竟有几分是对秦皇的称颂,又有几分是对秦皇的诅咒?后人曾有词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秦皇的暴政之下,当时百姓的悲惨境况可想而知,有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正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天怒民怨。像这样饱浸着血和泪的故事秦皇难道就一点也没有耳闻和心动过么?

    如果就秦皇当时所致力的这些大兴土木所带给百姓的深重苦难,加上他焚书坑儒尽失人心的政治举措,后世的人们将秦皇说成是暴君殊不过份。但倘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想想,倘若置身秦皇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来想想,他之所以一意孤行这样做难道就没有一点他这样做的道理么?换一句话来讲:他当时只能这样做,他不能不这样做!一代又一代的秦王变法苦斗,好不容易才在他手里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他必然铁了心要千方百计巩固他祖祖辈辈接力赛般努力才打下的江山。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不可能知道政权的巩固关键还在人心的向背,他不懂得久经战乱后的人民当时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他固执地以为用武力建立政权也只能用武力来巩固政权。他是个极端的崇尚武力主义者,他始终把假想敌放在了“攘外”方面,却不知他的暴政使活不下去了的臣民最终都变成了他的敌人。他的虎狼之师能灭掉同样凶狠的六国铁骑,却终奈何不了未经过多少战阵的陈涉吴广。可以说他毕生都在为巩固他的政权在作努力,其执着其辛劳其建树均可圈可点,但到头来终究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他的悲剧。

    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记述的秦皇来秦皇岛的动机:“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碣石究竟是指的哪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引用了三个注解,一为班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骊成县西南。文颖曰:碣石在辽西郡巩县。郦道元曰:濡水至巩县碣石山。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钜海之中,名天桥柱。现代的专家们则认为:秦皇所至碣石,当是指秦皇岛这一带无疑。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肯定地指出:“山海关东有墙子里(即石碑地)秦皇遗址,金山嘴也有秦皇遗址,这是一回事。秦皇‘之碣石’其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中国海岸连成一条线,东南是线,这里是个门。有这个门,就有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地位。”碣石的千古之谜之争看来有结果了,如果我们认可这个结论的话,碣石就不仅仅只是指海洋中某一块孤立的石头,而是指的整个秦皇岛这个地域大概念。那么“始皇之碣石”难道真的就如司马迁所说,只是仅仅为了求长生不老药么?错了!自古帝王梦寐以求的无非主要有两点,一为万代之基,一为万岁之身。秦皇希求长生不死广求仙药当然是客观事实有史可查的,这自有北戴河“秦皇求仙入海处”为证。但我并不认为秦皇之碣石仅仅只带有这一个目的,他当时考虑更多的可能还是如何巩固他的万代之基,即统一大帝国的地位。正如苏秉琦教授所言:“这里是个门”是个通向海外的大门。雄视千古的秦皇自以为统一了六国,而且他已“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他不惧怕也不相信域内还会有人造反。对陆上有可能来自北匈奴的威胁,他也做到了未雨绸缪,建长城、修驰道当为他整体宏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且他在“之碣石”不久又即派了大将蒙恬亲率三十万大军北镇边陲。我们可以肯定地大胆假设他当时所隐忧的主要还是海外。在航海和通讯都极不发达、自然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的那个时代,他既然是那么笃信海外有仙人和长生不死之药,他又怎能不担心海外有那些不为他所知但可能存在的更为强大的敌人?碣石“是个门”他之所以要在这里大兴土木再造“阿房宫三百里”正有力地说明了他对这个“门”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倘若他真的能长生不死,他将还会有十次、百次的东巡,而在这里滞留的时间恐怕不会亚于千里之外的咸阳宫和阿房宫。

