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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父母对我们说:“你们这一代多么幸福!”他们是绝对想不到后来会发生那场社会大动荡的,当然更想不到那场动荡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什么。整整十年!而且是我们最美丽的年龄。
——现在我自己做了母亲,我绝不对儿子说:“你们这一代是多么幸福!”我不说。
一、买鱼
时光倒流到爸爸妈妈都去了五七干校,我成了一家之主的时候。
“铃铃!”我以为是上课铃的那一阵当啷,其实是小闹钟打闹。我真不愿意醒来,我非常非常留恋那个五彩斑斓的梦。梦里我有一顶小红圈,正在猴皮筋上跳了一个最好看的谁都不会跳的新花样,连音乐老师都看呆了。但我还是醒来了。我知道我不能变成梦。
天是全黑的,稀稀疏疏地点了几颗星星。星星都被冻得苍白了,渐渐地发抖。一点东方将白的迹象都没有。
我挽一个大菜蓝子出门,一个人在没有街灯的巷子里走。我连跑带跳,尽量地让鞋底跟在街面的小石子碰出声响,这样就好象有了个伴儿,也可以压住一点心里不断发抖的感觉。今天是星期末,是妈妈要回家度假的日子。很久了,很久了,妈妈终于要回家过一个星期天。她一定会端出一个我意想不到的礼物吓我一跳,我也要端出一件她意想不到的礼物吓她一跳。妈妈有很好的烹调手艺,我的钱罐子里还有5毛钱。那时候物价很便宜,5毛钱就可以买到两斤土棱鱼了。
菜市场还没睡醒呢,四扇大木门紧紧地闭着,又厚又重,不知道门后藏着什么宝物。几条长蛇称已在门外摆开了,排在长蛇阵里的人们是千姿百态,有铺一领草席卧在地上的,有坐在小木凳上打“哔哔啪”的,有倦在墙根下打磕睡的,下颌在胸前一磕一磕,荡水就慢慢地流了出来队伍绕着门前的石柱弯了一弯,然后曲曲折折地摆到露天的泥地里去。我把大菜篮摆到买鱼的队伍里,站起来数那些草席、木凳、砖头和菜篮,数到我是第二十三名。我立即心算了一个数字,假若每人限买两斤,那么即使只运来一筐鱼,也可以有我一份了。
姐姐也离家“闹革命”去了,家里只剩下我独自一人。虽说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无限期地放了长假,也没有功课可做,我觉得我还是很忙的。买盐要排长队,买煤要排长队,买草纸要排长队这样一样一样地排下来,就有了无限的操心事。况且父母留下的一点生活费,是要认真计算着花的,一时错了,这个月就有饿肚子的可能。所以平日里吃鱼的事是从不敢想的。今天可不一样,今天是妈妈要回家。妈妈回家就一切都重新开始,所以我可以一次挥霍掉全部的余款,不必用它筹划这个月剩下的日子。我全部的余款是一张新的象利刀片一样的5毛钱。
正胡想着,菜市的大门开了,那木门重得竟能发出隆隆声,使人一时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那门环上长着两匹铜铸的狮子。人们一窝蜂似的往里涌,少不了互相碰着了踩着了,吱吱哇哇地乱成一片。好不容易拥了进去挤到一个队伍里站定,脑子里嗡嗡的响,脚背上全是鞋印,各色花纹都有,是泥是水也分不清了。再数一数,我已经成了第四十二名了。菜市场的木台子前摆开去,逶迤蜿蜒,十分壮观。
太阳从顶逢的天窗上照下来,先是玫红的,后是浅金的,再后来是白炽的,直宜地从头顶泻下,叫人头晕目眩。我饿得心发慌,腿单一点一点地软着弯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一声喊:“鱼来啦!”
嗡的一声,队伍里所有的木凳砖头都变成了人,于是队伍就挤得弯出好几个弯,有的连弯也看不出了,密密实实的一墩,都堆满了人,再也数不出数目来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只有一片蓝颜色的脊背。我拼命地踮起脚尖喘气,我什么也不敢期待,什么也不敢算,只是漫无目的地被人们推着挪动,一寸往前,一寸往后,每一步都要很费力地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透气的空隙,我在课本上读到过“锄禾日当午”的苦,读到过老渔夫在浪中搏斗的苦,但是没有读过买鱼的苦。在我热衷于发明跳猴皮筋的新花样的年龄,我的确不会想到买鱼的苦。
我恍恍惚惚地挪了好久好久,好象是半辈子了,终于挪到了鱼台跟前。售货员的动作十二分的麻利,把最后一个筐子底朝天那么一倒,倒出最后六条小鱼来,扒到秤上一拎,随即厉声地吐出两个字:
“六毛!”
我一下懵了,那张崭新的5毛钱在手心里发出一声脆响,我说:“我我要不”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这时几个蓝颜色的脊背一起冲了上来,一起举起菜篮子,一起大叫:“给我啦!”只听嚓的一声,六条小鱼不知滑进了哪气只篮里。
“洗鱼台啦!”售货员们喊着。一桶清水带着鱼鳞鱼血,呜呜咽咽地淌下来心。
二、失学
读书的时候总是很恨考试,很恨老师布置没完没了的作业,总是盼着放寒假、放暑假。可是现在整整两年学校没有上过一天课,再也没有老师布置作业,再不用考试,反倒却怀念起学校来了。
爸爸一旦回家,见我又在疯玩,就很生气,厉声地喝令我站在墙角里,要检查我的作业。我再三再四地向他解释说:没作业了!早就没有作业这回事存在了!爸爸总是胃疼似的发出一声呻吟,然后就颤颤地责问我,说为什么不去学校问问什么守候复课?说或许人家早就复课了,独独漏掉通知我。
于是我就只得到学校去问。我不知道怎么个问法,去问谁。校长每天抱着把扫把扫校园子,然后从大门口扫向马路去。他眼珠子木木的,背也驼了。叫他一声“校长!”他下意识地咧一咧嘴,可是半天也不见他答应一句。
教室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中学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已经“杀向社会”不在这里刷标语或拼刺刀了。
我一层楼一层楼地上去,下来,每一间教室都站一分钟,看一眼七零八落的黑板。风从没有一片玻璃的大玻璃门外吹来,慢慢地在楼道里穿行,发出一种沉闷的回声,莫名其妙地令人毛骨悚然。我很想撒腿就跑,但我没跑,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从来不曾一个人拥有如此大的空间,我不知道我在这空间里可以干些什么。
我考进这所学校是很不容易的,三千个孩子竞争那八十个学位,我竟然可以成为胜利者之一,这曾经使爸爸妈妈和我原来的老师很是荣耀了一阵子。那年的六•一节里,满面春风的班主任老师用比平日里高八度的嗓子,向我们全班同学朗读了一段晚报上的新闻,那新闻里有这样的句子:“几个九岁的红领巾,用流利的外语表演了小红帽的故事”那上面说的“小红帽”就是我。
父母和师长总是说:“你们这一代真幸福!”我是不会激动的,因为没有不幸福的生活反衬,所以我无法理解幸福。
终于有一天,有一位老师老家访了,接待她的,是十六岁的表姐。
这位老师就把一份油印的东西交给我那位十六岁的“家长”说:
“外语学校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它培育的都是修正主义的小苗子。”
我站在姐姐身后,端端正正地,象课堂上叫“老师您好!”的样子。
“从现在开始,我们宣布外语学校解散了!”
姐姐什么也不说。我也没说。
送这位老师出门的时候,她似乎刚发现了我“啊”了一声,说:“都长这么高了!”说着眼圈竟红了。我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她一眼,终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我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做学徒工,于是童年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