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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反反复复在想一句话：外表的冷漠是保护自己的盔甲，内心的冷漠是什么呢？有很多很多事，无法更改，无法争辩，如果还要继续生存，默默接受就是了。如今，当我面对别人的悲喜，我能做到无动于衷。当我打开台灯，坐在灯下看书或写字，我能保持内心波澜不惊。当我翻开报纸看到一些阴暗之事，我能把报纸随手扔掉，心里不留一点痕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我记得，当初我不是这样的。
几年前，当我刚走出校门的时候，浑身上下都带着洁净的忧伤。枕边摆着各种文学名著，诸如红楼梦、百年孤独等等，特别喜欢玄虚的文字，对形而上的空灵世界万分迷恋。那时，我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愿意用双手改变自己的生存轨迹，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进发。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失败是成功之母等句子被我当作座右铭，每日念诵，激励自己奋进。
当然，这样的观念如今已经很淡漠了。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教授问道，你们还记得自己高考时写的作文吗？当然记得。教授说，同样一篇文章，如果让这个老师改，说不定会多一分，让那个老师改，说不定会少一分，弹性比较大。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为什么你的作文偏偏碰上了某个改卷老师。他如果多给你一分，说不定你现在在北大，他如果少给你一分，说不定你会复读。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的命运已经被别人决定一次了。
这样的道理因为真实，因为残酷，因为确实如此而使我们听得愕然。
接受了多年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我循规蹈矩地成长为一个热情正直善良的人。刚毕业的时候，我心里存着坚定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决心和勇气，动不动就被为民请命的激情填满胸臆。当我扛起沉甸甸的摄像机，将镜头焦距调整好，对准那些让我愤愤不平的事时，一股正气在我心中回荡。我非常真诚地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使者。那时，我沉迷于手持话筒的感觉，黑色的话筒更像是一战士的武器，一把枪，一颗手榴弹，向着黑暗和混沌奋力一击，哪怕用尽全身的力量。当我坐在闪烁的编辑机前，看着我亲手拍下的场景，当我用双手把它串连成完整的情节，我在想，我手里掌握着强大的武器，我有力量去谴责和帮助，能把所有的罪恶或是不幸放大，惩恶扬善，让世界一片澄明。
我就这样自信着，努力着。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地变得失望，冷漠，麻木。大概是从1999年秋天，那次我偶然听到的谈话开始的吧。那天下午，我在单位上班。四点左右的时候，忘了为了一件什么事，我走进主任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一位来上访的中年女人，低头垂泪。我进去的时候，听见主任在说一句话：你得承认这世上有不公平的事，当这些不公平的事降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得接受。
我至今依然记得我当时的惊讶和怀疑。在我心目中，主任是个刚直的人，做过无数期节目，得过很多大奖。开会的时候，他教我们如何得到别人得不到的素材，如何选择别致的角度表达司空见惯的现象。他教导我们，做个好记者，要靠发自内心的浩然正气。
我按照他和书上的要求去做。可是，他说，你得承认这世界上有不公平的事，当这些不公平的事降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得接受。
这不是我们习惯的理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抗争，要改变。
我无法说清这句话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多大影响，好几年了，我忘记了很多曾经刻骨铭心的事，可是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句话，当我面对一些事的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起它，把它当成劝慰，或是托词，以平息怒气。
我20岁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演讲，题目叫坦然地面对。大意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坦然地面对，走过去，前面是彩虹的意思，很老套了。可是，当时，我真的是很精心地写这篇演讲稿，词句华美之极，富有音律之美。现在想起来，那稚嫩的真诚和自信依然让我感动。如今我再也写不出类似坦然地面对这样的文章了，坦然早已变成了一个奢侈的形容词，离我很远。
我至今仍旧无法摆脱喜爱憧憬的毛病，总是把什么事都往好的一面去想，在幻想中塑造生活的种种完美场景。可是，我已经有了足够的理智提醒自己种种缺憾的必然。世间有残疾，有贫穷，有困顿，有天灾人祸，有令人叹惋的不幸。愤怒有用吗？还是有无辜的人无端遭受牵连，纯洁被强权侮辱，黑暗的洞穴真实地呈现。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能改变的只有我们的内心。当我面对不平之事的时候，我渐渐地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像当初主任劝慰那位中年人一样劝慰他们：你得承认这世上有不公平的事存在
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像个普通人那样，享受最普通的幸福和乐趣。祈祷不公平的事离我远一些，祈祷身体的健康和愿望的完满。在大相国寺的菩萨面前虔诚地焚一柱香，许一个愿望，内心很安宁。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想，世界正因为残酷，才显得生动感人。有漫长的黑夜的衬托，白昼才会显得可贵，值得珍惜和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