    在我的想像力的敷演之下,眼前的秦皇行宫遗址恍惚突然间重现了当年的巍峨,风尘仆仆的秦皇此刻正伫立在殿阁之上,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远处的海天。这样的场景当年必然是存在着的,他可能在想些什么,他会想到些什么,他周围的臣仆自然谁也不敢去问,今天的我们当然更无从知道。但我们可以揣测,他所思所想的必然大多与如何巩固他的万代之基密切有关。在他称始皇帝后的十一年里,据史料记载他就曾五次东巡。那时的出巡不像现在这样有舒适的汽车飞机可供乘坐,往往数月内都得在黄土地上颠簸;那时的出巡也不像现在这样有森严的保卫措施,他在那个叫作博浪沙的地方就曾险些遭到死亡的威胁。他本来完全可以享坐深宫,终日陶醉在美女如云的温柔乡里。可他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出巡。他一边出巡一边处理国事,处理国事又从不优柔寡断而是大刀阔斧。他终于在七月流火的出巡途中一病不起,死时刚刚到知天命之年。按现在人的话来讲,说他是“因公殉职”似乎也说得过去,说他是“为国而亡身”大概也非为过誉之言。

    这就是秦皇,这就是那个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皇。羸政,勤政也。他的暴政尽管多少个朝代以来不断地遭人诅咒,但他的丰功又何尝不是多少个朝代以来不断地受人称颂!

    美国人迈克尔h哈特在他的著名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中将秦皇列为第18名,他是这样客观地评价秦皇的:

    “秦始皇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皇帝。他在位期间,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改革。随后中国之所以一直保持着文化统一,这些改革是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人为他的暴政结束而感到欢心喜悦,但却谁也不想回到秦王朝前的时代去。下一个王朝汉朝继续实行秦始皇所建立的行政体制。实际上中国帝国的组织形式按照他所制订的路线继续了两千一百年之久。秦始皇开创的政治和文化统一的局面是不可逆转的。”

    或许这位美国人的话是对秦皇最中肯的论评。

    无言独上西楼

    是北戴河的一个血色黄昏,我来到了这栋小楼。因小楼位处北戴河西山,小楼的主人又早已驾鹤西去,故我将这栋小楼权称为西楼,这称呼里多少带了点戏谑的意味。我来到这西楼干什么?是参观,是凭吊,还是发思古之幽情?我说不清。

    西楼的主人和我是湖北老乡,生前是一位功勋卓著威名赫赫的元帅,曾被党章钦定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这西楼是他在北戴河的避暑住处,也是他离开人世前最后的一处驻所。可以说他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着一种很不光彩的表演尚未落幕期间突然消失的。对他的盖棺定论是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四个短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当他坠毁荒漠的消息骤然传出时,举国为之震惊,亿民因之失语,当时国人的那种近乎茫然若失的感觉我至今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呈现在我眼帘的西楼是一栋不起眼的二层楼房,孤零零地蜷伏在联峰山公园侧的一个小山坡上,样子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座暗堡。西楼四周均有围墙和树丛挡住,正对着小车道的大门里是个车库,进了车库就进入了楼内,车库内的侧门则正对一楼内走廊。这种建筑样式尽管实用但丝毫不能给人以美感,可能是因西楼的主人晚年怪病缠身怕光怕水怕风和基于安全的考虑才特地这样设计的吧。楼前的车道也并不平坦,是条缓坡,下去不远就左拐弯。这拐弯恰到好处,好就好在能使来西楼的车不到近前则无法正面看到西楼真面目,无形中使西楼增添了一种神秘感。拐弯处立着一个岗亭,卫兵在岗亭内可以同时眼观两路,既能看到西楼的车道出口又能看到坡下车道。因多年已没有卫兵守卫,岗亭已经是锈迹斑斑四面透风了。

    我伫立在岗亭旁边,感觉着卫兵眼观两路的感觉,想像着当年西楼的主人仓惶出逃时的情景。据后来文件所说,小车开出车库左拐弯时曾遭到卫兵阻拦,在下面不远的丁字路口还鸣了枪,死没死人我已记不清了,但小车还是开出了北戴河直驶上了去山海关机场的大道。北戴河离山海关尚有几十公里之遥,小车即使跑得再快,还能跑得过红色电波么?在小车疾驶山海关的这段时间内,全国的机场都已经奉命关闭。西楼的主人一生曾身历百战,对许多重大战役都能做到运筹帷幄,此时难道还预感不到这样出逃的徒劳么?不管他是被挟持上车上机也好,还是他认为与其束手待擒干脆拼死一逃也罢,他在永别西楼时这一愚蠢举动只能暴露出他最后的无奈。想到此处,我不禁有点为这位昔时在战场上曾号称“常胜将军”的西楼主人感到悲哀了。

