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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惊险的一幕，余悸犹在。当时，回校后我信笔写就，姑且把它称之为有感而发的随笔吧。为了便于引发一点作文之道，也只好先附文其下作为引子：
拷问感情
拼拼打打，一路艰辛，谁想年届不惑，一纸任命书，把我推到了某小镇的一所初中担任了校长。
有感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曾一厢情愿地以为，我虽不善交际，但必须要有人文关怀，属下即便有多大的闪失或与自己曾有过激烈地冲突，我依然坚守着——宽容！但历经了那心惊胆跳的一幕后，催我猛醒：人性的宽容，可以包容一个人的缺点，但有时也许会把他推到命运的边缘或终点。
这是一个令人惊恐的真实故事——
2006年1月12日的早晨，我照例六点半骑车赶回学校上班，这是一个阴雨天，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薄雾昏沉，能见度不高，我穿着皮衣裤，戴着头盔，已经是全副武装了，但冷风依然还是从缝隙中灌了进来，感觉依然是冷嗖嗖的。当我骑到了人字路口边时，看见了“人”字那边开来一辆拖拉机，车里载着十几个民工，一看便知是赶到工地打工的。在人字路口，我开在拖拉机的前面，我以50马的车速行驶着，当时我想，以这样的车速，它也可以跟着我后面了，否则超速危险啊。谁知开了两里路程左右，它就从我身边超车了。我想，咬住它！这时拖拉机在我前面，我在它的后面，十几个男女民工在车的拖斗里拥挤着，攀扶着，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当时真有冲上去叫停的念头，但一想起他们挣钱的不易，一股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幸好，司机大概还是一个较为老成的人吧，他也只以55马的车速行驶着，因此我一颗悬挂的心也暂趋于平静。在平静中我保持着车速紧跟着，关注着。当我们的车一前一后又行驶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时，这里有一块三角的绿化隔离带，他往东，我朝西。正在这时，隔离带那边也有一辆自西向东飞驰过来的货车，而右转弯的拖拉机，也许天气的能见度缘故，也许司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右转弯东面的路向上了，也许是为了赶时间但它与货车侧面相撞已危在瞬间，所幸司机反应迅速，一个急刹车，一车人掀翻在隔离带的绿化丛中，好险！我调头赶了过去，看到他们一个个扶持着爬了起来，人员只受了些许的皮肉之痛。
驱车再赶回到学校，一颗悬挂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想，假如旁边是一道悬崖、一条河流呢？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心中默默地祷告着：农民兄弟姐妹呀，你们虽有养家糊口的艰难，但你们更要关爱自己的生命。但我转而又想，假如这一幕真的出现，那我怎能够原谅自己呢？我当初为什么不去劝阻，或者干脆去报警呢？我所谓的同情那又是多么脆弱！是呀，爱他们，就要多为他们着想。于是，我又联系到自己的学校管理工作，我所谓的人文关怀或者宽容境界是否把握好了分寸？有没有滥施？也就是说爱会不会转向害的另一边呢？看来作为一名管理者尤其要注重情与理的选择，在人文关怀时，请多一份理智处理。
——路上的这惊险的一幕，我就这样不断地拷问着自己的感情。
读完这篇短文，请大家千万别误会。真的，我并不是在标榜自己的人品是如何的高尚。我权且把它当作一则材料的引子来试着分析“做人与作文”的关系，同时也尽可能地生发一些必要的联系。
首先，我作为一名从事多年的教育工作者，我还是坚信自己这点社会责任感会有的。我与拖拉机一路行，我关注着他们。因为曾经也是农民的我，是与他们有过相同的命运，所以我为他们担心。我所见的这惊险的一幕车祸，在一路行中，我完全可以不闻不问，因为事不关己。如果是这样，那当然就没有开头的这篇拷问感情的短文了。可见，做人即作文。
其次，当我把文章写出于纸笔时，这惊险的一幕车祸刻于心魂。它引起了我更多的思考：关注农民，是出于我的同情；保护他们，才是我行动的至理。可是我的行动是那么脆弱，没有劝阻，没有报警。这样，我就把理智让位于感情。因为他们坐拖拉机上班，一定是迫于家庭的经济压力。而这一切，我在写作时，它促使着我联系到自己的学校管理上，作为校长在感情关怀时，应该要多一份理智处理。因此，在写这篇短文时，我作的是文，做的是人。
再次，我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在运用联想的写作方法时候，还要辩证地去看问题。当惊险的一幕车祸叙写于我的笔端时，从我对农民关注的这种同情，不想也许正酝酿着一场灾难，联想到人性宽容的爱在自己的学校管理上，也有可能会转向害的另一边。爱与害，其实也是辩证的关系，不把握好分寸，是会转化的。这样，在今后为人处世的思维方式上也须多加留意。
做人与作文，其实是个老话题，但也说出了为人之道，行文之理。什么文如其人，言为心声，文品即人品，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做人就是作文，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只有浪漫潇洒的李白，才会写出“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爽；只有不折腰的陶渊明，才会写出“采菊东篱下”的怡然；只有清醒冷峻的鲁迅，才会呐喊出像投枪匕首一样的文章；只有凄婉清丽的柳永，才会吟唱出杨柳依依的诗句
做人即作文。如何书写人生，就看自己怎样做人。所以，光辉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用人生为笔，宇宙做纸，行走一世，写出不朽的诗章！