    天已将晚,西楼一片沉寂。四周围听不到一声鸟鸣,也没有一丝风,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了。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慢慢踱进楼内,似乎要寻找以往这里的一切人和一切事的些许踪迹。一楼内走廊里没有灯光,显得黑洞洞的。各个房间都紧锁着,从门缝里看进去,有的房间里面放着几张单人床铺,杂乱地摆放着想必是附近民工的简陋的铺盖卷。因一楼上楼的楼道已经堵塞,无奈我只好又踱出来从后面小山坡的楼梯走上二楼。二楼同样空无一人,光线较之一楼要强些了,借着夕阳的余辉,我看到斑驳的墙壁上有人为的刻痕,陈旧的地板踩起来橐橐有声。因年久失修,整座西楼内满目疮痍,也似乎未见有人打扫,墙旮旯里还能依稀见到有人就便出恭已风干了的秽物。

    我在二楼的阳台上站立多时,视野内只见逐渐暗淡下去的树丛,和远处朦朦胧胧的小山。我恍惚感觉到自己是在做梦。我站立的这块方寸之地,想必曾是这位西楼的主人和他的那位贴身主任及另一位叫做“老虎”的骄子并肩站立过的地方。此时人去楼空,眼前物是人非,只有一种使人窒息的无边沉静包围着我,它使我的两只脚似乎再也难以挪动半步。潜意识里似乎有人在对我耳语: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知道这西楼的不远处就是浩瀚的渤海。此时,渤海的波涛一定仍在翻腾,尽管我听不见它的涛声,但我却分明感觉得到我思潮的涛声。而且我断定我思潮的涛声不会亚于渤海,我的思潮正暗合着渤海的波涛在一起激烈地翻腾。

    我在回溯着西楼的主人漫长的人生之路,从那曾为千万人景仰的朴素的n家大湾到这风光秀丽的北戴河,西楼的主人的人生之路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有人曾言他的一生中始终都是在一种很不情愿的被动的心态下行事,那就更令我感到奇怪了。为何一生违心行事的他竟还能在事业上取得杰出的成功,竟还能一直成功到位居“一人之下亿人之上”莫非惟有这样的经历才构成了他一生的传奇?

    西楼主人的一生中的确充满着传奇故事,而这些传奇故事又的确多是他在一种“很不情愿的被动的心态”下演绎出来的。想当年他在那座偏僻的n家大湾时就是因“很不情愿”父母为他的包办婚姻而逃婚走上革命道路,这一“很不情愿”竟意外造就了共和国的一位开国元勋。据说他在初上井岗山时就曾当过逃兵,只不过未能逃得出去才“很不情愿”地留了下来,还差点因此给当场毙了。当上红军将领以后又曾发出过“红旗究竟打得多久”的哀叹,这又是一种别具形式的“很不情愿”在当时曾被作为一种错误思想而遭到中央的批评,毛泽东还专为此写了批评文章。长征时他又因“很不情愿”走“弓背路”而牢骚满腹,又被毛泽东斥为“一个娃娃懂得什么?”在延安时他又“很不情愿”地交出兵权去当红军大学校长。解放战争初始时他同样“很不情愿”地被派往东北。打锦州时也是“很不情愿”这些个“很不情愿”交叠一起,无疑使他的心态和行为经常处在一种复杂的矛盾之中。难就难在在这些个“很不情愿”过后他竟还能成就了许多丰功伟业,怪就怪在当这些“很不情愿”过后并未影响到他“直上重霄九”的辉煌前途。要说他的“很不情愿”终未逆个人意志行事的就我所知惟有两件事:一是他的逃婚,二是领兵赴朝。他身染的痼疾在后一件事上帮了他的忙,使他在“国有疑难”时不仅名正言顺地未去朝鲜打仗反而去了苏联治病,而苏联当时堪称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后方。

    三十多年前,我就曾听说过他是一位“常胜将军”当时我是一个崇拜英雄的翩翩少年郎,那又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这种崇拜感使我在后来得知他被定为接班人后更是一度到了顶峰。我曾为有这样一位前辈老乡而感到骄傲,我相信当时所有的“九头鸟”们同样也都会为有这样的一位前辈老乡而感到自豪。长成以后看问题比较客观些了,我得知他也并非百战百胜,湘江之战的失利,四平之役的败绩,作为前线指挥员来讲,也很难说他就没有一点责任。但纵观他的一生,他又肯定是一位“常胜将军”在很多人眼里,他的确最擅长于打仗,在那战乱的年月里,上苍似乎就是专为打仗而将他降临人世的。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长征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堪称他的实习作,平型关大捷堪称他的成名作,而辽沈和平津战役则堪称他的代表作。他麾下的百万雄师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他这一生可以说始终处在一种指挥作战的高度亢奋中过来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常胜将军”却在他的晚年栽到了他自己选择的“滑铁卢”无可挽回地走了“麦城”他的一生终归于一败涂地原因何在?这里只有惟一可使人信服的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以往之所以常胜是因为他代表着的是正义,而最后的一败涂地则分明是因为他代表着的是邪恶。

    我从来不相信有人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坏人,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喜欢看电影辽沈战役,就是欣赏它的很客观的一面。它既展露他在固执己见坚持打长春时不理睬中央的错误,又称誉他在坚定打锦州后的决策时果断沉着的大将风度。这样写历史才令人可信,才显得真实。

    我不知道西楼的主人生前对自己的一生是否作过反思,或曰回忆。他是一个平素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之人,许多书中都是这样写他的。但我肯定他无疑很善于思考,他爱沉思,否则他不可能在指挥作战时总是稳操胜券。不知他在最后被人裹挟上车和上机时,不知他在飞机失事时的那一刹那间,他会想些什么?他对自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可曾有过后悔么?

    不妨试着推测一下,如果说他在临终前确曾良心闪现而有过后悔,我想那应当是后悔不该“很不情愿”地去做假。他在青年、中年时尽管有过那么多的“很不情愿”尽管实践证明那都是他不成熟的表现和错误,但这种摊在桌面上的“很不情愿”毕竟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尽管当时他受到了批评,但他后来却并没有吃亏。说到底这与当时我们党内浓厚的民主风气分不开,允许人讲真话而不一棍子打死,允许人犯错误也允许人改正错误。但晚年的他则不同了,他把自己的思想给深深地藏匿了起来,而代之以违心地搞“大树特树”他明知个人崇拜和“一言堂”导致了党内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他也明知“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一场浩劫,这在后来披露出来的他私下搞的那个“工程纪要”中可看出端倪,但他还是要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去做假,去违心地为之大唱赞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他日益膨胀起来的个人政治野心作祟以外,我以为也是与后期我们党内民主风气的逐渐丧失分不开的。谁说真话谁就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民衷心爱戴的彭大将军被罢官就是一个铁证。可悲的是西楼的主人只是从反面吸取了说真话的教训,而将违心地说假话推到了一个高峰,其结果自然是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民主是造成诸多悲剧的一大根源,阴谋家野心家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逐渐酿成的。说真话的彭大将军的被罢官诚然是一个悲剧,说假话的西楼的主人的最后晚节不保又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站在西楼的阳台上,我浮想联翩,难以自已。我深深感到了建立真正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当党内真正形成敢于说真话而不会遭到打击的良好政治局面,和相应建立起铲除产生野心家阴谋家土壤的监督约束机制,那就是我们党最大的成功。

    怀着一种思窦顿开的释然,我一步步地走下西楼。北戴河的夜晚华灯如昼,该是回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